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傳銷組織1.6萬撈人費尷尬了誰
2015/08/14 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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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有媒體報道，某地民間反傳銷組織光撈壹人就收費1.6萬元，引發了公眾對該類組織的關註，同時也激起了眾多質疑。
市場需求大，民間反傳銷組織應運而生
傳銷“打而不絕”，中招者太多
傳銷之猖獗由來已久，十幾年來，國家壹直沒有停止打擊傳銷活動的腳步，媒體也對傳銷的危害性進行了大力宣傳，然而，傳銷“打而不絕”，非但沒有得到有效遏制，並且還有愈演愈烈之勢。
媒體報道顯示，截止2012年，根據壹些“打傳”部門和民間反傳銷組織繪制的“傳銷分布圖”，全國有大小傳銷組織3000余個，參與傳銷者超過1200萬人，主要分布在廣西、河北、陜西、河南等20多個省級區域。可見，目前參與傳銷活動的人數龐大且分布範圍廣。
盡管人們通過各種渠道或多或少都曾了解過傳銷的危害，但為何中招者依然眾多？分析起來，壹部分人是懷揣著“發財夢”，被傳銷組織所利用。此外，很大壹部分人更是被熟人拉進傳銷陷阱，壹旦進入傳銷窩點，長期接受“說教”，很難不被洗腦。
家庭力量在反傳銷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往往是家人發覺異常行為，從而向相關部門求助，要求解救被困的受害者。在網絡上可以搜索到大量因親人陷入傳銷組織而求助的帖子。無疑，巨大的需求是反傳銷組織產生的基石。
正規“救人”渠道不順暢，無奈另謀他法
李旭被許多媒體稱為“民間反傳銷第壹人”，他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反傳組織是求助者的最後壹根稻草。常常，他們是在求助壹些職能部門無果後，處於求天不應、告地無門的境況時才找到了反傳組織。”盡管此話有可能誇大了事實，但民間反傳銷組織的存在和發展，確實折射出執法機關在打擊傳銷的具體細節上有失責行為。
執法機關的失責，壹方面確實是由於打擊傳銷面臨著諸多困難。因為前期獲取證據有限，從而立案難；因為傳銷組織隱蔽、流動性強，從而取證難；因為法律法規不完備，從而處理難；因為主要犯罪嫌疑人難以發現，從而抓捕難……
但另壹方面，執法部門間存在由於職責不明確而互相扯皮的現象。這是因為，按照規定，在我國公安機關和工商部門均有打擊傳銷的責任，但並沒有明確地職責分工，現實中就出現了責任推諉現象。
此外，還有壹些地方可能存在地方政府對傳銷活動的“保護”。《反傳銷組織興起打誰的臉》壹文中提到，湖南某地就曾因數十萬傳銷人員的聚集，房價暴漲，地方商業消費飆升，出現了短暫的經濟繁榮，致使地方保護主義擡頭。可以說，傳銷活動之所以泛濫，壹定程度上，也源於壹些地方管理部門長期“睜壹只眼閉壹只眼”。
新京報對反傳銷組織的調查裏，當壹個叫李楠的人被騙進傳銷後，其同學最初選擇了報警，但警察以“提供的信息太少”為由拒絕立案，無奈之下，只能聯系反傳銷組織。民間反傳銷組織“越俎代庖”，這當中暴露的，正是壹些地方職能部門的失責，以至於受害人親屬求助舉報無門，喪失信心。
然而，民間反傳銷組織處於灰色地帶，隱患很多
不可否認，壹些反傳銷組織有積極作用
民間反傳銷組織在解救傳銷人員上頗有成效。據北京青年報報道，全部由傳銷受騙者組建的民間組織“中國反傳銷協會”在壹年內勸說解救傳銷人員達千人，並讓十余個傳銷組織從內部瓦解。
此外，民間反傳銷組織在協助執法機關打擊傳銷活動中起到了積極作用。據公開報道，2011年5月，反傳銷協會在成功勸說壹位深陷北京平谷的傳銷人員後，協助平谷公安局搗毀了近百人的傳銷組織。同樣，在2011年10月，央視新聞也曾報道，在多部門執法人員聯合開展了兩次的打擊傳銷“拔瘤行動”中，壹舉端掉了17個傳銷窩點，而反傳銷協會全程參與配合，並為傳銷人員成功反洗腦。
不僅如此，壹些反傳銷機構在自己的平臺宣傳、揭露傳銷的危害，並且擁有豐富詳實的案例和分析，這無疑有助於公眾更加深入地了解傳銷。
也正因為如此，雖然反傳銷組織合法性存疑，但執法機關肯定其積極意義，尚未采取“壹刀切”的規範方式。
