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陽山
《中國時報》民國71年11月12日人間版
近二三十年來，海內外對近代與當代中國的研究蓬勃發展，傳統的漢學領域已逐漸擴展為涵容開闊的「中國研究」，舉凡史學、哲學、思想史及各類社會科學的觀點與方法，都被廣泛引用與印證到中國事務與論題上。其中，近代與現代史研究的發掘與拓展，為一極根本而重要的工作。近年來臺灣、香港、美國、歐洲、日本等地的學術界，對中國近代史研究掀起熱潮，正足以反映對此一領域的重視。而在眾多時賢碩彥中，哥倫比亞大學的退休講座教授韋慕庭先生( C. Martin Wibur)，允為最受推崇的學者之一。
韋慕庭教授，1931年畢業於Oberlin College，旋入哥倫比亞大學，專攻中國歷史，獲史學博士。韋教授自1932年起，就多次在中國大陸及臺灣等地做研究工作。在著作方面，韋教授可謂等身，包括專書八冊，論文五十餘篇，書評七十篇以上。其中如早期的《漢代奴隸制度》(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 206B.C.─A.D.25)，及近期的《孫中山傳》(Snu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等書，均屬西方學界罕見的鉅著。尤以對早期民國史、革命人物與中國共產黨起元的研究，可稱當代中國之研究之巨擘。韋教授任教哥大近四十年，其間並曾任該校東西研究所長六年，主持哥大口述中國歷史計畫，對中國現代史研究之倡導，居功厥偉由於他的學術成就與卓越貢獻，1971到72年被推選為美國亞洲學會會長。
章教授於1976年自哥大退休，其門生同道特出版專書 Perspectives on a Changing China: 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Martin Wibur on the Occasion of His Retirement，以表崇敬。近年來，他仍不倦於研究，每周均參加哥大的演講會與討論會，對中國問題的關心，數十年如一日，未嘗稍歇。
1982年春，筆者在哥大東亞研究所拜訪了這位慈祥仁厚的長者，晤談多時，就其平生、學術志業，多所請益，歸後並參酌論述著作，草成參考，謹供有志中國研究的前輩同道參考，並向韋教授的學養風範，敬表崇仰之忱。
問：韋教授，從早期對漢代的研究到後來對現代史的專注，您是否可談談興趣移轉的原因？同時，請您就從事「中國研究」的志趣與過程，做一概述。
答：我與中國的關係是很密切的。我在美國出生，卻在中國長大，大學時才回美國就讀。畢業那一年，曾經有三個願望擺在眼前，一是從事心理學研究，一是從事新聞工作，另一則是研究中國史，但幾經考慮，最後我選擇到哥大唸中國史，這是1931年的事了。當時，漢學研究範圍很小，多是研究古典中國，人數和學校也很少。1932年，我回到中國學語文、找資料，當時也在北京做研究的，還有Herrlee G. Creel、John K. Fairbank、Derk Bodde、Edgar Snow等人。兩年後，我回到哥大，提出有關漢代奴隸制的博士論文後，開始在華盛頓的自然歷史博物館研究中國的考古學。二次大戰爆發後，又一度參與美國政府的工作，由於當時美國對現代中國的知識十分貧乏，我才將研究方向轉移到中國近代史上面。
問：當時美國各大學有關漢學研究的情況，請您介紹一下。
答:當時(1931)的研究風氣還是非常貧弱的，在美國的各大學裡，只有Columbia、Harvard和Berkerly三校有中國方面的傅士課程，培養的人也很有限，大概一年平均只有一位博士畢業。至於一般中文課，班上通常也不到十個學生。漢學研究與中國研究的風氣，要到二次大戰結束後，才逐漸開展起來。
問：那麼當時(大戰以前)研究的主題偏向於那方面呢？
答：主要在古代史、語文、文學、考據和人類學等方面。至於期刊雜誌，主要只有一份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也是以傳統的漢學領域為主。後來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崛起，研究題材就廣泛得多了。
至於當時主要的研究者，如Arthur W. Hummel 對清代思想、王際真先生對中國文學、何廉先生對中國經濟，都可說是少數的開創者。
問：談到您自己的研究興趣，是什麼原因使您從事民國早期階段的研究呢？
答：由於中共的崛起與中國大陸的赤化，使我對中共發展的背景頗感興趣，我編撰的兩本資料文件選輯：Chines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和 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t and 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1918-1927，以及陳公博的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 An Essay Written in 1924，都是為了幫助西方學界對這段歷史有較深入的了解。另外，我對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經歷和策略的改變，也深感興趣，這又促成了後來撰述《孫中山傳》及有關聯俄容共方面的研究了。提到陳公博這本著作還有一段有趣的掌故。這本書是陳公博1924年在哥大的碩士論文，附錄裡搜集了六份早期中共的文件。二十多年前，哥大東亞圖書館的一位管理員 Howard Linton告訴我他發現了這本書，要我看看，經檢證結果，發覺書中這六份文件，中共已經遺失，大半僅留其中兩件，因此本書自然特別珍貴了。但是其餘四份文件都是孤本，經過仔細研究其後，我們就把這本書列入哥大東亞叢書出版，在1960年和1962年先後印行過兩次。
