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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土地的繫念：十場台灣藝文風潮的心靈饗宴》
2026/10/19 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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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土地的繫念：十場台灣藝文風潮的心靈饗宴》
書名：土地的繫念：十場台灣藝文風潮的心靈饗宴
作者：王璞等
出版社：國立台灣文學館
出版日期：2008/9
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 第七季 週末文學對談
第七季邀請到20位學者與作家：王璞．張騰蛟．徐錦成．幾米．尉天驄．李瑞騰．張曉風．亮軒．林黛嫚、宇文正．霍斯陸曼．伐伐．浦忠成．鄭文堂．王亞維．鍾鐵民．林生祥．傅博．林佛兒．方耀乾．林央敏
【Excerpt】
〈小棗紅，石榴笑〉
時間：二〇〇七年四月七日
地點：國立台灣文學館 演講廳
主講人：李瑞騰（學者）、尉天驄（作家）
記錄整理：陳瀅州
……
二、從《筆匯》到《文季》系列刊物
（一）《筆匯》
李：尉老師可不可以稍微幫我們描述一下，您接手之前的那種報紙型的《筆匯》，那時都是哪些人在寫？情形又是如何？這些我們不是很清楚。
尉：一九五九年之前兩年，半官方的「中國文藝協會」有些前輩認為需要辦一個文化的、批評的刊物。這個小報紙型的、像晚報一樣大的刊物，就叫做《筆匯》，當時王藍、陳紀瀅、王集叢先生等都在這邊發表文章。正好我的姑父任卓宣先生當發行人，他們辦這份小報紙差不多兩年就辦不下去了，卻又認為這樣停掉很可惜。在我求學時，我們當時有個現象就是膽子很大，常常模仿人家寫文章，寄到報社去投稿。
當然大部分都被退稿，有時候也會被刊出來。那時候大家很窮，登出一篇文章，大概這一、兩個月就有零用錢了，可算是一種功利的眼光。他們刊物辦不下去了，當時我讀大二，他們想找幾個年輕人辦，就考慮找我。那時我說沒錢怎麼辦刊物？他們說當時還有一些錢可資運用，於是就找了幾個朋友打算接辦。那時許國衡先生讀外文系，我讀中文系，我們就去跟他們談，當時也沒有西裝穿，跟朋友借一套西裝、一雙皮鞋，裝得很正經，就接辦了。接辦了以後才發現沒有錢，因爲他們給我的那筆錢，還要付給印刷廠，搞得我進退兩難。我的姑母，就是後來在成大中文系當系主任的尉素秋教授，就起了兩個會，標到了把錢拿給我。然後透過我姑父他們的帕米爾書店，把錢給他們作爲雜誌的印刷費。
錢有了，接下來就是找人。比方說許國衡先生的英文好，凡是外國文學的翻譯與選材就由他負責。逼得我們不得不到處去找材料，逐漸地，雜誌就這麼辦起來了。當時有個畫家劉國松剛好大學畢業，現在很有名了，當時我們也找他，他就設計封面、介紹外國的藝術思想。就這樣，幾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頭、小夥子，大家湊在一起，討論、互相批評，雜誌就辦出來了。原來他們是報紙型的，我們要重新開始，跟他們不一樣，改名叫做「革新號」，而且從報紙型的改變成雜誌型的，比較漂亮。我們就這樣辦，然後裡面全部找年輕人，老作家不找，年輕人的那股銳氣就出來了。
