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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肝癌治療策略 更趨向個別化考量，以病人為中心！

諮詢╱許駿（臺大醫學院副院長及腫瘤醫學研究所特聘教授、臺大醫院癌醫中心分院主治醫師 ）

撰稿╱黃筱珮   2026-07-15

罹患肝癌，該怎麼治療？各國包括台灣均依循的「巴塞隆納肝癌分期（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 BCLC）」2026年更新內容，將病情複雜性、治療不確定性以及每位病人對生活品質與期待等因素納入考量，這也代表更趨向「以病人為中心」，病人與家屬也是參與醫療決策的核心角色。

 

隨著免疫療法、標靶藥物與局部治療技術快速發展，肝癌已邁入更精準、多元的個人化治療建議時代。國際知名肝臟學期刊《Journal of Hepatology》2026年3月刊登了新版BCLC指引，除既有的分期治療建議外，首度導入「CUSE」評估模式，強調在缺乏實證資料或無法比較不同治療方案效益的情況下，可依個別病人的狀況、主觀意願等，彈性選擇各種療法，建構以病人為中心的決策。

首度導入CUSE決策框架
各期肝癌治療策略更彈性
  
一直以來，BCLC分期主要依據病人之肝功能、腫瘤大小與數量，以及是否出現腫瘤血管侵犯或遠端轉移等條件，將肝癌區分為0期（極早期）、A期（早期）、B期（中期）、C期（晚期）及D期（末期），並就各期別分別給予第一線治療的策略，這個架構在2026年並未改變。2026年指引中根據最新臨床試驗結果擴充了治療的選項，也更深入討論不同選項實際應用時的可能利弊。

不過，並非每一種肝癌治療都有充足的實證資料，不同療法之間也常缺乏比較數據，因此，病人應採取何種治療，很多情況下並沒有絕對答案，因此，新版BCLC首次納入「CUSE」決策框架，幫助醫病雙方做出最適合的醫療決策。

所謂「CUSE」即複雜性（Complexity）、不確定性（Uncertainty）、主觀性（Subjectivity）與情感（Emotion）等四個面向。

1.複雜性：

病人可能同時伴隨多種共病；且在面對不同治療選項時，這些療法可能實證基礎相當薄弱，或者缺乏明確的實證數據，導致抉擇困難。

2.不確定性：

病情發展難以精準預測，加上醫學實證仍有未明之處，且治療標準日新月異，增加了決策的變數。

3.主觀性：

醫師與病人在解讀醫療資訊的角度，以及對治療期待與偏好的表達上，往往存在個別差異。

4.情感（或價值）：

疾病帶來的壓力、過往的就醫經驗、個人的信仰、價值觀與期盼，都會在無形中影響病人、家屬甚至是醫療團隊的決定。所謂的情感也涵蓋價值（value）的涵義，也就是病人及家屬對生命的態度與看法，例如「願意付出多少代價，去換取可能治癒的機會？」這牽涉到的不只是金錢，還包括身體能夠承受多少副作用，以及後續生活品質可能受到的影響等。

上述情境確實是醫療現場經常面臨的實際狀況，將這四個面向納入BCLC指引中，可讓醫病雙方更加體認到治療選項並無「最佳」的標準答案，唯有「最適合」的選擇。而且，在病患與家人選擇之後，醫療團隊也將持續給予關注，減少病患與家人面對不確定性的恐懼，增加對應風險的韌性，讓病患在生活的質與量都得到最大的支持。

各期肝癌對應之治療策略

針對極早期與早期肝癌（BCLC- 0、A），若有潛在肝臟捐贈候選人可以考慮肝臟移植，若無，手術切除與局部消融治療（如電燒、微波消融等）仍是最具治癒機會的優先選擇。

在新版BCLC納入CUSE框架考量後，除了局部治療例如俗稱電燒的射頻消融（RFA）、微波消融（MWA）外，體外放射治療（EBRT）、經動脈放射栓塞（TARE）與經肝動脈化學栓塞（TACE）等，也被納入極早期與早期肝癌的治療選項，醫師可依病人病況與腫瘤條件、意願等搭配運用。

