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有好幾種。通常看不下去的，會想辦法出點力，花點錢，減輕一點「我知道有人在受苦但我無能為力」的罪惡感。

對於這種「遠距」的罪惡感，降到實際的層面，就叫做「慈善事業」─大多數都是以「超級有錢的人叫眾多不那麼有錢的人出錢去幫沒有錢的人」的模式落實。

但有一種慈善，它助長了惡；它以「我們以為的正義」，換取了名目上的安心與螢幕上的美妙，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手不能弄髒，形象不能受損。這種「敬而遠之」的慈善，卻助長了惡的根源與蔓延。

像剛果的「人道主義」行動。

斯特恩在《剛果戰爭：失敗的利維坦與被遺忘的非洲大戰》中說：

……(西方習慣了) 朝人道主義危機砸錢，而不是根除引發危機的政治根源。這種奇特景象完全沒道理，尤其是國際社會在大屠殺期間毫無作為。美國一度拒絕介入盧安達大屠殺，甚至還阻止聯合國干涉─派出了三千名士兵，但嚴格限制他們只能輔助救援工作。(引文終)

砸錢，便可以振振有詞地說「我在救人」；其他的，都屬於「干涉內政」。在剛果屠殺裡，「人道主義」變成了一種外人干涉的「安全視角」；讓外人可以捐了幾塊錢後，便心安理得地在夜晚甜睡。

而且，按照許多外交官的說法，和平要比正義更重要，尤其是當政府中滿是昔日的軍事領袖時。

「人們普遍認為，起訴這些政府領導人，他們就會再次挑起戰爭。還有一些剛果領導人說，戰爭是殘酷的，本身就會有人死亡。一位博學的政客還提醒我說：『格蘭特將軍在美國南北戰爭之後不是赦免了南軍的士兵嗎？西班牙人不是赦免了佛朗哥政府犯下的罪行嗎？為什麼到我們這裡就要不一樣呢？』」

不幸的是，赦免戰爭罪行迄今為止並沒有帶來和平，昨天的罪犯成了明天的慣犯。

當慈善唯美成了「遠的要命的地方」的三分鐘畫面時，當受害者成了冷冰冰的統計數字時，還會有「比較利益」的出現：

「1995年4月，盧安達愛國陣線的圖西族士兵，襲擊了剛果境內一處用於安置無家可歸的胡圖族農民的難民營，殺死了大約一千五百到五千人。當時，美國駐基加利武官聯絡處評論稱：『兩千人遇難是一場悲劇，但從盧安達局勢來看，這場殺戮不會成為未來局勢發展的重大障礙。與盧安達大屠殺中遇難的八十萬人相比，這兩千人更像是路上的一條減速帶。』」

高速公路減速帶會帶來些許的顛頗、雜音，與不適，但，這是達到安全速限的代價。

一位人道工作者對這種論調表現出了極度的厭煩：「他們為什麼非得用一種不公正的罪行去衡量另外一種罪行？」 她問道：「難道就因為在盧安達有幾十萬人被殺害，所以在另一個地方殺害數萬無辜平民就是可以接受的？」

看完這本書，我腦海裡只迴盪著高三準備聯考時，偷看的日片《魔界轉生》的片頭：

已經因仇恨成魔的天草四郎，撫著被幕府軍隊屠殺的婦孺的頭髮，對著天空悲喊：

上帝，我們因信仰而遭難，但，祢，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