我們那個時代，不知是怎樣，有一個精神就是很喜歡辦雜誌。譬如說，跟我們時期前後差不多的，當時幾個軍人癌弦、洛夫、張默在左營海軍電台當兵，他們就拿自己的收音機往當鋪一途，辦了個《創世紀》，當時的小刊物誰瞧得起它，可也給他辦出來了。我們那時，只要看到別的刊物有好文章登出來，一定會去把他找來。那個時候也沒有錢去咖啡館，只有到公園樹下面，大家坐著聊天就變成朋友。我的兒子常常問我，爸爸你的朋友這麼多，藝術界、文學界的都有，你們是怎麼認識的。我怎麼想都想不起來。其實，就是這樣認識的。我看到這位作家寫得好，就想盡辦法去找他，找到以後認得他了，他又把朋友介紹給我，我又介紹給那個人。慢慢地，南部的、北部的、東部的、軍中的、民間的，好像滾雪球一樣。所以現在有時候會想，我是怎麼認識瑞騰的，其實就是這麼認識的。
而且，那個時候付不起稿費，文章登出來了互相欣賞、互相批評，就覺得很過癮；只學會一件事，心中有東西想要表達，就這樣寫出來。
記得剛認識瘂弦，也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看過他的詩，就寫了封信給他，說他的詩寫得很好，能不能幫我們寫一首，他寫了幾首，寫得很好。下一次，他到台北來出差，我說，「瘂弦，請你到新公園，博物館後面那邊等我。」等了半天之後，「你是瘂弦啊？」就這樣熟了。像你們南部的葉笛也是這樣認識的。他是台南師範的，畢業時有個畢業旅行，但哪是什麼畢業旅行？就是借台北師範的宿舍住一個晚上。我當天到台北師範去找他，「你就是老葉啊？」就這麼認得，以後便成了一生的朋友。所以，以文會友、互相批評、互相檢討，就是這樣認識的。後來辦下去後又沒有錢，我們就把《筆匯》停了。辦《文學季刊》的時候，我們沒有地方住、沒有地方編雜誌，就借台北明星麵包店三樓，沒有冷氣，在最熱的地方編東西。那時黃春明剛剛到台北來，在廣告公司做事，有收入。他每天一進「明星」，把口袋一掏，把鈔票就給櫃檯了，「今天我的朋友來，喝咖啡、吃飯都從我的錢裡面扣。」那個時候吃飯，不就是一份快餐嘛。後來，黃春明好幾天沒有付錢，我們就曉得他失業了。那個時候，七等生經常失業。黃春明好幾天沒有給錢了，我們就預感到：黃春明大概變成「八等生」了。七等生失業，八等生更是失業了嘛。大家就是這樣的好朋友。這些年輕人就慢慢地聚起來，我覺得這個經驗可以給諸位作個參考。你們今天用電腦打字，紙張那麼便宜，大家湊在一起編一份詩刊、散文刊物就行了嘛！
李：我們還是不清楚前期《筆匯》都是哪些人、寫些什麼？
尉：報紙型時代的《筆匯》，那些作家的年紀都是比較大的；當時我們才二十歲左右，最大的也才三十歲。原來的《筆匯》都是老年人，老年人有他們的思想。那時是王集叢先生與李辰冬先生在編，他們辦的時候會經出事。那個時候教育部有一個國家文學獎，當時大家都窮，非常在意究竟這個文學獎會頒給誰？第一屆文學獎頒給習如山先生，中國最偉大的戲劇家，猶可說也。第二屆又給了一位老先生，是我們民國以來寫舊詩寫得最好的陳含光先生。那群比我們老、比他們小的文協作家，這時吃醋了，李辰冬先生就化了一個筆名，說陳含光的思想有問題。因爲陳含光經常寫舊詩，用了孫權的典故，他們就栽贓他在罵孫中山，諸如此類的。陳含光先生的兒子是台大最有名的希臘哲學教授陳康先生，陳康先生一氣，不在台灣教書就走了。那個時候就這麼鬥，搞到最後也惹了很多是是非非，而且到了最後他們也不想辦，因爲沒錢了。在此我們不論他們對錯。我接過來的時候，第一個目的就是由年輕人來辦。