這也顯示放射治療在肝癌治療中的角色正持續提升，這對於高齡、無法接受手術或不適合消融治療的病人而言，提供多元的選擇。

目前台灣肝癌治療指引尚未明確將放射治療列為極早期或早期肝癌的治療選項之一，不過，隨著國際指引已逐步納入相關建議，加上國內臨床治療經驗持續累積，未來也有機會跟進。

中期肝癌（BCLC-B）仍以經肝動脈化學栓塞為主要治療，但已有許多研究結果指出，肝內腫瘤太大，數量過多，或呈現瀰漫式分布，栓塞治療的效果並不好；反覆栓塞可能導致肝功能惡化。因此，若腫瘤負荷較大或肝功能接近臨界值，建議及早導入全身性治療（如標靶藥物或免疫療法），而非重複栓塞。

至於晚期肝癌（BCLC-C），以免疫療法為首選，主流用藥是 atezolizumab（癌自禦）＋ bevacizumab（癌思停），俗稱為A＋B或double A。還有雙免疫療法，如 durvalumab（抑癌寧）＋tremelimumab（抑佳妥）；或是 nivolumab（保疾伏）＋ipilimumab（益伏）。研究顯示，免疫療法有助提高腫瘤縮小機率，延長整體存活期。

末期肝癌（BCLC-D）代表病人已出現嚴重肝功能失代償或整體身體狀況明顯惡化，此時已難以承受積極抗癌治療，主要策略並非腫瘤控制，而是「最佳支持性照護（best supportive care, BSC）」與緩和醫療。不過臨床上部分D期患者經過支持性照護後，肝功能或體能狀態改善，仍有機會重新接受抗癌治療，實際處置仍需個別化評估。

這也是新版BCLC納入的「治療分期遷移」（treatment stage migration, TSM）概念，強調治療不是固定單向流程，可依病人治療反應、耐受度與病情變化進行動態調整。例如晚期患者接受免疫治療後，若腫瘤明顯縮小，就有機會「降期」接受手術或局部治療，爭取更好的治療效果與預後。

 

血管侵犯或轉移病人的治療
具有挑戰性

至於肝癌合併門靜脈侵犯（PVTT）的病人，治療較為棘手，新版BCLC也提到「體外放射治療合併全身性治療」具有潛在效益。不過，由於PVTT患者通常腫瘤較大、範圍不規則，放射治療在劑量與照射範圍設計上較具挑戰，加上整體預後較差，是否適合採用放射治療仍應進行嚴謹的評估。

經評估後，也許部分PVTT的病人較適合放療合併免疫治療，或較適合肝動脈灌注化學治療（HAIC）或經肝動脈化學栓塞（TACE）等局部治療。不管採用何種方式，核心目標皆在於提升腫瘤控制效果、延緩病程進展，並爭取後續治療機會。

肝癌治療怎麼選？
ALBI分數可輔助判斷

在新版BCLC指引中，一位肝癌病人是否適合接受手術或其他治療，除了以傳統的Child-Pugh分級評估肝功能外，「白蛋白-總膽紅素比值」（albumin-bilirubin score, ALBI score）也是參考指標之一，可協助醫療團隊判斷病人是否適合接受手術、局部治療或全身性藥物治療，以降低治療後肝功能惡化甚至肝衰竭的風險。

ALBI分數主要根據「白蛋白」與「總膽紅素」這兩項抽血數值計算；白蛋白代表肝臟製造蛋白質的能力，總膽紅素則反映肝臟代謝與排泄功能。相較於Child-Pugh分級需納入腹水、肝腦病變等部分可能偏向主觀的判斷指標，ALBI 分數只需抽血即可評估，因此被認為是相對客觀的方式。

