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東濟寧市市長梅永紅辭職的消息得到確認，他將離開官員隊伍，轉投企業。以前，公務員辭職現象曾引發過熱烈討論，這次，把目光更聚焦壹些，定位在官員群體，尤其是技術型官員。

技術型官員棄政從商，有壹定市場

梅永紅是典型的技術型官員

總的來說，這次獲準辭職的山東濟寧市市長梅永紅，是個言行壹致的人。

在今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他就已經開始對媒體抱怨自己的工資問題。但他不止於抱怨，在公務員薪資目前不可能發生結構性轉變的現實下，梅市長選擇辭職，這和壹些叫苦連天卻寸步不讓的官員比，更讓人相信他的抱怨是真的。

梅市長離職後，加盟的是深圳華大基因。華大基因看重梅永紅，不是他地級市市長這個頭銜，而是他履新地方之前，在科技部多個部門間輾轉騰挪的經歷。尤其是他曾任科技部政策法規與體制改革司司長，和華大基因的業務多有交集。

即使只從市場化的角度考量，壹些官員並不是沒有市場。尤其是技術型官員。雖然公務員辭職潮近兩年來從未發生，官員辭職潮更是無中生有，但從局部來看，確實有壹些技術型官員，在謀求更好的發展，並且已經行動。

這裏需要對技術型官員做個定義。我們給出三個標準。其壹，在官員個人履歷中，其初始學歷較正規，不來源於黨校或函授；其二，官員個人從政經歷較為集中在某壹領域，不會發生“山西安監局長調入山西文聯任職”“哈爾濱畜牧獸醫局長調任教育局長”這種情況；其三，官員所在部門，離意識形態較遠，多重實務。

哪些技術型官員會受到企業青睞？

經過對近些年來，黨內辭職的技術型官員原工作單位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兩個規律：第壹，他們往往來自強管制部門，尤其是行政審批較多的部門；其二，該部門有著十分龐雜的政策法規，體制外的人，沒有充分浸淫的機會，很難得其要領。

而企業之所以看重具有這兩種特質的官員，也非常容易理解：強管制下，需要官員的人脈來潤滑；政策法規復雜，就需要精通政府事務的前官員。最近幾年，有兩個部委最恐慌其司長、副司長、處長、副處長辭職，壹個是證監會，壹個是發改委。發改委和證監會，都是基於強管制邏輯運作，且相關政策法規多如牛毛的部委。

中國排名前50位的基金公司中，幾乎每壹家，都有來自證監系統的高管。據財新的報道，2014年全年，證監會約有30名處級以上幹部離職，其中大多數投身市場機構。比如，原證監會國際部副主任湯曉東，轉任華夏基金督察長；原證監會上市公司監管部副主任周健男，轉任大成基金董事長。

即使不鼓勵官員辭職，也應把它視作正常的職業流動

目前辭職的官員還太少，很難說體制的巨大魔力已經消失

看到有官員辭職，應該欣喜，應該感動，應該為體制內難得體現出的流動性歡呼。即使妳不覺得這是好事，也無需憂慮，理由很簡單：從總量來看，辭職人數不值壹提。

根據公開的媒體報道，以2012年“八項規定”出臺時間為準，截止到今年8月底，全國提請辭職的副處級以上官員，共有108人（不完全統計）。雖然中組部從沒公布過中國各行政級別公務員的具體人數，但從壹些蛛絲馬跡中，可以探尋壹些真相。

根據《關於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全國副處級以上領導幹部，需每年如實向組織報告婚姻、出國(境)、收入、房產、投資、配偶子女從業等14個方面的個人有關事項。2014年，中組部共收到150萬人提交這類報告。即使我們認為全國所有的副處級以上官員全部按規定提交了報告，那至少也說明副處級以上官員，國內至少有150萬人。

