美中二國外交官在阿拉斯加首府安克拉治的對話中，針鋒相對，火花四濺。

快要讀完丹尼爾‧舍恩普夫羅格的《彗星年代─1918‧世界重啟時》。1918年11月，那個冰雪長雲，鬱暗寒冷，卻又充滿粉紅泡泡的月份。四年的戰爭噩夢已成歷史，在《十四點原則》的樂觀催化下，許多人都堅信：將來一定比現在更好。過去四年的犧牲血淚，只是為掃平更和平、更平等的新世界的障礙的必要代價而已。停戰，像掃過天際的彗星，壯麗驚喜，卻注定不能長久。

1919年開始的戰後處理─特別是以血還血，以冤報冤的凡爾賽和約，瞬間將人們打回現實─還是那股熟悉的、腐敗的、充滿動物性的報復心理的氣味，主宰了戰後秩序的安排。

於是丹尼爾說：從1919年夏天到1920年初，人們從「停戰的夢鄉」醒來，離開了熾熱的彗核─那裏的高溫促生了種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與幻想一同破滅的，還有理想與文明。

對瀕於衝突的美中外交會談，《聯合報》的社評說：既然已經扯破臉，美國是否從此開始更加張狂地對中國展開極限施壓，甚至打破核大國之間不發生直接戰爭的鐵律，雙方不時出現局部、有限戰爭，或刻意將各自的代理人推向戰爭，就有可能成為全世界人民未來的夢魘。

而丹尼爾的下一段話，卻似為當今的世局預下讖語：

現在，前景愈發黑暗，一個毀滅一切，充滿仇恨的世界，正透過不斷湧現的暴力成為現實。二種極權主義型態各據一端，以對方的毀滅互為要挾。接下來要到來的，是極端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