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國人對於知識界的「肥貓」現象掀起了不同觀點的論戰。反對「肥貓論」的人認為，傑出的人才是稀少的，但人才市場卻不斷在國際流通，為了留住人才，政府必須打破目前薪給制度的上限，運用高薪的誘因和優厚的待遇聘雇優秀的人才；因此，社會主義式的平等絕不足取，民粹主義的氛圍將會斷送台灣的人才市場，最後甚至造成秀異份子集體出走，台灣終將面臨人才枯竭的窘境。

    上述論點正反映出過去幾十年間，西方哲學、政治、社會等學科對於「自由」與「平等」原則的論辯。其中，羅爾斯(John Rawls)認為，社會和經濟上的不平等，應當是有利於那些「最不具有優勢的社會成員」。政府應扮演一種積極的干預性角色，不僅要促進自由，而且要體現更大的社會與經濟平等。換言之，政府的角色，要儘量使「自由與平等能夠相容」。古特曼(Amy Gutman)進一步指出，正因為自由需要藉助此種社會的平等，因此，「參與式的民主」機制必須添加進來，成為平等自由主義所促進的價值。但在另一方面，堅持「自由是尚論」(libertarianism)和「無政府」(anarchism)立場的人，如諾其克(Robert Nozick)則認為，只要是政府干預自願性的經濟交往，都將使分配模式產生錯誤，因此，建立起「正當獲取財富的程序」，才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此一原則下，自由乃被賦予其優先性，而且必須優先於「分配平等」的任何嘗試。

    在前述的思想論式中，吃大鍋飯的平等主義，目前在台灣早已面臨了質疑；無論是大學校園、研究機構或企業職場，現在都已揚棄了「齊頭式的平等主義」。但是，在政府與公辦事業(包括大學、研究院和公營企業)中，推動「彈性薪給的自由化機制」，卻面臨兩項既成困境的挑戰：

    其一，在學術與知識界的領導階層中，「參與式的民主」機制並未真正建立。相反的，由知識界大亨(tycoon)與學術界掮客(broaker)所主導的「寡頭壟斷機制」(oligarchical monopoly)卻已逐漸蔓延到每一個角落裡去。從國科會的研究計劃，到各部會的科技預算，再到各大學的校長、院長選舉，以及全國各地的院校評鑑，都已看到這樣的現象普泛存在。目前由少數學術領導人掌控著多項高額專題研究經費(如國科會的「國家型計畫」)的現象，已十分常見，甚至更有變本加厲的趨勢。基於此，目前知識圈內缺乏「參與式民主」的「權貴親私化」現象，不但不能帶來更積極的學術自由與市場競爭，反而將造成納稅人資源的嚴重浪費與政府公平分配角色的進一步扭曲，其結果是，自由與平等這兩項原則同樣蒙受其害。

    其二，知識界目前並未真正建立「正當獲取財富」的合理程序。相反的，人際交往，裙帶關係，師承網絡甚至是公然的利益交換等非正常機制，卻逐漸取代了前述的正當化程序。十餘年來，政府對於「國家型科技計畫之利益迴避規則」，仍處於草擬階段，並未具體落實。尤其是，在所謂「引進海外優秀人才」的過程中，目前已有諸多調查案例充分證明：主管機關非但不能以合理的待遇邀請到優秀的人才，甚至出現了以「不合理的高薪」引進完全「不相干與不能做事的冗員」。結果則造成政府預算的嚴重虛擲，連帶的，卻是由實際負責業務的文官被迫扛起被懲處的噩運。

    由此可知，所謂的「民粹主義氛圍」與「齊頭式的平等主義」只是問題的表象。相反的，缺乏「參與式民主機制」和「正當獲取財富的合理程序」，才是問題的真正根源。這才是研擬對策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