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那夫斯基》與《黃河大合唱》
2012/04/23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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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現代俄國作曲家普羅科菲也夫(S. S.Prokofiev, 1891-1953),人們總不覺想起他的交響樂童話「彼德與狼」和舞劇「羅密歐與茱麗葉」、「灰姑娘畾等名作。熟悉交響曲的聽眾也會想起他的短小精緻的「第一交響曲─古典」和第五、第七等交響名曲。另外他的歌劇「三隻橘子之戀」、「戰爭與和平」等也是傳世之作。
至於他的身世,頗為傳奇與波折。三歲他就受母親的啟迪學鋼琴,到九歲時竟然創作起歌劇來(劇名是Maddalena,但全劇並未完成)。十三歲起,師事林姆斯基─科薩可夫等人學習作曲。俄國革命(一九一七)後他來到美國,在紐約以鋼琴演奏自己的作品,四年後他旅居法國,間或住在德國,一九三二年,由於思鄉心切,普氏終於返抵俄國,從此開始了人生的另一階段。
雖然他小心翼翼,創作了許多「愛國」的成功作品,但在一九四八年,終於遭到俄共當局的批判,在「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政策綱領下,他的作品「第六號交響曲」、「終戰贊歌」等,被指斥為「形式主義」(formalism)作品,這與悲觀主義一樣,在俄共眼中都是反人民、墮落與頹廢的代名詞。「文藝掌璽大臣」日丹諾夫(A. Zhdanov)甚至對他公開抨擊,普羅科菲也夫不得已乃向蘇聯作曲家聯盟寫公開信,進行自我譴責,五年後即鬱鬱以終。
一九三八年,為了名導演艾森斯坦的電影「亞歷山大.那夫斯基」,普氏和詩人(負責譜詞)羅戈夫斯基(V. Logovsky)合作,創作了Alexander Nevsky op. 78這部康塔塔(Cantata)聲樂套曲。康塔塔是一種與清唱劇類似的大型聲樂曲,包含獨唱、重唱、合唱等多重形式,與中國的大合唱頗為近似。
這部康塔塔的主題,是敘述十三世紀的俄羅斯民族英雄亞歷山大(人們尊稱「那夫斯基」)的英雄事蹟。但在敘事上,則從當時蒙古與韃靼人盤據下的俄羅斯開始,經歷後來十字軍(由瑞典人與日耳曼人組成)侵略,到最後由亞歷山大號召人民趕走十字軍的整段歷史。全曲計分七個樂章,形式包羅多端。分別為:
一、「蒙古人統治下的俄羅斯」:管弦樂前奏曲。一開始就是淡淡的哀愁,描繪俄羅斯草原的寂靜和蒙古人統治的哀痛。
二、「亞歷山大.那夫斯基之歌」:女低音、男聲合唱團及管弦樂。敘述俄羅斯人戰勝瑞典人的事蹟。
三、「在普斯科夫的十字軍」:仍然是合唱,描繪十字軍在普斯科夫(Pskov)城燒殺劫掠的暴行。
四、「起來,俄羅斯人民!」:合唱曲。洋溢著愛國主義的熱情,象徵俄國人民的反抗先聲。
五、「冰上戰鬥」:是全曲的重心,以描繪性的交響音樂,顯示嚴寒的冬天,俄國人民撀退日耳曼侵略者的激戰場面。全曲由幽暗中開始,以明朗的氣氛告終。
六、「死寂的原野」:女聲獨唱,管弦樂配樂。將一個俄國婦女哀悼未婚夫為國捐軀的悲情,用低沈的獨唱表達出來。在演唱時,有些樂團是請女中音出任,有的則由女低音擔綱。
七、「亞歷山大進入普斯科夫」:管弦樂與合唱。一開始即是雄偉的合唱,中間夾雜著教堂的鐘聲和歡樂的進行風舞曲,描繪俄軍凱歌與民眾夾道歡迎的勝景。
根據傳記作家舍若夫(Victor Seroff)在「普羅科菲也夫─蘇維埃的悲劇」(一九六八)一書中的記載,「亞歷山大.那夫斯基」這部套曲雖係為電影配樂而作,但第五與第七兩部份卻經過很大的重組工夫,而全曲第一次在音樂會上演出,則是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由普氏本人指揮莫斯科愛樂交響樂團擔任。由於當時演出甚為成功,使得普氏乃有進一步以俄國民族素材為主題創作中的民族色彩,也因而更為強烈。