其中有一個典故。有一次在印刷廠，正好碰到當時有個舊雜誌《文壇》的主編穆中南先生。我說：「穆先生，我們也辦了一個小雜誌，我跟你們交換廣告好不好？」穆先生給我眼睛這麼一瞪，「你們什麼刊物啊？不要！」他覺得他們了不起。他一發脾氣，就把我惹火了！你不要，我們也不要你，我們年輕人自己辦，不要你們這些老傢伙的東西，所以我們慢慢走出自己的一條路。劉國松認識許常惠，許常惠認識史惟亮，音樂方面就有人了。王夢鷗老師說他有個學生文章寫得好，在銀行上班，是個書呆子，對戲劇很有興趣，叫做姚一葦，我們就去找他。就這麼一個接一個，包括藝專的、師範的、台大的，這些也許會被認為烏合之眾，但是三個臭皮匠湊在一起，果然一個氣候就出來了。
李：我們聽到尉老師這樣描述，大致上可以了解到，任卓宣先生擔任發行人，從一九五七年五月到一九五九年五月整整兩年八開的《筆匯》，主要是「中國文藝協會」的老人家們，包括張道藩、陳紀瀅、趙友培他們這些人，在上面發表一些東西。這個時代過去了以後，實際上就由尉老師他們來編。
這邊有個問題，我想要了解一下，我們看到很多特輯，比方說紀德特輯、波特萊爾特輯，還有很多獨幕劇的特輯，那種西方文學影響是很清楚的……
尉：不是，那時還在慢慢摸索。我稍微把背景講一下。因為美國和台灣簽訂協防合約，所以台灣局勢比較安定，經濟也開始上升了。當時有個現實的背景，就是美國和蘇聯的兩極對抗。熱戰就是真打，韓戰打完了打越戰；冷戰則是透過電視、廣播、宣傳，都說對方是壞的。各位注意，這種冷戰最可怕了。我給各位舉個例子，我的兒子是在冷戰中長大的，大陸一開放，我帶著兒子去大陸，我的表兄來接我們，我的兒子竟然不敢跟他講話，因為受到的教育都說共匪多麼可怕。冷戰透過電視、廣播，使人的腦袋都僵化了。當時美國對亞洲的主要工作，是在香港的美國新聞處，它在香港有幾種刊物慢慢地宣傳美國的觀念。
我們那時候最熱門的是美國作家海明威，大家都聽過，他寫過《老人與海》，但我們那時最欣賞的還不是這本書。因爲海明威這代作家經歷過戰爭，好像什麼都抓不到，所以人們叫他們爲「失落的一代」。發生戰亂，世界往哪裡走都不清楚，國家認同也糊裡糊塗。我們台灣有位作家王尚義，年紀比我大一兩歲，家裡很窮，連襪子都沒有，穿著破鞋子到台大醫院上課，醫學院剛畢業就得到癌症死了。什麼都抓不到，所以他寫了《野鴿子的黃昏》。如果你們今天找到這本書，讀了以後可能會覺得他寫得很淺，但是你要了解那是當時年輕人的心情。《野鴿子的黃昏》也好、海明威「失落的一代」也好，當時我們很膚淺，就用了很膚淺的名詞。「我們活著到底是爲了什麼？」「活著的意思又是什麼？」今天這樣，明天又變了，所以當時我們很膚淺地認爲自己是個存在主義者。在這個情況之下，那些老一輩的作品已經沒有辦法滿足我們這些年輕人。那時，我們都在寫我們年輕人的苦悶和痛苦。
我說一個例子來訴說當時的情況。我們辦《筆匯》，一直在小說方面沒有很大的突破。那個時候我已經被派去大專集訓，刊物就由劉國松他們在編，忽然先後登了兩篇小說〈麵攤〉、〈我的弟弟康雄〉，是陳映真用別的筆名發表的。這個康雄是年輕人具有藝術的理想、人道主義的精神，他的愛情也非常純潔，但是畢業之後什麼都沒有，把自己賣身給一個商業集團，然後自己的愛情也變得骯髒，最後康雄就自殺了。而他的姊姊呢？嫁給一個有名的商人，變得很庸俗的，也就是說不去追求理想，掉到這麼骯髒的現實。〈我的弟弟康雄〉正是我們那一代年輕人的寫照啊！登出來以後，我們這個小雜誌，雖然有人買不起雜誌，但是大家口耳相傳，到處都在讀〈我的弟弟康雄〉。