計算結果可將患者區分為ALBI第1至第3級，其中第1級代表肝功能最佳，第2級次之，第3級則表示肝功能較差、治療風險較高。

一般來說，病人若屬於Child-Pugh A，代表肝功能相對較好，但若再以ALBI分數進一步計算，同屬Child-Pugh A的病人仍有一些差異，腫瘤較大或肝功能更差的病人，ALBI分數通常會較差。因此，ALBI分數可作為更精細的評估工具或是病人預後的指標，將病人再予以分層。

曾有研究顯示，ALBI第1級病人接受免疫療法後，通常有較佳的長期存活表現，原因在於肝功能較穩定的患者，較能承受免疫治療的副作用，也更有機會完成完整療程。

這些評估工具的目的在於希望讓病人獲得最適當的治療，取得最好的預後，延長病人存活時間與兼顧生活品質，但實務上如何治療，還是以每位醫師的臨床經驗與醫病溝通後的決定為主。

提供試算

醫療決策是一道選擇題
需由醫病共同作答

事實上，醫療團隊在協助病人做醫療決策時，不只是在技術與藥物之間做選擇，還要將病人與家屬對病情的期待、對生命的價值體認、治療意願等，一同納入考量，因此該選擇何種治療並沒有標準答案，這也是醫療現場每天都會面臨的複雜情境，只是過去並未明確寫在指引中。而此次新版BCLC能納入「CUSE」的概念，可以說回應了臨床實況，也體現了以病人為中心的精神。以下3個案例，正是這些情境的縮影。與醫療團隊密切配合，共同做出符合病人最佳利益的選擇，抗癌之路才能走得更加穩健且沒有遺憾。

 
圖說：病人與家屬也是參與醫療決策的核心角色。

 

個案1

李伯伯因為肝癌接受手術治療，未料術後一年復發，肝內出現多顆腫瘤，並且懷疑有肺部轉移。面對病情變化，李伯伯仍希望能再次接受手術切除病灶，但是醫療團隊評估，高齡90歲的李伯伯身體狀況已不同於一年前，現階段更適合考慮標靶治療、免疫療法或經肝動脈放射栓塞（TARE）等方式。

由於每種治療都伴隨不同代價，包括身體負擔、副作用以及經濟成本，例如TARE便需自費數十萬元，因此，醫療團隊除提供可能的治療選項外，也向家屬分析未來可能面臨的問題，並詳細說明各種治療可能帶來的副作用。由於病人年事已高，如何維持生活品質，同樣是治療中重要的一環，因此最後由家人和李伯伯討論，擇定最合適的治療方式。

個案2

住在馬來西亞的海外華人Jack接受肝癌手術後不到一年復發，且出現骨轉移。手術的病理報告顯示，他罹患的腫瘤分化較差，惡性度高、進展快速。病人曾接受免疫藥物合併標靶治療，但效果並不理想，胎兒蛋白持續上升。

為了尋求更多治療契機，Jack與家人輾轉來到台灣就醫，醫療團隊評估現有的治療對於Jack的病情而言，效果確實有限，因此與家屬溝通：「接下來的路怎麼走，不單是醫療層面，而是人生選擇。」醫療團隊分析各種可能性，包括繼續治療，是否參加新藥臨床試驗，以及治療地點的選擇、轉換治療目標，甚至「不治療」也是一個可以被討論的選項，以對病人最好的方式為依歸。病人與家屬在充分理解後，最終決定先返家，結束半年的海外奔波。

個案3

一位罹患罕見腹腔癌症的婦人，影像檢查發現已有遠端淋巴結轉移，確認無法接受手術治療，醫療團隊建議以藥物治療為優先。或許是罹病後情緒受到影響，也可能是對治療選項仍有不同想法，這位婦人經常與陪病的女兒口角。面對母親的情緒與治療抉擇壓力，女兒無奈：「我們到底該怎麼做，才是最好的？」

醫師真摯回答：「我覺得，妳們能夠陪著媽媽來看病，就是最好的了。」一句話，讓女兒當場落淚，彷彿卸下心中大石頭。很多時候，陪病家屬需要的未必是「醫學標準答案」，而是有人告訴他們：「你們已經做得很好了。」這份肯定，讓一家人更有力量繼續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