108人（即使這個數字再擴大到1000）辭職，對比150萬的總量，慌什麽？不管和哪個行業對比，這麽低的離職率都舉世罕見。

優秀技術型官員辭職，可以從體制內部推進公務員職業化

職業化程度高的行業，最明顯的壹個特征是：優秀人才出的去（願不願意出去是另壹回事），同樣，優秀人才也進的來。這既是對個人價值的尊重，也是對市場經濟流動性的順從。

但公務員群體略有不同，從整體上來看，各國都趨於穩定——雖然政客走馬換燈，但事務官實行常任制。按理說，大部分技術型官員屬於事務官，他們這壹群體應該追求壹定程度的穩定性，靠職業技能的積累來實現專業職級的晉升和收入的增加。但我國公務員制度，強調公務員是壹個整體，把技術型官員混同進壹個龐大群體後，其獨特的技能標識並沒有很大的價值體現。

在證監會官員頻繁辭職後，證監會主席肖鋼也自我反思“對中青年幹部職業生涯發展關註不夠”。所謂對他們職業生涯發展關註不夠，指向的正是公務員職業化的問題。所以，證監會也壹直在招聘有華爾街投資機構任職背景的專業人才，他們的收入水平遠高於壹般公務員；深圳也進行了公務員分類改革，仿造香港打造了公務員薪級工資制度，將全市公務員分為68個薪級，拉開各級別公務員的收入級差。

雖然某些南方城市近些年確實在推行公務員職業化，高薪引進專業人才，但從全國整體來看，公務員體制還是僵化的，既缺乏劣汰機制，也缺乏優勝激勵。在外力改變乏力的情況下，公務員內部的優秀技術型官員主動辭職，或許能從體制內部引發壹些觸動。

官員辭職後，有兩件事別忘

要做好官員個人資產的離任審計工作

不排除在反腐壓力下，壹些官員為求自保而選擇辭職的可能。所以，對離任（辭職、退休、轉崗）官員的資產審計工作就尤為重要。雖然早在2000年時，審計署就發文，表示要“對所有黨政官員，包括部長級官員，在離職時，進行審計檢查。”

實際中是怎樣推進的呢？2008年，時任國家審計署審計長的李金華表示：“對省部級官員的經濟責任審計，屬於受托制，誰委托我審，我就去審計他。這是考核政府官員的壹個辦法，至於政府官員怎麽考核，怎麽去審他，則由其管理部門來決定。不是我想審誰就審誰，那怎麽行啊！”

省部級就不談了，即使是處級幹部，15年過去了，也從未見審計署發表審計報告，披露離任官員的個人資產審計狀況，我們只能從某些省份偶爾發布的壹些其余類型的審計報告中，發現對離任官員審計情況的壹些披露。比如，在《山東省2014年度省級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中，首次披露了對離任官員的經濟審計結果，“在對2011年4月以來離任的222名（次）省管領導幹部進行經濟審計中查出，違規問題金額201億元、損失浪費金額75億元。”

值得註意的是，即使是這樣的審計，也僅僅針對官員在職務行為中的經濟責任問題，而不涉及官員個人資產的審計。

更要防止辭職官員“人走茶未涼”的現象

辭職官員去哪兒？這是很多人關心的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102條規定：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這種規定，不僅公務員體系內有，很多企業也有，它被稱作“競業限制”。但和很多企業不同，公務員尤其是官員在離職後，如何遵守這條規定非常難把握。舉個例子，某市分管全市經濟工作的常務副市長，準備辭職，那麽和他“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究竟指哪些呢？可以說，他工作的範疇幾乎和全市所有企業都相關。

在實際情況中，這項規定也確實沒有得到執行。2013年，廣州市國土房管局辦公室副主任羅小勇辭職，轉任某地產企業，而他之前就是分管城建工作的；今年3月，浙江省首家純民營銀行——溫州民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開業，其行長侯念東，原來的職務是工商銀行溫州分行行長。

官員願意辭職是壹件好事，但前提是，不能接受他們把權力運作到壹個更隱蔽的地方去。人們常用“人走茶涼”慨嘆世道人心，但放在國內官員身上，則不能小視權力的余溫。不談別的，僅憑很多官員親手栽培、提拔的嫡系部隊，就足夠扭轉乾坤。

雖然國外也有通過前官員遊說政府的情況，但要註意壹種核心區別：遊說制度，是靠前官員的人脈，來改變某項政策，其受益者是整個行業；而如果出現前官員“人走茶未涼”的情況，則是讓某個具體的企業獲益，損害了其他企業的利益，影響了公正競爭的環境。

官員辭職既沒成風氣，也沒有什麽危害，反而會刺激體制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