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PBS曾經播過一部關於傷寒瑪莉的紀錄片。即使她所有的雇主或與之接觸的人都確定因為她的關係感染傷寒，可她仍一直堅稱這與她無關。當時的政府和司法機構為了公眾多數的健康並沒有做錯，但說實在，那個古老年代的隔離沒有什麼人權可言，她在第三次被逮後一輩子老死North Brother Island連個外人都見不著。

　二零零七年七月初，澎湖一名早產兒需要後送。因為衛生署規劃的責任空域和家屬期待不同，最後總統大筆一揮，小妹妹專機到了有醫療背景的母親所期待的台北三總。從此，衛生署再也沒有立場堅持離島需後送的病人必須按照基於專業考量而規劃的後送機制。

　二零零七年七月底，一對罹患開放性肺結核的夫妻不顧隔離管制，搭機往大陸拜訪親家。為此，大陸官員對台灣的傳染病管制冷嘲熱諷。（so what，我們又不是WHO會員國，你們還沒資格罵呢，有種就讓台灣成為觀察員啊──讀著新聞感到生氣的熊之怨念。）

　時間回到二零零三年，台灣的SARS春瘟。我看著電視上急著逃命的和平醫院醫療人員及雇員，問我那當年逼我進醫學院的老爸：

「如果我在和平醫院上班，你會叫我離開嗎？」

「廢話，不然待在裡頭送死嗎？」那位年輕時一心想當中醫師卻特考總是不過的老男人答。

　我無言。　

　這些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概念其實是一樣的：要人類與疾病相處時無私無我並不容易。甘家媽媽為了小孩的命衝撞離島醫療系統，最後官方潰不成軍想亡羊補牢還不知從何補起，當事人再來個無關痛癢的道歉；明明知道自己是開放性肺結核病人，不但不配合公衛系統的追蹤輔導，就在美國某個也是結核病患者搭機被索賠之後不到三個月，居然來個親身體驗，而同機人的健康比起自家兒子的婚姻一點都不重要；別人家從事醫療工作的小孩惶恐地離開工作地點是沒有醫德罪大惡極，自家小孩於職守有虧就無關緊要反正保命優先。

　這是人性，就算隔離措施再人道，就算醫療系統再規劃嚴謹，總是會有些極端自我的人不買單的。

　醫者，或是衛生事務主管官員，在事不關己的時候總是會說：「要以群眾的利益為優先。」可真到了自己頭上了，多半也是跟平常人的反應一樣，以自身的利益為優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