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柏森

翻譯教學長久以來附屬於外語教學，作為增進外語能力的一部份；而翻譯教學時也少不了外語的強化訓練，以增進翻譯的能力，翻譯教學和外語教學兩者的關係十分密切。即使目前翻譯已逐漸朝獨立學門的方向邁進，發展出不少專業的翻譯研究領域和學科，但是翻譯教學在教學法上仍深受外語教學之影響。例如Kiraly(1995)和Colina(2003)都認為傳統的翻譯教學法非常類似外語教學中的文法翻譯教學法(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文法翻譯教學法的使用可追溯到羅馬帝國時期，歷經歐洲中世紀時的古典拉丁文教育，一直到十九世紀而被視為是種最早的外語教學法(Howatt,1984)。它是以記誦字彙、修習文法和翻譯方式來學習外語，目的是讓學生能夠閱讀外語寫作的文學作品。教師則是課堂裡的權威，學生基本上都是順從教師的指導來學習，而學生與教師間以及學生與學生間都缺乏互動(Larsen-Freeman, 2000)。

反觀傳統的翻譯法，翻譯活動本身也常被化約成一條條的翻譯規則(translation rules)，就像語言的文法規則一樣，由教師在課堂上講述這些翻譯規則和提供翻譯練習，而學生的工作就是按部就班地把所有的規則學習完畢。例如Kiraly就觀察到傳統教學中有許多老師仍保有一些迷思，他們認為:「翻譯不過是機械式地把一個文本的語言元素代換為第二語言中可客觀辨識的對等語言元素(1995:6) (Translation involves little more than the mechanical replacement of linguistic elements in a text with objectively identifiable equivalent linguistic elements from a second language. ) 。」這種對翻譯活動的看法如同Vermeer所言，是基於一個不盡正確的假設:「此基本假設認為文本的表面結構就能呈顯其意義，透過模仿該表面結構，調整成合乎目標語文法的語言單位就能保存原文內容(1998:61) (The underlying presupposition is that the surface structure of a text manifests its meaning, and that imitating this surface structure by transposing it into grammatically correct target language units guarantees the preservation of content.) 。」

以上假設是受到語言學中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的影響，使得傳統翻譯教學法相當重視兩種語言間的對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教師常把對譯的兩種語言文本化約成字彙和句型的單位一一相以比較，以期找出最正確的對等翻譯。在教學程序上由教師教授由下而上的語言技能(bottom-up skill)，讓學生從理解源語文本的單字、片語、句子的意義開始，再線性地轉換為目標語的語言對等形式(Vermeer, 1998)。在翻譯習作評量上，學生的作品必須與教師提供的譯作版本比較，只要有不同的地方就會被提出來修正，因此學生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翻譯錯誤或和教師譯文不同之處。這種傳統教學模式下的翻譯課究其實還是一種外語課，就像賴慈芸(2006:110)所言:「中譯英像教英文寫作，英譯中像教英文閱讀。」因為大部份的教學時間和資源都投注在兩種語言對應的學習上，而忽略了翻譯活動本身最重要的文化溝通特質和功能，也就較難培養出整體的翻譯能力。

另外，傳統翻譯教學和文法翻譯教學法一樣亦是以教師為中心，強調以教師的翻譯知識權威來主導和校正學生的學習過程。教師的職責基本上是將語言的結構和翻譯的規則傳導給學生，並糾正學生翻譯上的錯誤。許多教師常將講解翻譯技能作為授課的唯一重心，只專注在學習的認知層面(cognitive aspect of learning)，而未顧及學生學習翻譯的社會層面(social aspect)和情意層面(affective aspect)如學習動機(learning motivation)、學習焦慮(learning anxiety)、學習策略(learning strategy)和學習型態(learning style)等面向。因此傳統的翻譯教學法雖已行之多年，但在課堂施行上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包括:(1)教師施教的內容不見得能符合所有學生的語言程度和學習需求，部份同學在飽受挫折之餘可能會放棄學習；(2)教師選用的翻譯教材或教學活動有時脫離學生生活經驗，無法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導致內在學習動機低落；(3)同學容易養成被動學習的慣性，教師若未指定學習進度或待學期結束後，學生就缺乏主動求知和練習翻譯的意願；(4)學習翻譯淪為只是應付教師的規定和通過考試，學生難以體會在不同語言間悠遊轉換的樂趣，甚至對學習翻譯產生負面觀感 (廖柏森，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