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俞可平、吳思、劉軍甯」看民主---《觀察》
2009/04/05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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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自由主義知識界對自由民主的學術性論述已經很多，其中不乏深刻、詳盡的理論闡述，甚至不乏貼近中國百年現代化的歷史和現實的論述，但時至今日，還沒有一篇文章的影響能夠超過
俞文之所以引起海內外輿論廣泛關注，固然與談民主的普世主義傾向有關，與此文被中共重要喉舌的首發和轉載有關（首發於《北京日報》，繼而由《學習時報》、新華社、《人民日報》等重要喉舌廣泛轉載），更與他的黨內職務、智囊身份有關。正因為他的身份，輿論才會猜測其出臺的高層背景及其政治動態。如若該文出自某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筆下，相信不會受到海內外輿論的如此關注。
我認為，俞文的廣泛影響，特別是在大陸民間的影響，除了以上的因素之外，也與其通俗的表述方式有關，但在對俞文的相關評論中，幾乎鮮有人注意到這一點。
俞文對民主的理解與目前大陸自由知識界的理解，基本上沒有區別。俞文所講的民主常識，不僅早已成為民間自由主義者的共識，也早已成為黨內開明派的共識。但在表述方式上，俞文卻具有少見的簡潔性和通俗性。所以，俞可平在此前出版過多部有關民主、憲政、民間自治的理論著作（如《政治與政治學》、《增量民主與善治》、《權力政治與公益政治》、《全球化：西方化還是中國化》、《中國公民社會的制度環境》、《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治理的變遷》、《民主與陀螺》等），但這些著作對大眾的影響，遠不如他這篇不到二千字的短文。
俞文沒有長篇大論的抽象論證，也沒有半生不熟的概念。全文不到二千字，用的是大眾化語言，簡明扼要且針對現實，基本說清了民主常識。特別是“民主是個好東西”這個標題，採取了最為通俗的口語化表達方式，具有直接打動大眾的穿透力。我預測，“民主是個好東西”這句話，必將變成廣為流行的公共話語。
在如何把源於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論變成大眾常識這點上，俞文值得自由知識界的學習，學習其通俗化表達的技巧，學習其製造流行觀念的能力。只有表達的通俗化大眾化，自由知識界多年來積累的有關自由民主的理論成果，才可能逐漸變成大眾文化的一部分，變成從線民到學者、從主持人到官員都常用的公共話語。
在這點上，吳思先生的歷史研究為自由知識界提供了很好的示範。吳思先生的寫作少而精，僅憑一本《潛規則》就迅速地進入了公共領域，取得遠必其他史學家更為廣泛的影響力。這不僅在於他以自己獨特的視角進入中國歷史，提煉出具有廣泛解釋力的概念，使人們能夠更清晰地理解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而且在於他的寫作方式——以生動通俗的敍述語言來表達對中國歷史的深刻而獨到的思想透視。或者說，在當下中國的歷史寫作中，他的敍述語言堪稱獨創，他用“重講歷史故事”的方法，層層剝掉大話厚硬的歷史包裝，以簡潔有力、直率躍動、不乏幽默的敍述方式，引導讀者漸入中國文化的內核。故事講完，讀者豁然開朗。換言之，正因為吳思獨創的“潛規則”概念借助於雅俗共賞的表達，才能使之變成中國當代公共話語領域的常用詞之一。
如果說，吳思先生是以自己的寫作為大陸知識界作出了普及思想觀念的範例，那麼，
在“博客中國”
為了強調自由主義大眾化的重要性，劉軍寧專門寫了《文藝復興，就從博客開始！——中國文藝復興答疑錄之三》的網文。他說：“面對種種的困難，這場文藝復興從哪兒開始呢？其實，這場文藝復興已經在互聯網上拉開了序幕，在博客上吹響了號角。而其中風雲人物正是那些以近億記的博客、播客、訪客！”因為，“博客提供了暢談人性的場所，提供了傳播藝術的場所，提供了激情辯論的場所，提供了各抒己見的場所，提供了展現‘小我’的場所，提供了‘個體對個體’交流的平臺，提供了表現自我的機會，提供了‘平等、自信、獨立’的舞臺。這裏沒有等級制度，沒有意識形態的束縛，沒有虛偽的掩飾和矯揉造作，沒有上下尊卑，正是個性張揚的理想平臺。”“這裏有人談文學，有人書野史，有人話兩性，有人論政經，有人論美學，有人宣揚行為藝術。中國近代史上還從未有今天這樣自由而暢快的交流平臺。所以，有理由相信，中國的文藝復興正從博客文化中興起。”“中國文藝復興的主體是上千萬在讀和已畢業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先鋒隊是80後社會活躍分子，包括作家、娛樂明星、記者、商人和資訊產業從業者等等，社會基礎是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潮流，推動力是以互聯網為主的新的資訊傳遞方式。”“時下已到了網路時代，文化藝術的希望，成千上萬個活躍在網路上的‘草根思想者’才是我們可以期待的堅實力量！獨立的個體才是最尊重的，尊嚴在任何時候都比‘文學’更重要。只有個人的站立,才有中華的真正站立。天地之間，個體為尊！”“我以為，中國的希望，都在於曾經沉默數千年的大多數不再沉默。由於有了互聯網，有了博客，長年被迫沉默、昏睡的人們，開始在網上爭辯著、表述著、呐喊著、呼喚著、參與著、推動著！如果一個人的聲音不夠大，大家就一起寫、一起喊、一起畫、一起唱、一起播。這不正是博客、播客、訪客們個人的自我發現，個人意識的自我覺醒嗎？這不就是文藝復興碼？”
