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柏森

從西方翻譯學界的觀點出發，翻譯也有許多不同的標準，而且逐漸脫離傳統以原文為最高標準的翻譯觀。例如美國語言學家Nida長期從事聖經翻譯的工作，從其實務經驗中歸結出理論體系，認為翻譯不一定需要保留原文的語法和形式，重要的是能重現原文所要傳達的訊息。Nida提出兩種翻譯的對等 (i) 形式對等(formal equivalence):以原文為本，盡可能重現原文的形式與內容，達成兩種語言間訊息(message)的對等；(ii) 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強調譯文接受者和訊息之間的關係應等同於原文接受者和和訊息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讀者反應或效果的對等(equivalence of response/effect)。譯文的表達講求自然貼切，使譯文讀者獲致與原文讀者相似的反應或效果。Nida以新約聖經原文意義的a holy kiss(聖吻)可以譯成英文a hearty handshake(熱誠握手)作為動態對等的例子。1986年Nida又提出功能對等 (functional equivalence)，強調翻譯上的溝通功能(communicative function)，並取代之前的動態對等，但概念其實是一致的。

Munday曾指出，Nida理論的貢獻在於擺脫過去翻譯對字與字對等(word-for-word equivalence)的要求，並提出必須重視讀者反應的效果對等原則，考慮譯文讀者的需求，進而調整語法用字和文化指涉。然而其理論上的缺點在於譯者主觀上難以判斷原文與譯文讀者的反應是否一致，尤其是有時空文化限制的文本，例如古希臘荷馬史詩的翻譯，譯者根本無法得知或測量原文和譯文讀者的反應為何，要達到讀者反應或效果的對等幾乎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