有位女作家三毛，她後來說過，陳映真〈我的弟弟康雄〉她讀了一百遍，而且讀過以後就哭，認爲把我們的心情寫出來了。當時我們這些年輕人就赤裸裸地寫自己、敢於寫自己。比如說，那個時候沒有人敢寫我們台灣的二二八事件，陳映真第一個寫出來，那就是〈鄉村的教師〉。我們從日本回到中國自己的懷抱，經過二二八以後，我們失望了，抓不到什麼。於是那個人去教小學，越教越痛苦，最後就自殺了。這個東西當時拿出來誰敢登啊？我說沒關係，就拿過來登。但是還要小心一點，我們普通排雜誌是用五號字，我就改成六號字，不要醒目。結果這篇登出去以後，有很大的反響。
前幾年我將〈我的弟弟康雄〉給我的學生念，我不談這篇小說寫得好或是壞，只是說那是我們當時的心情，你們看完之後告訴我你們怎麼想。他們讀完了就跟我說康雄是天下第一號笨蛋，什麼爲了浪漫、為了理想，想不通就自殺；我們認為廣雄的姊姊才偉大，應該嫁給商人，有錢就是第一嘛！諸位，你們可以看到三十年之後，價值觀已經不一樣了。那個時候是個激進的時代、浪漫的時代、虛無的時代。當時我們很多年輕的師範生買不起顏料，自己組了個「東方畫會」。到哪去畫呢？到學校旁邊破爛的防空洞裡面去畫畫，買不起畫布，就把包煤炭的麻袋拉整齊了來畫，那個時候大家都在嘗試。我再舉個例子，那時雖然在軍中，雖然有白色恐怖，但是大家都很敢寫。瘂弦是一位軍人，他有首詩是這麼寫的，「哈里路亞！我是活著的。」「今天的告示貼在昨天的告示上」「向壞人致敬」。我就把他抓來，「小子，你是軍人，從早到晚給很多人敬禮，你現在寫向壞人敬禮，是要向誰敬禮啊？」他就沉默不語。我的意思是說，那個時代是一個正在轉變的時代，充滿著浪漫的、虛無的、理想主義的東西。沒有我們今天物質生活這麼樣好，也沒有像我們今天消費社會有很多東西可以讓我們享受。在這種情況之下，《筆匯》、《文學季刊》、《現代文學》、《文學雜誌》、《劇場》、《創世紀》、《現代詩》、《藝術家》紛紛都出來了，沒有一份是有錢人支持的。年輕人自己創天下。
書名：土地的繫念：十場台灣藝文風潮的心靈饗宴
作者：王璞等
出版社：國立台灣文學館
出版日期：2008/9
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 第七季 週末文學對談
第七季邀請到20位學者與作家：王璞．張騰蛟．徐錦成．幾米．尉天驄．李瑞騰．張曉風．亮軒．林黛嫚、宇文正．霍斯陸曼．伐伐．浦忠成．鄭文堂．王亞維．鍾鐵民．林生祥．傅博．林佛兒．方耀乾．林央敏
【Excerpt】
〈小棗紅，石榴笑〉
時間：二〇〇七年四月七日
地點：國立台灣文學館 演講廳
主講人：李瑞騰（學者）、尉天驄（作家）
記錄整理：陳瀅州
……
二、從《筆匯》到《文季》系列刊物
（一）《筆匯》
李：尉老師可不可以稍微幫我們描述一下，您接手之前的那種報紙型的《筆匯》，那時都是哪些人在寫？情形又是如何？這些我們不是很清楚。
尉：一九五九年之前兩年，半官方的「中國文藝協會」有些前輩認為需要辦一個文化的、批評的刊物。這個小報紙型的、像晚報一樣大的刊物，就叫做《筆匯》，當時王藍、陳紀瀅、王集叢先生等都在這邊發表文章。正好我的姑父任卓宣先生當發行人，他們辦這份小報紙差不多兩年就辦不下去了，卻又認為這樣停掉很可惜。在我求學時，我們當時有個現象就是膽子很大，常常模仿人家寫文章，寄到報社去投稿。
