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壹則不足千字的法治新聞引發了很大關註度。廣州白雲區壹超市老板懷疑顧客支付了百元假鈔，被質疑的顧客拔腿就跑。誰料，在追趕、接觸過程中，顧客因為肺心病造成心肺功能衰竭死亡。最後，老板被判負有20%的責任，要賠16萬，他還在壹審中被判入獄三年。新聞傳開，許多人在問，繼扶不起之後，又追不起了嗎？

本案中的死亡者屬於特異體質，類似案例爭議很大

同樣的肢體接觸，壹般人沒事，但是特異體質者則完全經不起，有不少這樣的案例及爭議

本案中的死者因肺心病造成心肺功能衰竭死亡。這類受害者在司法實踐中被稱之為特異體質者。在《毆打特異體質者致死型案件審理中的幾個典型問題》壹文中，上海中院法官坦承，“司法實踐中，有關毆打特異體質者致死的類型案件並不少見，但有關此類型案件的定罪處罰並無統壹的標準。”浙江高院的聶昭偉在人民法院報上提過壹個典型案例，兩名鄰居打麻將發生爭執和廝打，其中壹人突然倒地死亡，經鑒定，“死者系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急性發作而死亡，爭吵、廝打時的情緒激動是冠心病的誘發因素。”壹審中毆打的鄰居被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二審則改判過失致人死亡罪，判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改判反映出在司法實踐中，尺度也很難把控。

從目前報道看，本案可能剛好屬於最具爭議的壹類

盡管都是特殊體質受害人，可具體情形千差萬別。綜合來看，有三種情況：壹是明明知道此人是特殊體質，還要趁機誘發病情，這沒疑問，是實打實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二是不知情的被告人將被害人毆打至輕傷以上，他有故意傷害別人身體的主觀故意或者過失，則需要負上刑責，不過會從輕處理，疑問也不大；三則復雜多了，被告人只使用了輕微暴力，輕傷都談不上，可特殊體質者卻死了，有的說法是不用負責，有的案例中則追責了，莫衷壹是。不用負責也許是更為合理的做法——我不知道他有病，我也沒有傷害他身體的意思，於情於理要追究責任都讓人難以接受。

新快報的報道原文是這樣寫的：“在追趕的過程中，阿龍（編輯註：即老板）撿起地上壹塊磚頭砸向蔣某以阻撓其逃跑，但未砸中蔣某。後來蔣某失足摔倒在小巷內，被阿龍趕上。阿龍將蔣某反扭按倒在地，並騎在蔣某的身上用膝蓋頂住蔣某的腰部。在這個過程中，蔣某的鼻子和嘴巴流血不止，見此，阿龍和隨後趕到的妻子隨即打電話報警，並撥打120，但警察和120救護車到場後證實蔣某已經死亡。”如果實際情況全同報道所述，老板應該只是實施了輕微暴力。可法院認為老板的行為超出了合理限度，那麽就需要給出合理限度到底是什麽。否則這樣壹個判決很難服眾。

但可以明確的是，不知病情時，沒有發生肢體沖突是不需要負責任的，對此不用太恐慌

許多的說法都強調了在追趕過程中發生了猝死。這往往讓人誤解為老板僅僅是在後追趕，什麽也沒有做，付假鈔者卻死亡了。人們很自然會代入到自己身上，引發恐慌。新京報刊發的評論《追趕中“騙子”猝死該賠償嗎？》中引用的網友吐槽頗為傳神：“難不成，今後發現被騙或其他被侵害的情況，追侵害人之前，還得先問對方有沒有心臟病、高血壓等等疾病？”不過這些擔心又多余了，如上壹段所引用的報道，老板確實和死者發生了暴力肢體接觸。翻看目前案例，還沒發生過完全沒有和特殊體質者有過暴力接觸，卻要負責的情況。

而從自救前提看，追究老板責任不太合理，這更是涉及大眾安全感

追付假鈔者屬於自救行為，每個人在生活中都可能遇到

遇到特殊體質者，還剛好與其發生了肢體沖突導致其死亡，這種幾率畢竟不太大。而在生活中，大家遇到收假鈔、被偷、被騙等等自身權利被侵害事件的概率可要大多了。而在追回利益的時候，倘若發生了什麽損害，難道自己也需要賠錢或者坐牢嗎？就輕易地放過壞人，打碎了牙齒往肚子吞嗎？這也是超市老板這個案例最為引發群體恐慌的地方。

那麽，先來分析下追付假鈔者這樣的行為到底屬於什麽。它不是人們熟悉的正當防衛。後者要求損害正在進行，追拔腿就跑的付假鈔者，顯然是為了挽回自己已經損失的財產。它也不屬於法律中的緊急避險。例如，這家超市著火了，為了救火，店主破壞了鄰居家的水龍頭，這是緊急避險。收到假鈔顯然不屬於緊急的危險。

