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與香港可算頗有淵源,1939年入香港大學讀了兩年,1952年到港大復學,後替美國新聞處譯書,至1955年赴美為止。她在四十年代初幾篇小說皆以香港為背景,在《茉莉香片》中,她為這個城下了註腳:「香港是一個華美的但是悲哀的城」，這形容可能到了今日仍然貼切。她經歷了香港淪陷，寫下大氣的、驚心動魄的《傾城之戀》，有如東方版的短篇《亂世佳人》。直到1976年完稿的《小團圓》,第一部分仍是寫她戰前在港大的經歷。在張的小說中,對背景有最詳盡描述的，恐怕也是香港,香港的景物、花木,在她的筆下,統統成了傳奇的材料，從沒作家把香港形容得如此浪漫和富有異國風情。

除了為她提供了創作靈感外,香港也為張愛玲帶來她下半生兩位最好朋友,宋淇和鄺文美夫婦,也是因為他們的緣故,張的三部自傳小說,還有收錄在《對照記》的《異鄉記》等精采的散佚作品現在才得以出版。宋淇(Stephen Soong)筆名林以亮,在香港電影界、翻譯界均有成就, 曾在香港電懋任職監製，為張愛玲覓得編劇的工作,留下多部電影作品。其後他幾乎是張的義務經理人,促成她在87,88年出版《餘韻》和《續集》,證明她「還在好好地過日子」（《續集》自序），前者的代序是他執筆，連後者的自序也是他代筆為張寫，免得她不知拖到何時，他在給皇冠編輯的信中談到此事,說「否則遙遙無期，大家都給她吊在半空......想不到一代才女會落到這地步,不禁憮然。」張愛玲則在給宋淇的信中指出「這兩本書是虎口餘生，好不容易都虧Stephen慘淡經營，無中生有，簡直使人心酸。」可見張當時的窘境，連一篇序也最後要由宋淇捉刀，自己的舊作也差點被人搶去發表，出不成書。

這些不為人知的往事，在新出版的《張愛玲私語錄》中才揭露出來。張愛玲和宋淇夫婦之間現存的書信據說有六百多封，在《私語錄》中刊出了部分，記錄了他們的深厚情誼。原來鄺文美(Mae)也是學貫中西的才女一名，難怪張引她為平生第一知己。他們也是她的最佳讀者，宋淇在1978.7.19給張的信中寫道：「你離中國太久.......看的中文書報也較少,停寫之後忽然大寫,文章有點生硬,尤其是《紅樓》，Mae也說句子好像chopped up,連之不起來」,並勉勵她出一本散文集。《小團圓》似乎正有這種生硬和文句斷開的問題。

他們除了惺惺相惜外,也同病相憐，多災多難，分別患上各種大小疾病,宋淇夫婦更經常抱疾為張愛玲辦事,宋淇自己也有不少著作,但卻犧牲時間精力為張出書,今日在書店裡也許找不到林以亮的書,但張愛玲的著作卻仍然持續在增加中。張愛玲在1995年九月離世,宋淇大她一歲,也在翌年底過世,彷彿完成了他幫助張的任務。

這段文學史上動人的友情,令我想起藝術史上另一段感人肺腑的關係,就是Vincent van Gogh 和他的弟弟Theo,Theo也是在他哥哥自殺身亡後不久人世。較少人知道的是Theo 的遺孀Johanna van Gogh-Bonger, 她和Theo結婚僅一年多，在他死後，她不遺餘力地推廣梵谷的藝術，並孜孜不倦地編輯兄弟之間約六百多封書信(大部分是畫家所寫,Theo的信僅存三十多封)，這些書信的出版令梵谷更成為一代傳奇藝術家。

如今張愛玲的遺產執行人宋以朗也不負所託，延續他父母忠誠的友誼,對張愛玲的研究作出貢獻 , 包括整理他們的書信全集。有了這些新書和文獻的出版,張愛玲逝世15年後再度大放光芒，令我們認為過往不是高估了，而是低估了她。

張愛玲的故事，最後又回到了香港。鄺文美在83年一封信中提到《傾城之戀》背景淺水灣酒店的拆卸，張回信一貫淡然地說這樣的下場「很適宜」(fitting)。然而,在原址改建而成的露台餐廳,在悠悠轉動的吊扇下,在下午茶的香氣中，張愛玲所形容的香港，仍然如夢如幻一般重現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