當然大部分都被退稿，有時候也會被刊出來。那時候大家很窮，登出一篇文章，大概這一、兩個月就有零用錢了，可算是一種功利的眼光。他們刊物辦不下去了，當時我讀大二，他們想找幾個年輕人辦，就考慮找我。那時我說沒錢怎麼辦刊物？他們說當時還有一些錢可資運用，於是就找了幾個朋友打算接辦。那時許國衡先生讀外文系，我讀中文系，我們就去跟他們談，當時也沒有西裝穿，跟朋友借一套西裝、一雙皮鞋，裝得很正經，就接辦了。接辦了以後才發現沒有錢，因爲他們給我的那筆錢，還要付給印刷廠，搞得我進退兩難。我的姑母，就是後來在成大中文系當系主任的尉素秋教授，就起了兩個會，標到了把錢拿給我。然後透過我姑父他們的帕米爾書店，把錢給他們作爲雜誌的印刷費。
錢有了，接下來就是找人。比方說許國衡先生的英文好，凡是外國文學的翻譯與選材就由他負責。逼得我們不得不到處去找材料，逐漸地，雜誌就這麼辦起來了。當時有個畫家劉國松剛好大學畢業，現在很有名了，當時我們也找他，他就設計封面、介紹外國的藝術思想。就這樣，幾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頭、小夥子，大家湊在一起，討論、互相批評，雜誌就辦出來了。原來他們是報紙型的，我們要重新開始，跟他們不一樣，改名叫做「革新號」，而且從報紙型的改變成雜誌型的，比較漂亮。我們就這樣辦，然後裡面全部找年輕人，老作家不找，年輕人的那股銳氣就出來了。
我們那個時代，不知是怎樣，有一個精神就是很喜歡辦雜誌。譬如說，跟我們時期前後差不多的，當時幾個軍人癌弦、洛夫、張默在左營海軍電台當兵，他們就拿自己的收音機往當鋪一途，辦了個《創世紀》，當時的小刊物誰瞧得起它，可也給他辦出來了。我們那時，只要看到別的刊物有好文章登出來，一定會去把他找來。那個時候也沒有錢去咖啡館，只有到公園樹下面，大家坐著聊天就變成朋友。我的兒子常常問我，爸爸你的朋友這麼多，藝術界、文學界的都有，你們是怎麼認識的。我怎麼想都想不起來。其實，就是這樣認識的。我看到這位作家寫得好，就想盡辦法去找他，找到以後認得他了，他又把朋友介紹給我，我又介紹給那個人。慢慢地，南部的、北部的、東部的、軍中的、民間的，好像滾雪球一樣。所以現在有時候會想，我是怎麼認識瑞騰的，其實就是這麼認識的。
而且，那個時候付不起稿費，文章登出來了互相欣賞、互相批評，就覺得很過癮；只學會一件事，心中有東西想要表達，就這樣寫出來。
記得剛認識瘂弦，也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看過他的詩，就寫了封信給他，說他的詩寫得很好，能不能幫我們寫一首，他寫了幾首，寫得很好。下一次，他到台北來出差，我說，「瘂弦，請你到新公園，博物館後面那邊等我。」等了半天之後，「你是瘂弦啊？」就這樣熟了。像你們南部的葉笛也是這樣認識的。他是台南師範的，畢業時有個畢業旅行，但哪是什麼畢業旅行？就是借台北師範的宿舍住一個晚上。我當天到台北師範去找他，「你就是老葉啊？」就這麼認得，以後便成了一生的朋友。所以，以文會友、互相批評、互相檢討，就是這樣認識的。後來辦下去後又沒有錢，我們就把《筆匯》停了。辦《文學季刊》的時候，我們沒有地方住、沒有地方編雜誌，就借台北明星麵包店三樓，沒有冷氣，在最熱的地方編東西。那時黃春明剛剛到台北來，在廣告公司做事，有收入。他每天一進「明星」，把口袋一掏，把鈔票就給櫃檯了，「今天我的朋友來，喝咖啡、吃飯都從我的錢裡面扣。」那個時候吃飯，不就是一份快餐嘛。後來，黃春明好幾天沒有付錢，我們就曉得他失業了。那個時候，七等生經常失業。黃春明好幾天沒有給錢了，我們就預感到：黃春明大概變成「八等生」了。七等生失業，八等生更是失業了嘛。大家就是這樣的好朋友。這些年輕人就慢慢地聚起來，我覺得這個經驗可以給諸位作個參考。你們今天用電腦打字，紙張那麼便宜，大家湊在一起編一份詩刊、散文刊物就行了嘛！
