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康有為在瑞典》是一部內容豐富而且歷史底蘊十分深刻的電影。它將舞蹈家、演員江青的生命歷程，與康有為、康同璧的瑞典經驗結合於一，頗見巧思；而且也使電影的縱深面跨越了古今，但敘事觀點並未因此而紊亂，實可說是畫龍點睛，益見精湛。江青從大陸到台灣，再經紐約到瑞典，而且一去就是三十多年，由她敘述與瑞典的因緣，更凸顯了康氏父女「在瑞典說大同」的妙境。

    可惜的是，導演似乎並沒真正找到康有為在瑞典的「避島」，只在片尾說康有為的故宅在1952年被燒燬了，但島和故宅的遺跡好像都沒找到。我在2009年去了一次斯德哥爾摩，也沒找到「康有為的島」，同感遺憾！

    由於電影的「傳主」─康有為一生太過複雜，而且曲折，演員角色十分不易把握。嚴格來講，能稱職就堪稱難得了，實際表現也是差強人意。不過，梁啟超的角色和演技卻嫌過於平淡，看過很快就會忘記了。

    導演是以半戲劇、半紀錄片的方式處理本片，其中探索的核心問題是：在清末那樣的大時代環境中，到底應該選擇改革，還是革命呢？到底是「君主立憲」好呢？還是「民主共和」才對呢？導演明顯的選擇前者，卻忽略了在當時清室王族貴冑眼中，與其主動開國會、立憲政、推動革新、削弱君權，還不如和革命黨人大幹一場！

    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後與梁啟超流亡海外，他的維新派同志(包括他的弟弟康廣仁等六君子)遭到捕殺，所有新政措施(除京師大學堂以外)均被廢止。最後，光緒帝還被軟禁，甚至被毒死，如此「維新」，如此「保皇」，還能寄以厚望嗎？

    正因為改革與維新之路被封死，才讓激烈的革命大門洞開。這是沒有其它選擇的選擇。即使事後的歷史證明，革命道路多艱，而且走了許多的冤枉路，但這卻是諸多歷史條件交會下的國族命運，不得不然。1989年的蘇聯，一心銳意、戮力改革的戈巴契夫敗給了民粹領袖葉爾欽，最後走上了民族民主革命與蘇聯聯盟瓦解之路，也給蘇聯人民帶來了慘痛的二十多年。這正好證明了「改革不易，革命更艱難」的歷史規律。由此看來，改革與革命之間的抉擇恐怕不是一道簡單的時事選擇題，而且還夾雜著多重問號與驚嘆號的歷史拷問。現在辛亥革命過了一百多年，我們恐怕還是找不到真正完滿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