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時間，英國下院針對三家大型美國企業的避稅行為舉行了一場氣氛緊張的英文翻譯聽證會。會上，英國下院公共賬目委員會(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主席瑪格麗特‧霍奇(Margaret Hodge)怒不可遏地對星巴克(Starbucks)、亞馬遜(Amazon)和谷歌(Google)的代表表示：「我們不是指控你們犯法了。我們指責的是你們太不道德了。」。

聽證會的英文翻譯主題依然老生常談：企業利用跨境專利使用費、轉移定價和區域總部的選址來降低企業納稅額。

霍奇的憤怒詰問引出了另一個古老問題：政界人士能夠脅迫企業去做他們自己認為正確、但法律沒有做出規定的事情嗎？

50多年前，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總統壓制美國鋼鐵企業漲價就是一個著名的翻譯例子。以美國鋼鐵(US Steel)為首的鋼鐵企業就工資問題與工會達成和解以後，提高了鋼材價格，而肯尼迪原本希望這些企業能夠自行消化工資上漲成本。據悉，鋼鐵企業轉嫁工資成本，導致肯尼迪破口大罵，稱所有商人都是「狗娘養的」。

肯尼迪在1962年4月召開的記者招待會為施加政治壓力上了一課。肯尼迪說：「我們在柏林和東南亞面臨嚴重危機...我們正在請求預備役人員離家長達數月之久，現役軍人正在冒著生命危險——過去兩天4名軍人在越南遇難。」。

他說，鋼鐵剛漲將增加國防成本，「增加家庭、汽車、家用電器和每個美國家庭所需的大部分物品的成本」。還會增加美國企業和農場使用的機器和工具的價格。

他補充道，美國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和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U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正在「調查此舉對一個自由競爭的經濟產生的影響。」。

最後，他提到了就職英文翻譯演說中的話：「不久前，我呼籲每位美國人都想一想自己能為國家做些什麼，所以我也要求鋼鐵企業想一想。在24個小時之內，我們得到了他們的答復。」鋼鐵老闆放棄了漲價。



肯尼迪的批評包含哪些內容？呼籲以國家利益為重、提到了普通人和企業所做的犧牲並暗中威脅要採取翻譯法律行動。

在批評美國企業的避稅行為時，霍奇試圖效仿肯尼迪。但她畢竟不是約翰‧肯尼迪。她的姿態嘩眾取寵，頻頻打斷對她所提問題的英文回答，意味著她與她所屬的委員會的質詢遠算不上是法庭科學取證。

不過，這確實加大了對跨國企業避稅行為的壓力。英國首相戴維‧卡麥隆(David Cameron)已表示，他對這些跨國企業感到不快，稅務當局必須展開調查。

政界人士要怎麼做才能改變企業的行為？針對該話題的討論不可避免要引出另一個英文翻譯問題：政界人士應該採取行動嗎？尤其是在這三家美國企業的避稅行為完全合法的情況下。這三家美國企業也一直向委員會表述這一事實。

這一次，答案是肯定的。總部位於英國的企業一直辯稱，本土企業必須繳納的稅款高於在英國經營的外國企業，這讓它們處於不公平的劣勢地位。顯然，這些企業的觀點是正確的。

最佳解決方案是改變法律規定。但正如英國商務大臣文斯‧凱布爾(Vince Cable)本周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採訪時承認的那樣，如果沒有其他國家配合採取同樣的行動，就很難嚴厲整治企業的避稅行為。

當法律暫時無能為力時，政界人士就有權利和義務反映公眾的情緒。在銀行家的薪酬問題上，全球的政府官員就是這麼做了，但效果並不大。

面對這樣的壓力，企業會算一筆賬。威脅採取監管或者法律手段可能會讓某些企業改變行為。但這樣的威脅往往不了了之。(肯尼迪的威脅並非好不管用。)

消費者的抵制有可能改變企業的避稅做法，但歷史表明，這對企業的利潤產生不了多大的沖擊。

企業可能認為，名聲糟糕不值得大費周折，但在復雜的稅收安排問題上，它們肯定會認真處理。

企業會選擇採取被視為體現社會責任的做法。這麼做，它們不需要花費多少英文翻譯成本，甚至有時還能節約成本(例如減少危害環境的包裝)。

政界人士只能做到這麼多。正如巴布森商學院(Babson College)的詹姆斯‧胡普斯(James Hoopes)指出的那樣，在肯尼迪嚴厲批評鋼鐵企業後的18個月內，美國鋼鐵悄悄地提高了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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