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壹系列食品安全事故讓人們了解了“瘦肉精”“蘇丹紅”等化學物質；壹系列涉精神病的刑事案件，則讓人們知道了“間歇性精神病”“病理性醉酒”等醫學詞匯。在此次南京警方關於寶馬司機飛車撞死2人案件的後續通報中，很多人又了解了壹個新詞——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昨天，有鑒定人員回應稱，鑒定結果是“在慎重檢查、鑒定每壹個細節後，才作出了客觀、公正、科學的鑒定意見”，但質疑聲依舊響亮。為何質疑如此難消，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又是壹種什麽病？

確實有“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這種病，但患病不代表“無罪”

“平時好好的，偏偏作案時發病，之後又好了”的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顛覆了很多人對精神病的認知。這也是為什麽鑒定意見壹出，眾多網友驚呼“被科普”，質疑聲壹片。不過，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確實存在，而且得到國內外醫學界的承認。

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是醫學界共識，被診斷為該病不稀奇

無論是2001年出版的《中國精神疾病分類及診斷標準》（CCMD—3），還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國際精神與行為障礙分類（ICD-10）》，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都赫然在冊，並占據相當篇幅。雖然國內外對該病的定義略有不同，但都有較為類似的臨床描述和診斷標準。

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在我國的定義為，“壹組起病急驟，以精神病性癥狀為主的短暫精神障礙，多數病人能緩解或基本緩解”的疾病，診斷標準為：“片斷妄想，或多種妄想；片斷幻覺，或多種幻覺；言語紊亂；行為緊張或緊張癥（四項至少符合壹項），包括分裂樣精神病、旅途性精神病、妄想陣發、待分類的急性短暫精神病性障礙四種類型。”

作為近年來新興起的精神疾病診斷分類之壹，學者也承認關於此病的流行病學資料並不完整，同時由於患者的精神癥狀多樣，臨床癥狀變異性大，導致該病的臨床診斷有效性較差，容易誤診。但起病緊急、病程短、能夠自行緩解是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的特征，且該病已被國內外醫學界認可。相關鑒定人員根據王某事故前後的表現，“嚴格按照《司法鑒定程序通則》相關規定，依據《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CCMD-3）相關標準”，認為王某患有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不能說沒有根據。

在現實中，被診斷為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的患者並不罕見，如齊齊哈爾市精神衛生中心心理科在2006年2月至2008年3月間，就確診了96例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北京回龍觀醫院2005年10月至2008年11月間，也有112例入院時被診斷為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

即使被診斷為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也不意味著王某會不受懲罰

網友質疑的另壹個重要原因是，擔心王某“患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有限制刑事責任能力”會讓他逃脫懲罰，但這種情況不壹定會發生。

“有限制刑事責任能力”意味著認為王某屬於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而我國刑法第18條規定，“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可以從輕”不意味著壹定從輕。而且司法鑒定意見現在只是“意見”，還須查證屬實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並不具有預定的證明力，目前受害者家屬並不認可這份鑒定，已經打算向法院申請再找壹家機構進行鑒定。即使鑒定意見被各方面認可，王某要承擔多大的刑事責任，也要由法官來最終決定，並不由鑒定意見定奪。

人們對司法精神鑒定的質疑合情合理，也很有必要

雖然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確實存在，王某也不壹定會逃脫懲罰，但這並不意味著網友的質疑是杞人憂天，因為我國的司法精神鑒定狀況確實令人擔憂。

目前，司法精神鑒定準確性存在硬傷

司法精神鑒定事關重大，準確性是其基本要求，然而我國的司法精神鑒定水平實在讓人難以恭維。

學者黃凱平指出，北醫六院教授李從培和北京安康醫院司法精神醫學鑒定科專家胡紀念曾對104個重復鑒定案例進行過分析，發現診斷不同的有78例次，占75%；診斷相同但責任能力不同的26例次，占25%。學者詹建紅發現，在2008年1月到2010年5月間，河南省漯河市檢察機關共受理公安機關移送審查起訴的涉精神病案件13起，其中有6件做了兩次以上重復鑒定，結果竟然5起案件不壹樣。

江蘇南通市姐姐向妹妹和母親潑濃硫酸的毀容案曾引起媒體廣泛報道，不僅是因為這是壹起倫理慘劇，更因為相關司法精神鑒定結果差得離譜。對姐姐的5次精神病司法鑒定，竟有4個不同鑒定結果。其中兩次鑒定結果截然相反：壹個認為嫌疑人“患精神分裂癥，無責任能力”，壹個認為“無精神病，有完全責任能力”。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壹個原因是精神類疾病往往本身就存在技術上的診斷難題。具體到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上就更是如此，國內外精神病學界普遍認為對這種病的診斷穩定性不高。所以ICD-10首次將急性短暫精神病性障礙作為壹個獨立的疾病單元引入時, 還引起諸多爭議。