李：我們還是不清楚前期《筆匯》都是哪些人、寫些什麼？
尉：報紙型時代的《筆匯》，那些作家的年紀都是比較大的；當時我們才二十歲左右，最大的也才三十歲。原來的《筆匯》都是老年人，老年人有他們的思想。那時是王集叢先生與李辰冬先生在編，他們辦的時候會經出事。那個時候教育部有一個國家文學獎，當時大家都窮，非常在意究竟這個文學獎會頒給誰？第一屆文學獎頒給習如山先生，中國最偉大的戲劇家，猶可說也。第二屆又給了一位老先生，是我們民國以來寫舊詩寫得最好的陳含光先生。那群比我們老、比他們小的文協作家，這時吃醋了，李辰冬先生就化了一個筆名，說陳含光的思想有問題。因爲陳含光經常寫舊詩，用了孫權的典故，他們就栽贓他在罵孫中山，諸如此類的。陳含光先生的兒子是台大最有名的希臘哲學教授陳康先生，陳康先生一氣，不在台灣教書就走了。那個時候就這麼鬥，搞到最後也惹了很多是是非非，而且到了最後他們也不想辦，因爲沒錢了。在此我們不論他們對錯。我接過來的時候，第一個目的就是由年輕人來辦。
其中有一個典故。有一次在印刷廠，正好碰到當時有個舊雜誌《文壇》的主編穆中南先生。我說：「穆先生，我們也辦了一個小雜誌，我跟你們交換廣告好不好？」穆先生給我眼睛這麼一瞪，「你們什麼刊物啊？不要！」他覺得他們了不起。他一發脾氣，就把我惹火了！你不要，我們也不要你，我們年輕人自己辦，不要你們這些老傢伙的東西，所以我們慢慢走出自己的一條路。劉國松認識許常惠，許常惠認識史惟亮，音樂方面就有人了。王夢鷗老師說他有個學生文章寫得好，在銀行上班，是個書呆子，對戲劇很有興趣，叫做姚一葦，我們就去找他。就這麼一個接一個，包括藝專的、師範的、台大的，這些也許會被認為烏合之眾，但是三個臭皮匠湊在一起，果然一個氣候就出來了。
李：我們聽到尉老師這樣描述，大致上可以了解到，任卓宣先生擔任發行人，從一九五七年五月到一九五九年五月整整兩年八開的《筆匯》，主要是「中國文藝協會」的老人家們，包括張道藩、陳紀瀅、趙友培他們這些人，在上面發表一些東西。這個時代過去了以後，實際上就由尉老師他們來編。
這邊有個問題，我想要了解一下，我們看到很多特輯，比方說紀德特輯、波特萊爾特輯，還有很多獨幕劇的特輯，那種西方文學影響是很清楚的……
尉：不是，那時還在慢慢摸索。我稍微把背景講一下。因為美國和台灣簽訂協防合約，所以台灣局勢比較安定，經濟也開始上升了。當時有個現實的背景，就是美國和蘇聯的兩極對抗。熱戰就是真打，韓戰打完了打越戰；冷戰則是透過電視、廣播、宣傳，都說對方是壞的。各位注意，這種冷戰最可怕了。我給各位舉個例子，我的兒子是在冷戰中長大的，大陸一開放，我帶著兒子去大陸，我的表兄來接我們，我的兒子竟然不敢跟他講話，因為受到的教育都說共匪多麼可怕。冷戰透過電視、廣播，使人的腦袋都僵化了。當時美國對亞洲的主要工作，是在香港的美國新聞處，它在香港有幾種刊物慢慢地宣傳美國的觀念。
