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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宋國誠的《形上的流亡——二十世紀的流亡書寫》
2026/05/24 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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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宋國誠的《形上的流亡——二十世紀的流亡書寫》
書名：形上的流亡——二十世紀的流亡書寫
作者：宋國誠
出版社：擎松圖書
出版日期：2008/7
本書主要為「二十世紀因政治迫害而流亡於母國之外的作家」進行寫真與形塑，透過對他們的作品精讀與銓釋，帶領讀者走入這些偉大的作家—安德烈．塔夫可斯基、米蘭．昆德拉、亞歷山大．索忍尼辛、袁紅冰、高行健—的心靈殿堂。
【Excerpt】
〈捕捉存在的關鍵詞〉
——米蘭．昆德拉筆下的生命悖論
地球在空無之中前進，沒有任何主宰，
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輕。
——米蘭．昆德拉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年出生於捷克摩拉維亞（Moravia）的布爾諾（Brno）一個文化教養很高的藝術家庭。
父親是一位著名的音樂家，是捷克國民樂派的倡導人之一，擔任過揚納傑克音樂院（Janacek Music Academy）院長。米蘭．昆德拉自幼學習鋼琴，10歲開始學習音樂理論與創作，能彈一手純熟的鋼琴和自由創作。1948年捷克共產黨發動政變奪取政權，昆德拉也在該年加入捷克共產黨，並進入布拉格查爾斯大學（Charles University）哲學系；1949年進入布拉格表演藝術學院（Academy of Perforing Arts in Prague）學習電影理論與導演；1950年，昆德拉被控「個人主義傾向」、「從事反黨活動」而遭到開除黨籍。1953年第一部詩集《人，一座廣闊的花園》（Man: A Wide Garden，1953）出版，1955年第二部長詩《最後的五月》（The Last May，1961）出版。這兩部詩集，很顯然是在共黨授意和半脅迫之下刻意歌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和共黨英雄的作品。經過這次政治傾向的調整，昆德拉於1956年恢復捷克共黨黨籍，1958年開始擔任布拉格藝術學院副教授（至1969年）。
1959年昆德拉開始小說創作，發表第一部短篇《好笑的愛》（Laughable Loves），1960年發表文學評論集《小說的藝術》（The Art of the Novel），1963年擔任「捷克作家協會中央委員會」成員，1964年獲「捷克國家文學獎」。1967年在捷克第四屆作家代表會上作的《論民族的非理所當然性》演說，被捷克共黨視為反政府言論。同年，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玩笑》（The Joke）。1968年是關鍵的一年，米蘭．昆德拉榮獲「捷克聯邦作家獎」，同年蘇聯入侵捷克：為數眾多的捷克異議份子遭到鎮壓，他毅然投入反對蘇聯出兵捷克的「布拉格之春」運動。1970年，遭到解除教職與黨籍，所有作品遭到查禁，1973年出版《生活在別處》（Life Is Elsewhere，1973），1975年獲法國政府政治庇護，離開捷克，從此踏上流亡之路。流亡法國的昆德拉開始進入創作高峰，1976年，《告別圓舞曲》（The Farewell Waltz，1972）在法國出版，1978年，《笑忘錄》（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英譯本在加拿大首印出版，其內容因激怒捷克共黨而被剝奪捷克公民權。1981年改編自狄德羅（Denis Diderot）小說《宿命論者雅克》的劇本《雅克和他的主人》（Jacques and His Master，1971）在法國出版，1985年並在已故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執導下在波士頓公演。