但整個行業魚目混雜，亂收費問題嚴重
民間反傳銷組織自2006年開始發展，國內相繼出現數個民間反傳銷團體，比較有名的有利劍組建的中國反傳銷誌願者聯盟、李旭組建的中國反傳銷協會、葉飄零組建的中國反傳銷網等。以中國反傳銷協會為例，它是由眾多有過傳銷受害經歷的誌願者自發組建而成的公益性、非贏利性民間組織。由於沒有專門機構對反傳銷組織進行指導和監管，近些年，反傳銷組織亂象叢生。因為往往是異地解救，成本實在太高，所以反傳銷組織開始收取壹定的費用。從維持組織正常運作的角度看，盡管是主觀定價，但其收費相對合理。法制日報曾采訪葉飄零，其向記者詳細解釋了壹份前往北京（反傳銷協會駐地在武漢）收取1900元的依據，其中包括往返火車硬臥票價、住宿費以及壹小部分生活補助。
但壹些不法分子，眼見家屬救人心切，就以反傳銷團體的名目，聲稱可以幫助解救人員，向家屬索取高額的解救費用，有些甚至高達兩萬元。據媒體揭露，反傳銷行業由於收費無標準，高低可差9倍。葉飄零也坦言，“這裏面的亂是妳想不到的，沒有人去監管，形成了壹塊灰暗市場。”
最令人擔憂的是部分反傳銷組織手段違法
在解救被困人員的過程中，由於傳銷窩點眾多，且隱蔽性極強，有時候反傳組織會使用非常規手段來達到目的。比如在對傳銷窩點進行偵查時直接翻墻入室；在尋找被困人員時使用手機定位（只有辦理刑事案件的公安部門才有權定位，且啟用此偵查手段，需要履行嚴格的審批手續）；為獲取有用信息，截住傳銷組織內部小頭目，進行暴力逼問，有時甚至以其為人質要求傳銷組織放人交換。諸如此類的非常規手法無疑有違法之嫌。
葉飄零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也提到，在安徽蚌埠市，曾有反傳者承諾為受害者要回被騙錢款，約出傳銷組織頭目之後，對其采取拘禁、恐嚇等暴力手段，後來事情敗露，幾名反傳者最終被送上法庭。
傳銷參與者心虛，才讓反傳組織敢以非法手段找人。但反傳銷組織原本是反對違法犯罪活動的，如果在運作中采用非法手段，其合法性更是無從談起了。
不過，沒必要壹味制止反傳銷組織，重要的是準確定位
打擊傳銷還應以公家為主
對傳銷活動的打擊，目前的法律體系仍然有所欠缺。我國刑法規定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卻沒有對參與傳銷進行定性。在打擊傳銷活動的過程中，執法機關對參與傳銷者只能說服、教育、遣散，沒有抓捕和拘留的權力，對於組織和領導傳銷者，在證據充分的情況下才能拘捕。但實際上，眾多的傳銷參與者實施了傳銷誘騙活動，並且對這些人群的說服勸解通常並無成效，已經被傳銷組織洗腦的參與者，在被驅散後很短的時間裏，又會重新聚集在壹起。
有不少業內人士認為，學界對傳銷活動還不夠重視，相關立法工作還有很多欠缺。在專題《大學生屢陷傳銷，只能怪自己糊塗？》中也曾提及臺灣對傳銷入罪的“立法”，壹位刑警曾經指出，“為什麽臺灣、澳門沒人傳銷？臺灣把介紹傳銷入罪，我叫妳來搞傳銷，這就要追究責任，還有誰敢做？臺灣將傳銷罪叫做吸金詐欺罪，這個罪名裏，誰只要從不特定人群中騙到壹分錢，都叫犯罪。”
監管有漏洞，法律不完善，才有了傳銷生存的土壤。打擊傳銷，應該立法先行，有了完善的立法，政府才有全面打擊傳銷活動的法律憑據。
同時，民間力量有必要作為打擊傳銷的重要補充，起到宣傳、反洗腦等重要作用
根治傳銷毒瘤，離不開對公眾有效地宣傳和指引。壹來，社會上需要真正能起到宣傳作用的誌願者隊伍，能夠讓民眾真正認識傳銷、了解傳銷的危害，減少上當受騙率。而這些民間反傳銷組織的誌願者，大多有過傳銷被騙經歷，能夠有效揭露傳銷的真面目。二來，政府不是萬能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執法機關對傳銷參與者實施遣散，如果沒有反洗腦，這些被驅散的傳銷人員還會繼續傳銷。反洗腦是必要的，這是壹種需求，但執法機關很難提供這種服務。民間反傳組織的誌願者恰恰對傳銷比較了解，有豐富的反洗腦經驗。在這種情況下，執法機關可以和民間力量形成合力，更有效打擊傳銷活動。
民間反傳銷力量需要準確定位，不可“越俎代庖”。但前提是，公家得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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