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1913年)的三月廿日晚上，國民黨領導人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遇刺，廿二日傷重不治，終年三十一歲。
　　一百年後的三月廿二日，香港立法會議員何俊仁與民主黨成員在香港舉行燭光晚會，紀念這位早逝的革命領袖。對於近代中國動盪顛波的政治史而言，宋教仁英年殞命、袁世凱毀憲竊國確實令人感傷，但宋教仁一生倡導的議會民主制，迄今猶未能實踐，卻讓人更感痛切。
從二次大戰結束迄今的全球民主發展史中，根據比較政治學者李卜哈特(Arend Lijphart)的研究，一共有36國屬於「穩定民主」(stable democracy)。在這些國家中，有33個實施議會民主制(parliamentarism)，2個實施總統制(presidentialism，係美國與哥斯達黎加)，1個實施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即法國，另一國芬蘭目前則已改為議會制)。這一數據反映出制度選擇與民主穩定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換言之，議會民主制有利於政治穩定與民主成長，而總統制則容易造成政治上的零和(zero-sum)對立。拉丁美洲各國、東亞的菲律賓、韓國俱為顯例。
基於此，著名的拉丁美洲專家林茲(Juan J. Linz)1990年著文「總統制的冒險」(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指出總統制存在著嚴重的制度困境。總統為了爭取選票支持，往往訴諸民粹，一旦勝選，則勝者全拿、全盤掌控政權。但是由於總統任期固定，缺乏隨國會選舉結果改變而隨時下台的轉換機制，導致獨裁專制，並形成政治對決、軍人政變、政局不穩等危機。
　　林茲特別以實施總統制的智利和議會制的西班牙為例證之。1970年，智利總統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在全民直選中，以得票率36.2%的相對多數勝選；1979年西班牙的蘇阿瑞茲(Adolfo Suarez)則以國會議席35.1%的相對多數當選總理。結果，阿葉德因堅持推動左翼的國有化與集體化政策，導致軍人政變，他拒絕辭職並被迫自殺。其後，智利的民主宣告終結，並在政變領袖皮諾切的專政下實施軍事統治直到1990年。相對的，西班牙所實施的議會民主制則無此一缺憾，蘇阿瑞茲雖然以相對多數擔任總理，卻願與國會各黨派菁英妥協合作，持續維繫著議會民主機制的有效運作。
    從清末民初至今，力倡議會民主制的重要人物，包括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主張「君主立憲」，國民黨宋教仁堅持「議會內閣制」，民社黨張君勱則透過制憲落實「修正式議會內閣制」（即1947年的「中華民國憲法」所採取的制度）。他們均以建立議會民主和責任內閣制為依歸，總理（行政院長）係最高行政中樞，並對國會負責。但反對上述主張的總統制支持者，卻希望總統「兼為國家元首與行政首長」，並且反對由「國會主治」，主導政府預算並監督立法與政策運作。基於此，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通過後不久即著手增修「臨時條款」，為總統個人擴權，後來增設「國家安全會議」，將行政院長納歸總統掌握。1996年進行第四次修憲，取消立法院（國會）對行政院長的同意權，改由總統直接「任命」行政院長。自此而後，行政院長聽命於總統指揮，不再是真正的「最高行政首長」，而立法院也失去了「閣揆同意權」。原先憲政規範的「議會內閣制」乃質變為「向總統制傾斜的半總統制」（或稱「雙首長制」）。這充分反映宋教仁一生力倡的議會民主制精神，即使經歷了一個世紀的民主實踐，仍然是無法實踐的憲政夢想。
或許有人會說，也許未來的憲政發展，將不同於過往動盪的歷史。既然美國總統制能實踐成功，為什麼我們就不可能達成使命呢？這顯然不瞭解孫中山先生當年所講的兩句話：「英國是不能學的，美國是不必學的。」（1906年12月民報成立一周年演講），而且也沒看懂前述兩位歐美學者的分析論證。
過去百餘年中華民國推動憲政民主的歷程，清楚的告訴我們：惟有告別強人專制遺緒，建立「議會民主」與「責任內閣」，才能落實權責分明的民主制衡機制。相反的，如果始終不能擺脫「總統掌權／總理（與內閣）代為負責」這種權責不對等的制度化困境，則穩定的憲政民主與權責相符的法治與制衡，終將難以落實。換言之，百年前宋教仁對抗專政弄權而力倡的議會民主制理想，迄今仍是對當代民主實踐的一項嚴肅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