那麽，到底怎麽來看超市老板的行為呢？這種追回損失的行為在法律上稱之為自救，從字面理解可以看出是自我救濟的意思。指的是行為人在自身合法權利受到不法侵害後，來不及請求國家機關介入的緊急情況下，自行采取的維護、恢復、彌補自己合法權利的行為。（該定義參考《刑事被害人自救行為的正當化》壹文）

自救行為正當，然而在我國法律中卻屬於模糊地帶

也許有人要說，為什麽要自救呢？像收到假鈔這種事情報警不就得了。然而，當面不抓住，等報完警，真的是太晚了，基本上沒有什麽追回的可能性。相比起來，超市老板馬上抓人便利、快捷，同時成本也低。所以自救的存在是非常合理的。在德國、韓國和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自救是被寫入了法律的。

然而，在中國大陸，盡管在司法實踐中會觸碰到自救的問題，不過自救並未像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那樣寫入法律，所以在具體的司法運用中，就存在問題了。

類似於在自救中特殊體質者受害這種情況，到底該不該負責，法律沒有明確說法，讓人困惑

法律有防衛過當壹說，自救當然也有超出合理範圍的問題。比如壹個人被偷了壹百塊錢，下次認出這個小偷，要回損失的時候拿刀將其捅死，這顯而易見超出了正常、合理的範圍了。要是在追付假鈔者的過程中，超市老板拳打腳踢將其活活打死，顯然也過分。然而，生活中存在著大量界定起來很模糊的案例，本案便是。在追趕中，超市老板將死者反扭按倒在地，並騎在身上用膝蓋頂住腰部，這個行為當然是運用了暴力，可是從主觀上分析，此行為屬於希望制服死者，讓其別跑，並不像是要傷害後者的身體。如果僅僅是這種情況，壹審的60%賠償責任，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顯然就不太有說服力了。而二審判20%的賠償責任，16萬賠償（報道未提二審的刑事判決），也是很值得商榷的。因為這和打麻將鬧矛盾等壹般的特殊體質糾紛不同，死者有過錯，被告人的行為具備正當性。

再舉個特殊體質以外的案例。2012年，江蘇淮安漣水縣的壹起案例曾經引發過很大範圍內的爭議。建築工人逮到壹名小偷，幾番周折後，小偷逃跑。追趕中，小偷跳入河中溺死。最後，檢方以過失致人死亡罪提出公訴。主要理由之壹是追人者並未盡救助義務。然而，該工人提出他並不會遊泳，後來也想了辦法救人。盡管最後建築工人贏得了刑事訴訟，但是又被溺死者的家人告上民事法庭要求賠償。

在實踐中，對於自救等私力救濟壹向認定偏緊，並不可取

目前的情況是，由於缺乏法律規定，所以對於自救行為的判定模糊不清。而自救和正當防衛壹樣屬於私力救濟，就算有法條的後者，我國也壹向認定嚴格，出現過不少類似見義勇為“打色狼”反而被刑拘的荒唐案例。

缺少明確法律規定的自救便更不用說了。來舉壹個和自救相似的案例：眼看小偷騎著同事的助力車跑，洛陽小夥曹飛（化名）追了出去，在責令小偷停車未果後，曹飛抽出自己身上的皮帶朝小偷掄去，結果小偷在閃躲的過程中身體失衡而當場摔死。壹審曹天被判過失致人死亡罪，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諷刺的是，2009年，在溫州壹起相似事件中，見義勇為的小夥用相似的、威力更大的掄起自行車砸這樣的方式制服了歹徒。歹徒沒啥損傷，而小夥也因為見義勇為飽受表彰。在常慧的法律論文《是犯罪還是見義勇為： 壹個司法判決引出的刑法學思考》提到了這個比較案例，並寫道：“反觀曹天案，法官選擇了機械的克制主義，刻板於法條之形式意義，沒有從法律正義這壹核心價值出發追求個案正義，完全拋棄了法律的整體思維、實質思維與情理思維，也沒有能動的運用法理為曹天的行為尋找出罪的途徑，而是選擇了刻板的形式正義。這值得法律人深刻地反思。”

在尋求私力救濟的過程中，人可能會因為恐慌、著急等情緒而做出比較出格的舉動，侵害人也可能出現種種意外，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從緊，過度地照搬各種罪名法條，顯然是有悖社會對於正義的期許的。相關法律界人士是時候該認真考慮了。

壹篇千字不到的法律報道之所以引發這麽大的反響，自然是切中了社會焦點，對於“追壞人”這個問題，大家都能夠感同身受。希望“追不追”不要成為壹個社會難題，阻礙普通人在合理限度內維護自己權利的勇氣和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