在這點上，我高度認同
俞可平、吳思、劉軍寧三位，身份不同，專攻各異，但他們三人卻以各自的方式凸現出同一個緊迫的問題：如何讓自由、民主、憲政由精英話語變成大眾常識。
我的補充是：“自由主義的大眾化早已在互聯網開始。”
俞文之所以引起海內外輿論廣泛關注，固然與談民主的普世主義傾向有關，與此文被中共重要喉舌的首發和轉載有關（首發於《北京日報》，繼而由《學習時報》、新華社、《人民日報》等重要喉舌廣泛轉載），更與他的黨內職務、智囊身份有關。正因為他的身份，輿論才會猜測其出臺的高層背景及其政治動態。如若該文出自某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筆下，相信不會受到海內外輿論的如此關注。
我認為，俞文的廣泛影響，特別是在大陸民間的影響，除了以上的因素之外，也與其通俗的表述方式有關，但在對俞文的相關評論中，幾乎鮮有人注意到這一點。
俞文對民主的理解與目前大陸自由知識界的理解，基本上沒有區別。俞文所講的民主常識，不僅早已成為民間自由主義者的共識，也早已成為黨內開明派的共識。但在表述方式上，俞文卻具有少見的簡潔性和通俗性。所以，俞可平在此前出版過多部有關民主、憲政、民間自治的理論著作（如《政治與政治學》、《增量民主與善治》、《權力政治與公益政治》、《全球化：西方化還是中國化》、《中國公民社會的制度環境》、《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治理的變遷》、《民主與陀螺》等），但這些著作對大眾的影響，遠不如他這篇不到二千字的短文。
俞文沒有長篇大論的抽象論證，也沒有半生不熟的概念。全文不到二千字，用的是大眾化語言，簡明扼要且針對現實，基本說清了民主常識。特別是“民主是個好東西”這個標題，採取了最為通俗的口語化表達方式，具有直接打動大眾的穿透力。我預測，“民主是個好東西”這句話，必將變成廣為流行的公共話語。
在如何把源於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論變成大眾常識這點上，俞文值得自由知識界的學習，學習其通俗化表達的技巧，學習其製造流行觀念的能力。只有表達的通俗化大眾化，自由知識界多年來積累的有關自由民主的理論成果，才可能逐漸變成大眾文化的一部分，變成從線民到學者、從主持人到官員都常用的公共話語。
在這點上，吳思先生的歷史研究為自由知識界提供了很好的示範。吳思先生的寫作少而精，僅憑一本《潛規則》就迅速地進入了公共領域，取得遠必其他史學家更為廣泛的影響力。這不僅在於他以自己獨特的視角進入中國歷史，提煉出具有廣泛解釋力的概念，使人們能夠更清晰地理解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而且在於他的寫作方式——以生動通俗的敍述語言來表達對中國歷史的深刻而獨到的思想透視。或者說，在當下中國的歷史寫作中，他的敍述語言堪稱獨創，他用“重講歷史故事”的方法，層層剝掉大話厚硬的歷史包裝，以簡潔有力、直率躍動、不乏幽默的敍述方式，引導讀者漸入中國文化的內核。故事講完，讀者豁然開朗。換言之，正因為吳思獨創的“潛規則”概念借助於雅俗共賞的表達，才能使之變成中國當代公共話語領域的常用詞之一。
如果說，吳思先生是以自己的寫作為大陸知識界作出了普及思想觀念的範例，那麼，
在“博客中國”
為了強調自由主義大眾化的重要性，劉軍寧專門寫了《文藝復興，就從博客開始！——中國文藝復興答疑錄之三》的網文。他說：“面對種種的困難，這場文藝復興從哪兒開始呢？其實，這場文藝復興已經在互聯網上拉開了序幕，在博客上吹響了號角。而其中風雲人物正是那些以近億記的博客、播客、訪客！”因為，“博客提供了暢談人性的場所，提供了傳播藝術的場所，提供了激情辯論的場所，提供了各抒己見的場所，提供了展現‘小我’的場所，提供了‘個體對個體’交流的平臺，提供了表現自我的機會，提供了‘平等、自信、獨立’的舞臺。這裏沒有等級制度，沒有意識形態的束縛，沒有虛偽的掩飾和矯揉造作，沒有上下尊卑，正是個性張揚的理想平臺。”“這裏有人談文學，有人書野史，有人話兩性，有人論政經，有人論美學，有人宣揚行為藝術。中國近代史上還從未有今天這樣自由而暢快的交流平臺。所以，有理由相信，中國的文藝復興正從博客文化中興起。”“中國文藝復興的主體是上千萬在讀和已畢業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先鋒隊是80後社會活躍分子，包括作家、娛樂明星、記者、商人和資訊產業從業者等等，社會基礎是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潮流，推動力是以互聯網為主的新的資訊傳遞方式。”“時下已到了網路時代，文化藝術的希望，成千上萬個活躍在網路上的‘草根思想者’才是我們可以期待的堅實力量！獨立的個體才是最尊重的，尊嚴在任何時候都比‘文學’更重要。只有個人的站立,才有中華的真正站立。天地之間，個體為尊！”“我以為，中國的希望，都在於曾經沉默數千年的大多數不再沉默。由於有了互聯網，有了博客，長年被迫沉默、昏睡的人們，開始在網上爭辯著、表述著、呐喊著、呼喚著、參與著、推動著！如果一個人的聲音不夠大，大家就一起寫、一起喊、一起畫、一起唱、一起播。這不正是博客、播客、訪客們個人的自我發現，個人意識的自我覺醒嗎？這不就是文藝復興碼？”
在這點上，我高度認同
俞可平、吳思、劉軍寧三位，身份不同，專攻各異，但他們三人卻以各自的方式凸現出同一個緊迫的問題：如何讓自由、民主、憲政由精英話語變成大眾常識。
我的補充是：“自由主義的大眾化早已在互聯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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