很巧的是，1978年有一位蘇聯的漢學家Professor Vladimir Glunin來美訪問，與我談起這段事情，他說蘇聯方面也保存了這些原始文獻，可以證明陳公博書中的文件都是真實的，因此這本書重印的價值更能肯定了。
問：談到您的另一本書《孫中山傳》，我們知道，對孫中山先生的研究，由於長期在國外奔走，而革命過程又艱難困頓，因此史料搜羅頗為不易，但您的《孫中山傳》卻突破了許多困難，成為這方面罕見的佳構，請問當初研究的動機是什麼？答：我想在所有近代中國的領袖中，孫中山可能是最受中國人普遍尊敬的一位。他畢生專注於一項單一的目標─改革中國的政治，改革是孫中山一生的抱負，他使用不同的方法來追尋這項目標的完成。但是，在有關孫中山的研究中，有許多題旨並未被充分了解，而我的研究則是著重在形成孫中山政治人格的重要因素，以及使其政治生活遭受挫折的重要線索，包括他不斷尋求外援以幫助中國革命的完成、他的海外活動、聯俄策略等等，全書的重點放在他後期的革命經歷上。
問：孫中山先生一生奮門的目標，無疑是環繞在他的重要學說─三民主義上的。誠如他自己所說，他的學說是中國傳統、西方學術以及他個人獨創的三者融匯，其中民主主義與民權主義，尤與歐洲民主社會主義有許多相類之處。關於他在思想上傾向民主社會主義的原因，固然所受西化教育與考察歐美政制有關。晚近研究孫中山先生政治人格的學者中，有些人也指出，這與他童年親歷貧困的生活，並且目睹中國的積弱不振，甚為相關，對於此點，您有何看法？
答：從早期社會化(socialization)過程來研究政治人物的成長背景，是很具說服力的。
孫中山的傾向民主社會主義，與他早年的經歷自然甚為相關。但他一生所受的外來影響甚為複雜，少年時在檀香山受教育，又赴香港習西醫，以後又為革命奔走日本、美國、西歐、南洋各地，自然受到許許多多來源的影響，所以如果要解釋何者影響較大，就很難有定論了。
問：孫先生雖然受到歐洲的國家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影響，但從他的著述與言論看來，對共產主義基本上是持否定態度的，他稱馬克斯是社會病理家而非社會生理家，並且提倡互助論以否定階級鬥爭，都足以證明此點。從這個觀點看來，您對他的聯俄容共政策作怎樣的解釋？
答：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是我多年來關心的問題。還要從他的革命策略長期以來尋求外援這點來說明。
孫中山不停的環遊世界，主要目的在尋求外援，但大多失望。民國成立後，他的革命活動不斷受到頓挫，因此更希望得到列強的協助。1920年4月，他曾在上海接見美國摩根財團代表，希望美國能支援實業計劃的鐵路建設(他的實業計劃英文譯名是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但並未成功。民國十年，他在廣州成立中華民國政府，也未獲得美國承認。此外，他曾派人赴德接洽，但也未果。至於他列強，諸如日本與英國的對外侵略，則使他有所警惕。因此，當第三國際與他接觸後，終有聯俄容共的考慮了。
關於聯俄容共的細節，我的書中有較詳盡的討論。可以肯定的是，孫中山在策略與觀念上，與蘇俄方面有很大的出入，而當時國民黨內對於中共份子的滲透也有許多爭執與衝突，尤以1924年張繼、謝持等人提出對共黨的彈劾案，可說已演變至一高潮，由此觀之，1927年的清黨是早有潛在的原因了。
根據鄒魯回憶錄，我們就可了解，當時孫中山與蘇聯顧問包羅廷之間存在著很大的歧見，孫先生不贊成階級鬥爭和工農革命，尤其反對激烈的鬥爭路線，所以如果孫中山仍然在世，容共政策的繼續發展，是頗有問題的。總之，孫中山基本上對共產主義是持懷疑態度的。我在《劍橋中國史》第十二卷上有一章談到社會革命與民族革命的內在衝突，就是討論北伐前後有關國共之爭的一些問題。
問：您對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有何看法？其地位如何？
答：基本上，我同意辛亥革命成功因素是多元的解釋。維新派、會黨、新軍、各地的諮議局與地方士紳，以及革命黨本身都頗具功勞，但孫中山在其中極具關鍵地位，我同意史扶鄰(Harold Z. Schiffrin)教授的觀點，孫中山對革命的最大貢獻，是他的樂觀主義(optimism) ，當其他革命同志對革命絕望之際，他仍努力不懈的在海外奔走，運動列強保持中立或予以協助，並且不斷向華僑募款，籌措經費，可說居功實偉。所以當1911年10月13日，美國《紐約時報》刊載有關「武漢起義」來訊時曾有云:「反滿領袖孫逸仙博士，若計劃未失敗，將被選為總統。」所以，孫先生被視為革命「公認的主要倡導者」(Undoubtedly its Prime Mover )，實非偶然。
問：最後我們想請教您對孫中山先生政治發展三階段(軍政、訓政、憲政)的看法，有人認為此三階段提供了開發中國家政治發展的參考，而臺灣成功的發展經驗尤足為作為一個範例。但另外也有一種見解，認為在實行程序上，三階段有困難，從近代史上的經驗，您基本上抱何看法？
答：孫中山後期提出軍政、訓政、憲政的說法，是基於革命所受的種種挫折和軍閥盤據而提出的。基本上，還是考慮到環境的限制而設計的策略。諸如由各省各縣實行地方自治，藉著民眾教育，啟迪民智，練習會議規範等逐步做起，經歷軍人統治、政黨訓政到最後行憲還政於民，的確有一套實行的程序，這可看出孫中山改革中國政治的用心良苦。
但是，民主政治發展的道途，實在很艱難險阻。以日本為例，今天的成功，是結合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法治教育的落實，以及民主政治文化的健全等因素才建立起來的，而從日本史裏去觀察，這些因素都有百年以上的根源。因此，今天中國知識份子要談法治社會的樹立、民主政治的穩固發展，必須考慮到這諸多因素，才能使它實現，這也是今天中國人從近代史的經驗中所應有的一項體認，民主的建設是需要長遠努力的，希望中國朋友們能受到孫中山先生奮鬥精神的啟發，不懈的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