1982年，他獲得「歐洲文學獎」（European Literature Prize）；1984年，享譽全球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ess of Being）在法國出版，小說在1987年由美國導演菲利普．考夫曼（Philip Kaufman）改編為電影《布拉格的春天》。1983年昆德拉訪問美國，獲密西根州立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1986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1989年捷克共黨垮台，劇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被選為總統，捷克民主政府成立。1990年發表長篇《不朽》（Immortality），1993年發表法文寫作的《被背叛的遺囑》（Testamnents Betrayed），1995年發表第一部法語長篇《慢》（Slownegs），1995年獲捷克共和國頒授「捷克功勳獎」（Czeck Medal of Merits），1997年發表《身份》（Identity），2000年發表《無知》（Ignorance），最近作品《簾幕》（Le Rideau）於2004年在法國出版。目前高齡80歲的米蘭．昆德拉健康情形良好，隱居巴黎，嚴禁任何人對他個人生活的探知和採訪。
……
《玩笑》
一場奧德賽式的「性復仇」
1965年以捷克文寫成的《玩笑》，是一部以四個第一人稱進行的複調敘事，一個看似荒唐但卻寓意深重的諷刺文本。小說既像一部唐璜式的絕望喜劇，又像似卡夫卡式的希望悲劇。
男主角路德維克（Ludvk），一位大學青年，共產黨黨員，在一次寫給女同學的賀卡上，或許是過於輕薄和挑逗，或許是因為任意與隨興，他開了一個玩笑，在卡片上寫著：「樂觀主義是人民的鴉片煙，健康的氣息有一股臭氣，托洛茨基萬歲！」（Optimism is the opium of the people! The healthy atmosphere stinks! Long live Trotsky ！）然而，在這個「偉大人物」決意要改變世界的「偉大年代」裡，在這個身心遭受徹底管控、連作夢都要小心翼翼以避免「夢錯」的年代裡，豈能容許這種嘲諷與戲謔？他的女友並沒有把這句話當作玩笑，她甚至予以嚴肅的「政治解（誤）讀」，她向上級舉發，路德維克因此被開除了黨籍和教職，被遣送到俄斯特拉發（Ostrava）一處偏遠的礦區進行勞動改造。
一句玩笑，換來如此沉重的羞辱，一項「政治誤讀」來自如此輕率的集體表決。在勞改營中，他遇見了露茜（Lucie），他生命中的第一場愛情。但與其說路德維克把這場愛情視為心靈的慰藉，不如說是用來排遣獄中的痛苦。出獄後，路德維克遇見了埃萊娜（Helena），她就是當年集體舉手表決宣判路德維克為「國家叛徒」、把他送進勞改營的主謀者巴維爾（Pavel）的妻子，於是路德維克向埃萊娜展開熱烈追求，但卻是以「性發洩」來替代對他的仇家的報復。但沒想到巴維爾正想「拋妻」，路德維克的報復恰好正中巴維爾的下懷，一場「性復仇」又變成一場荒誕的「性玩笑」。
顯然，路德維克的玩笑並不是玩笑，而且一點也不好笑，而是對一個「偉大時代」的挑釁、謀反和背叛。然而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偉大時代」？這是一個將人看成齒間殘留碎菜的時代！一個把理念當成精神謀殺刑具的時代！然而，這個「謀殺的理念」又是什麼？除了是用一切美麗的修辭所構築的政治教條之外，還是教條！昆德拉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生存的處境」，這種處境證明了「人就是可以在任何處境裡，將鄰人推向死亡的一種生物」。在勞改營中，路德維克和另一位夥伴阿萊克塞不斷努力證明他的「真實自我」，他拒絕承認自己是「黑色徽章」（被判勞改懲罰的政治異議份子）的成員，他努力使人相信自己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但是一旦黨開除了你，你就沒有再活下去的理由，因為「黨」就是你的靈魂背後的操盤手，黨就是你和祖國聯繫的唯一臍帶，於是路德維克由證實自我變成放棄自我，由一個政治積極份子轉變成懷疑論者，他轉向報復。