如果將普氏的音樂與中國近代作品加以比較,讀者可能就會立即聯想到「黃河大合唱」了。事實上,這兩部作品的確有許多類似之處。「黃河」創作的年代是一九三九年春天,在三月底完成,四月十三日首次演出,可說與「亞歷山大」幾乎完全是同一時段。「黃河」全曲分為八段,但其中第三段「黃河之水天上來」係朗誦部分,一般演唱時多略去,故此七段的結構亦與「亞歷山大」類似。
此外,「黃河」與「亞歷山大」均包括合唱與獨唱,也都包含了一般低幽沉痛的女聲獨唱,哀掉戰死的親人(即「黃河怨」與「死寂的原野」)。另外,這兩首曲子均是以民族情感、愛國主義和深厚的歷史意識為主題,也都包含了慷慨激昂的愛國歌曲合唱。再者,這兩者都包含了豐富的民族音樂素材,甚至均包括一些粗獷純樸的民歌曲調,民族風格洋溢。
除上列各項之外,就作曲者而言,普羅科菲也夫與「黃河」的作曲者冼星海(「黃河的作詞者係光未然,即詩人朱光年之筆名」也有一些背景近似之處。冼星海(1905-1945)的國際音樂地位雖遠不及普氏,但卻與普氏一樣,曾經受到西方音樂的影響(冼氏曾旅法六年),也曾為革命熱情與民族主義而獻身過,同時巧合的是,兩人也都在紅色政權之下,受封過「人民音樂家」的稱號。一九四○年,冼星海更進而赴蘇聯學習,五年後病故於莫斯科,我手邊沒有資料,無從知悉冼氏在俄的行止,也不知他是否曾與普氏接觸過或受過其影響,但聽過普氏的盛名與樂曲,則應是無庸置疑的。
不過,兩人間的歧異也甚大。普氏雖然曾被迫或主動的創作過一些「紅色音樂」(如「十月革命二十週年康塔塔」以及為慶祝史達林六十歲生日而作的康塔塔Zdravitsa等),但他卻無論在歌劇、舞劇、交響曲、合唱曲、鋼琴協奏曲及奏鳴曲、小提琴協奏曲乃至電影音樂等各方面,都有傳諸後世的精心之作,而他結合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及俄國民族風格的傑出成就,更足以使其名列世界級作曲家的行列而不朽。
普氏與稍後於他的蕭斯塔高維奇,雖然都面臨過政治壓制與威脅,也都曾不得已創作過一些歌功頌德或意識型態掛帥的作品,但他們一生的藝術成就卻不因這些作品而失色。從此一角度看來,近代中國音樂家,尤其是身處於革命洪流中的作曲家,卻往往由於狹隘的藝術觀、革命情感及意識型態包袱的限制,未能作更大的突破。
當然,藝術成就的高低,還受作曲家所處音樂環境及所受音樂陶冶等條件的影響,在近代中國缺乏深厚的樂教背景,而經濟及教育環境又極為落後的情況下,期待世界級的中國作曲家出現,未免是過於奢望。但是,從中俄兩國的對比情況看來,同是受到西方文化、革命烽火和共產主義影響的國家,中國作曲界的成績,卻太不成比例了。而若要從中國作曲家行列中,找出一支可與拉哈曼尼諾夫、蕭斯塔高維奇、希潤特等並比的隊伍,恐怕是不易的。
就以冼星海為例,在後人搜集的數百首作品中,泰半係短篇的革命歌曲或愛國歌曲,而大部份歌曲都是在匆匆的幾天內完成的(「黃河」這樣大的曲子也是在六天日夜趕工下寫完的)。從一九三五至三八年三年中,冼氏一共完成了四百餘首革命救亡歌曲,另外他還寫過多首大合唱及歌劇,創作量和創作速率雖然驚人,但在速成要求與實用目的的鞕策下,樂曲的藝術價值和精緻性、深刻性,自然也受到極大的斵傷。
即使是冼氏到蘇聯後,所創作的大型器樂曲,如第一、第二交響曲(標題係「民族解放」與「神聖之戰」),也仍是意識型態掛帥下的作品,這兩首曲子我都無緣聽到,但據有關的文字介紹,前者是將「革面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肯定革命必勝的信念;後者則係有感於德國侵蘇(創作於一九四三年)的憤慨之作,而且是冼氏重病纏身的艱困情況下完成的,由此益可見作曲家的處境不易。
可悲的是,即使是這樣一位忠於紅色政權的作曲家,死後卻仍逃不過革命劊子手的荼毒。文革期間,冼星海的作品,包括「黃河大合唱」遭到了禁制的命運。直到一九七極年,經過毛記欽定,紀念冼星海(與聶耳)的音樂會才獲准舉行,但冼氏遺孀悼念文字,卻仍然不得發表。這對於一位衷心於「革命大業」的音樂家而言,真是沈痛的諷刺。
也許,「讓政治歸政治,讓藝術歸藝術」的理想,在當代有些社會裡,終究只是遙遠的夢想。但當此中國音樂家(尤其是演奏家)逐漸在世界樂址受到重視的時候,我們總該懷抱著「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壯志,多為藝術的獨立生命和永恆價值,作積極的呼籲和肯定啊!