另壹個原因則出在鑒定人員身上。2011年出版的《中國精神障礙者刑事責任能力評定案例集》坦承，“由於各地從事司法精神鑒定人員的業務素質參差不齊等原因，對同壹案例的鑒定往往出現不同甚至相悖的結論。這種現象嚴重地降低了精神疾病司法鑒定的科學性和可信度。”

然而，此次眾多網友對王某患有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充滿了質疑，除去前面提到兩個原因外，更主要還是在於，精神病司法鑒定確實存在偽裝和腐敗的空間。

鑒定有腐敗空間，確有人可能借“精神病”脫罪

2009年《新世紀》周刊曾報道過內蒙古的壹起司法精神鑒定腐敗窩案：為使嫌犯逃避刑責，收受賄賂的司法幹警串通鑒定醫生聯手造假，出具虛假的司法精神鑒定報告，而且報告價格極為優惠，只要出2000元，便可以收買鑒定人員。知名記者柴會群曾說道，“由於目前我國並沒有明確規定司法精神鑒定的審查監督機構，盡管不乏徇私枉法亂做鑒定者，但現實中卻鮮有人為此受到處罰。現實中，內蒙古鑒定窩案中鑒定人員被追究刑責是罕見個案。”

在這種情況下，有人借此逃脫懲罰也就不奇怪了。2000年湖北松滋市的黑惡團夥主犯楊義勇殺死了某工廠副廠長劉某，但他通過賄賂公安局和醫院的有關人員，給自己搞到了虛假的精神病鑒定，逃脫了懲罰，還將這份精神病鑒定稱為“殺人執照”，當地老百姓痛恨之極，又惟恐躲閃不及。直到後來假精神病鑒定被揭穿，他才被執行死刑。

這也是為什麽有網友質疑王某“家庭背景很大”，因為這類案件並非孤例。柴會群曾透露，某省由省政府指定的唯壹壹家刑事責任能力鑒定機構，其出具的鑒定意見90%法院不敢采信，面對司法精神鑒定的種種亂象，甚至有司法精神鑒定專家表示“鑒定已成公害”。

解決問題需要多方力量制衡，具體到本案，必須做到回應公眾疑問

在司法精神鑒定中，不能只依賴醫學專家，也必須強調司法人員的作用

我國臺灣地區在1998年發生過這樣壹個案子，臺北壹個患有妄想癥的男子在二二八公園門口對女校學生潑硫酸，傷及二十多個行人。壹審他被無罪釋放，因為他被鑒定患有精神疾患。然而，檢察官提起抗訴，結果“高等法院”改判他有罪。主要理由就是，他在回答檢察官詢問時回答說，“我當然知道潑硫酸會使人毀容”等話，可知他明白危害性，有使人受重傷之故意。後來又經過了被告上訴被判無罪、檢察官抗訴等幾個回合，該男子還是被判有罪。

實際上，我國和很多大陸法系的國家和地區壹樣，對精神障礙者刑事責任能力的判斷要看兩個要件，壹個是醫學要件，這個很好理解，就是這個人是否具備醫學上的精神障礙，而另壹個就是心理學（法學）要件，也就是考察判斷病患在作案時的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因為精神科醫生熟悉的是醫學方面的事務，但是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時的辨析能力、控制能力判斷是法學範疇的事情。而在我國大陸地區，人大的壹個課題組發現，為減輕判斷所引發的社會壓力，分擔化解辦案責任風險，抑或基於對精神病鑒定專業性的錯誤理解，多數法律人將原本屬於自己的判斷權交由司法精神病鑒定人行使並對其判斷意見悉數采納，采納率甚至在90%以上。這樣顯然是不行的。而很多專家的意見是，為法官配備獨立的相關領域的專家顧問，這樣能夠做到幾方力量的制衡，防止鑒定人員的權力太大。

南京寶馬肇事案想要服眾，法庭上更要回應好質疑

目前，由於南京寶馬肇事案引起了舉國關註，而鑒定意見又這麽“惹人生疑”，對於這種情況，司法機關在審理案件時，壹定要拿得出讓人信服的理由，否則就不應當輕易認定肇事者就是有病。

具體來說，壹個是要鑒定人員出庭質證，目前，負責該案的南京腦科醫院司法鑒定所鑒定人員已經在媒體上講述了為什麽把肇事者鑒定為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看起來說的有根有據，但要服眾，還需要經過法庭質證；第二點是如果受害者家屬希望在異地再次進行鑒定，司法機關應該許可，以避地方幹預之嫌疑；第三點是，公訴人員可以考慮在法庭上提出“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能否在發完病之後檢測出來在何時發病過”這樣公眾關心的問題，並邀請權威精神病司法鑒定專家進行解答。

確實有“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這種病，但南京寶馬案肇事者得沒得？壹定要有堅實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