我們那時候最熱門的是美國作家海明威，大家都聽過，他寫過《老人與海》，但我們那時最欣賞的還不是這本書。因爲海明威這代作家經歷過戰爭，好像什麼都抓不到，所以人們叫他們爲「失落的一代」。發生戰亂，世界往哪裡走都不清楚，國家認同也糊裡糊塗。我們台灣有位作家王尚義，年紀比我大一兩歲，家裡很窮，連襪子都沒有，穿著破鞋子到台大醫院上課，醫學院剛畢業就得到癌症死了。什麼都抓不到，所以他寫了《野鴿子的黃昏》。如果你們今天找到這本書，讀了以後可能會覺得他寫得很淺，但是你要了解那是當時年輕人的心情。《野鴿子的黃昏》也好、海明威「失落的一代」也好，當時我們很膚淺，就用了很膚淺的名詞。「我們活著到底是爲了什麼？」「活著的意思又是什麼？」今天這樣，明天又變了，所以當時我們很膚淺地認爲自己是個存在主義者。在這個情況之下，那些老一輩的作品已經沒有辦法滿足我們這些年輕人。那時，我們都在寫我們年輕人的苦悶和痛苦。
我說一個例子來訴說當時的情況。我們辦《筆匯》，一直在小說方面沒有很大的突破。那個時候我已經被派去大專集訓，刊物就由劉國松他們在編，忽然先後登了兩篇小說〈麵攤〉、〈我的弟弟康雄〉，是陳映真用別的筆名發表的。這個康雄是年輕人具有藝術的理想、人道主義的精神，他的愛情也非常純潔，但是畢業之後什麼都沒有，把自己賣身給一個商業集團，然後自己的愛情也變得骯髒，最後康雄就自殺了。而他的姊姊呢？嫁給一個有名的商人，變得很庸俗的，也就是說不去追求理想，掉到這麼骯髒的現實。〈我的弟弟康雄〉正是我們那一代年輕人的寫照啊！登出來以後，我們這個小雜誌，雖然有人買不起雜誌，但是大家口耳相傳，到處都在讀〈我的弟弟康雄〉。有位女作家三毛，她後來說過，陳映真〈我的弟弟康雄〉她讀了一百遍，而且讀過以後就哭，認爲把我們的心情寫出來了。當時我們這些年輕人就赤裸裸地寫自己、敢於寫自己。比如說，那個時候沒有人敢寫我們台灣的二二八事件，陳映真第一個寫出來，那就是〈鄉村的教師〉。我們從日本回到中國自己的懷抱，經過二二八以後，我們失望了，抓不到什麼。於是那個人去教小學，越教越痛苦，最後就自殺了。這個東西當時拿出來誰敢登啊？我說沒關係，就拿過來登。但是還要小心一點，我們普通排雜誌是用五號字，我就改成六號字，不要醒目。結果這篇登出去以後，有很大的反響。
前幾年我將〈我的弟弟康雄〉給我的學生念，我不談這篇小說寫得好或是壞，只是說那是我們當時的心情，你們看完之後告訴我你們怎麼想。他們讀完了就跟我說康雄是天下第一號笨蛋，什麼爲了浪漫、為了理想，想不通就自殺；我們認為廣雄的姊姊才偉大，應該嫁給商人，有錢就是第一嘛！諸位，你們可以看到三十年之後，價值觀已經不一樣了。那個時候是個激進的時代、浪漫的時代、虛無的時代。當時我們很多年輕的師範生買不起顏料，自己組了個「東方畫會」。到哪去畫呢？到學校旁邊破爛的防空洞裡面去畫畫，買不起畫布，就把包煤炭的麻袋拉整齊了來畫，那個時候大家都在嘗試。我再舉個例子，那時雖然在軍中，雖然有白色恐怖，但是大家都很敢寫。瘂弦是一位軍人，他有首詩是這麼寫的，「哈里路亞！我是活著的。」「今天的告示貼在昨天的告示上」「向壞人致敬」。我就把他抓來，「小子，你是軍人，從早到晚給很多人敬禮，你現在寫向壞人敬禮，是要向誰敬禮啊？」他就沉默不語。我的意思是說，那個時代是一個正在轉變的時代，充滿著浪漫的、虛無的、理想主義的東西。沒有我們今天物質生活這麼樣好，也沒有像我們今天消費社會有很多東西可以讓我們享受。在這種情況之下，《筆匯》、《文學季刊》、《現代文學》、《文學雜誌》、《劇場》、《創世紀》、《現代詩》、《藝術家》紛紛都出來了，沒有一份是有錢人支持的。年輕人自己創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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