民國八三年四月
至於他的身世,頗為傳奇與波折。三歲他就受母親的啟迪學鋼琴,到九歲時竟然創作起歌劇來(劇名是Maddalena,但全劇並未完成)。十三歲起,師事林姆斯基─科薩可夫等人學習作曲。俄國革命(一九一七)後他來到美國,在紐約以鋼琴演奏自己的作品,四年後他旅居法國,間或住在德國,一九三二年,由於思鄉心切,普氏終於返抵俄國,從此開始了人生的另一階段。
雖然他小心翼翼,創作了許多「愛國」的成功作品,但在一九四八年,終於遭到俄共當局的批判,在「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政策綱領下,他的作品「第六號交響曲」、「終戰贊歌」等,被指斥為「形式主義」(formalism)作品,這與悲觀主義一樣,在俄共眼中都是反人民、墮落與頹廢的代名詞。「文藝掌璽大臣」日丹諾夫(A. Zhdanov)甚至對他公開抨擊,普羅科菲也夫不得已乃向蘇聯作曲家聯盟寫公開信,進行自我譴責,五年後即鬱鬱以終。
一九三八年,為了名導演艾森斯坦的電影「亞歷山大.那夫斯基」,普氏和詩人(負責譜詞)羅戈夫斯基(V. Logovsky)合作,創作了Alexander Nevsky op. 78這部康塔塔(Cantata)聲樂套曲。康塔塔是一種與清唱劇類似的大型聲樂曲,包含獨唱、重唱、合唱等多重形式,與中國的大合唱頗為近似。
這部康塔塔的主題,是敘述十三世紀的俄羅斯民族英雄亞歷山大(人們尊稱「那夫斯基」)的英雄事蹟。但在敘事上,則從當時蒙古與韃靼人盤據下的俄羅斯開始,經歷後來十字軍(由瑞典人與日耳曼人組成)侵略,到最後由亞歷山大號召人民趕走十字軍的整段歷史。全曲計分七個樂章,形式包羅多端。分別為:
一、「蒙古人統治下的俄羅斯」:管弦樂前奏曲。一開始就是淡淡的哀愁,描繪俄羅斯草原的寂靜和蒙古人統治的哀痛。
二、「亞歷山大.那夫斯基之歌」:女低音、男聲合唱團及管弦樂。敘述俄羅斯人戰勝瑞典人的事蹟。
三、「在普斯科夫的十字軍」:仍然是合唱,描繪十字軍在普斯科夫(Pskov)城燒殺劫掠的暴行。
四、「起來,俄羅斯人民!」:合唱曲。洋溢著愛國主義的熱情,象徵俄國人民的反抗先聲。
五、「冰上戰鬥」:是全曲的重心,以描繪性的交響音樂,顯示嚴寒的冬天,俄國人民撀退日耳曼侵略者的激戰場面。全曲由幽暗中開始,以明朗的氣氛告終。
六、「死寂的原野」:女聲獨唱,管弦樂配樂。將一個俄國婦女哀悼未婚夫為國捐軀的悲情,用低沈的獨唱表達出來。在演唱時,有些樂團是請女中音出任,有的則由女低音擔綱。
七、「亞歷山大進入普斯科夫」:管弦樂與合唱。一開始即是雄偉的合唱,中間夾雜著教堂的鐘聲和歡樂的進行風舞曲,描繪俄軍凱歌與民眾夾道歡迎的勝景。
根據傳記作家舍若夫(Victor Seroff)在「普羅科菲也夫─蘇維埃的悲劇」(一九六八)一書中的記載,「亞歷山大.那夫斯基」這部套曲雖係為電影配樂而作,但第五與第七兩部份卻經過很大的重組工夫,而全曲第一次在音樂會上演出,則是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由普氏本人指揮莫斯科愛樂交響樂團擔任。由於當時演出甚為成功,使得普氏乃有進一步以俄國民族素材為主題創作中的民族色彩,也因而更為強烈。
如果將普氏的音樂與中國近代作品加以比較,讀者可能就會立即聯想到「黃河大合唱」了。事實上,這兩部作品的確有許多類似之處。「黃河」創作的年代是一九三九年春天,在三月底完成,四月十三日首次演出,可說與「亞歷山大」幾乎完全是同一時段。「黃河」全曲分為八段,但其中第三段「黃河之水天上來」係朗誦部分,一般演唱時多略去,故此七段的結構亦與「亞歷山大」類似。
此外,「黃河」與「亞歷山大」均包括合唱與獨唱,也都包含了一般低幽沉痛的女聲獨唱,哀掉戰死的親人(即「黃河怨」與「死寂的原野」)。另外,這兩首曲子均是以民族情感、愛國主義和深厚的歷史意識為主題,也都包含了慷慨激昂的愛國歌曲合唱。再者,這兩者都包含了豐富的民族音樂素材,甚至均包括一些粗獷純樸的民歌曲調,民族風格洋溢。
除上列各項之外,就作曲者而言,普羅科菲也夫與「黃河」的作曲者冼星海(「黃河的作詞者係光未然,即詩人朱光年之筆名」也有一些背景近似之處。冼星海(1905-1945)的國際音樂地位雖遠不及普氏,但卻與普氏一樣,曾經受到西方音樂的影響(冼氏曾旅法六年),也曾為革命熱情與民族主義而獻身過,同時巧合的是,兩人也都在紅色政權之下,受封過「人民音樂家」的稱號。一九四○年,冼星海更進而赴蘇聯學習,五年後病故於莫斯科,我手邊沒有資料,無從知悉冼氏在俄的行止,也不知他是否曾與普氏接觸過或受過其影響,但聽過普氏的盛名與樂曲,則應是無庸置疑的。
不過,兩人間的歧異也甚大。普氏雖然曾被迫或主動的創作過一些「紅色音樂」(如「十月革命二十週年康塔塔」以及為慶祝史達林六十歲生日而作的康塔塔Zdravitsa等),但他卻無論在歌劇、舞劇、交響曲、合唱曲、鋼琴協奏曲及奏鳴曲、小提琴協奏曲乃至電影音樂等各方面,都有傳諸後世的精心之作,而他結合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及俄國民族風格的傑出成就,更足以使其名列世界級作曲家的行列而不朽。
普氏與稍後於他的蕭斯塔高維奇,雖然都面臨過政治壓制與威脅,也都曾不得已創作過一些歌功頌德或意識型態掛帥的作品,但他們一生的藝術成就卻不因這些作品而失色。從此一角度看來,近代中國音樂家,尤其是身處於革命洪流中的作曲家,卻往往由於狹隘的藝術觀、革命情感及意識型態包袱的限制,未能作更大的突破。
當然,藝術成就的高低,還受作曲家所處音樂環境及所受音樂陶冶等條件的影響,在近代中國缺乏深厚的樂教背景,而經濟及教育環境又極為落後的情況下,期待世界級的中國作曲家出現,未免是過於奢望。但是,從中俄兩國的對比情況看來,同是受到西方文化、革命烽火和共產主義影響的國家,中國作曲界的成績,卻太不成比例了。而若要從中國作曲家行列中,找出一支可與拉哈曼尼諾夫、蕭斯塔高維奇、希潤特等並比的隊伍,恐怕是不易的。
就以冼星海為例,在後人搜集的數百首作品中,泰半係短篇的革命歌曲或愛國歌曲,而大部份歌曲都是在匆匆的幾天內完成的(「黃河」這樣大的曲子也是在六天日夜趕工下寫完的)。從一九三五至三八年三年中,冼氏一共完成了四百餘首革命救亡歌曲,另外他還寫過多首大合唱及歌劇,創作量和創作速率雖然驚人,但在速成要求與實用目的的鞕策下,樂曲的藝術價值和精緻性、深刻性,自然也受到極大的斵傷。
即使是冼氏到蘇聯後,所創作的大型器樂曲,如第一、第二交響曲(標題係「民族解放」與「神聖之戰」),也仍是意識型態掛帥下的作品,這兩首曲子我都無緣聽到,但據有關的文字介紹,前者是將「革面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肯定革命必勝的信念;後者則係有感於德國侵蘇(創作於一九四三年)的憤慨之作,而且是冼氏重病纏身的艱困情況下完成的,由此益可見作曲家的處境不易。
可悲的是,即使是這樣一位忠於紅色政權的作曲家,死後卻仍逃不過革命劊子手的荼毒。文革期間,冼星海的作品,包括「黃河大合唱」遭到了禁制的命運。直到一九七極年,經過毛記欽定,紀念冼星海(與聶耳)的音樂會才獲准舉行,但冼氏遺孀悼念文字,卻仍然不得發表。這對於一位衷心於「革命大業」的音樂家而言,真是沈痛的諷刺。
也許,「讓政治歸政治,讓藝術歸藝術」的理想,在當代有些社會裡,終究只是遙遠的夢想。但當此中國音樂家(尤其是演奏家)逐漸在世界樂址受到重視的時候,我們總該懷抱著「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壯志,多為藝術的獨立生命和永恆價值,作積極的呼籲和肯定啊!
民國八三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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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樓. 小笨羊2013/07/22 08:22Song of forests by Shostakovich, the same league and actually performed in Taiwan before.(cantiquema@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