然而，敵人在哪裡？是史達林？是共黨組織？是那一群舉手表決把路德維克送進勞改營的同志？都不是，敵人是那些集體膜拜、公眾推崇、歷史聖化、整個民族為之瘋狂的「理念」，它化作一個個的同志、同胞、同族，在你身旁，向你發出微笑的監視。罪名是如此荒誕不經地扣在你的身上，但是罪惡的戲碼卻是那麼合乎邏輯地在你身邊上演。當人們在「共黨之神」的祭壇上頂禮膜拜時，你的斜視和分神，就是對理念之神的褻瀆，當人們為「共黨英雄」癡迷追捧之際，你的輕笑或遲緩就是背叛！當人們把尊奉愚味當作義行或壯舉時，你的懷疑就是你的死證！
多年以後，路德維克回到老家，一處位於摩拉維亞（Moravia）的小鎮。他來這裡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和埃萊娜做愛，他要用一切能讓所有女人神魂顛倒的方法，用一切屬於男性的魅力和魔力，好讓埃萊娜背叛他的丈夫，以報復那個毀滅路德維克一生的「共黨模範青年」。路德維克的心願實現了，埃萊娜果然背叛了她的丈夫，路德維克完全控制並擄獲了埃萊娜，但是沒有想到，他擄獲的正是埃萊娜的丈夫所要丟棄的。路德維克以為完成了一次光榮的戰役，但所擄獲的戰利品卻是敵人正想丟棄的廢棄物。
背叛，一種快感的玩笑
一切都是（被）背叛和（被）欺騙。在年輕抒情的年代裡，人們用青春與熱情欺騙了自己，而後在中年成熟的歲月裡認清了別人的背叛；人們在自己最優勢的時刻欺騙了別人，卻在自己的脆弱之處背叛了自己。考茨卡（Kostka），一個既厭惡偽基督徒又不滿社會主義無神論、相信芸芸眾生隨處都可安身的理性主義者，無論他如何逆來順受，依然逃不開以「自我批判」為美名被送往勞動改造的命運；雅洛斯拉夫（Jaroslav）為他熱愛的音樂和家庭執著了一生，卻不知他的妻小嘲笑了他一輩子，最後死在自己的音樂會上，躺在他一心想尋仇報復的朋友懷中；巴維爾必須時時留心時局的變化，以便在最恰當的時機調整他的政治路線，準備好隨時背叛昨天的信仰；埃萊娜因為一心想重回過去的夢想而背叛了同樣也是因為過去的夢想而與之結合的丈夫，但最後發覺自己早已被「被自己背叛的人所背叛」，埃萊娜深信路德維克是她最後停靠的愛情港灣，但最後發覺自己不過是路德維克「性報復」下的人肉祭品。
人們可以因為對「黨」的忠貞而結婚生子，在那個時代裡，「政治激情」可以是愛欲滋生的催情劑，「黨紀」也理所當然地介入男女的私生活，「黨章」甚至是審判男女姦情的唯一標準，然而，人們也可以在最忠誠的背叛裡感到一股輕鬆的愜意！在苦蹲牢房期間，在生命最失意黯淡的時刻，路德維克遇見了單純天真但卻歷經凌辱的露茜。露茜是小說中最重要的「存在隱喻」，對路德維克而言，露茜像似一盞寒夜送暖的明燈，像似一朵在污泥中綻放的鮮花，但是露茜不能滿足路德維克強盛的肉體欲望，一場露水式的情愛留下的只是肉體與肉體之間可笑的搏鬥。而在考茨克的口中，她是個以偷竊為生的流浪姑娘，始終處於被強姦的恐懼之中。在那個年代裡，性，不是情愛的昇華與交融，而是淒涼冬夜裡的借體取暖，是冷月星空下的摸黑迷走，是藉由肉體的衝刺來填補精神的空虛。在這個假面貼臉的謎霧世界裡，無論是隨波逐流還是獨善其身，只要看清了面具背後的臉孔，只要穿透了謊言背後的真實，你就會在沉重的世界中失去自己的重量。
屬於上帝的也屬於魔鬼
《玩笑》不是一部僅僅放在「共產主義專制社會」下被政治性閱讀的作品，而是被放在一個逼迫人們對其沉思或冷嘆、對其透視出普遍散發荒誕與悖論的那個存在處境下來閱讀的。在這個「嚴肅地向你開著輕薄玩笑」的世界裡，混亂、破碎、嘈雜、斷裂、誣告、掠奪、欺騙、背叛，無不穿著玩笑的外衣，內裹著深深的暴力。眼前，個人所面對的是一種沒有依靠的飄泊、一場無法藏身的災難、一處無法描繪的風景、一段無法傾訴的愛情，這一切都已超出「社會主義政治」的範疇，指向一種早已被掏空了存在意義的形上劫難。在《玩笑》中，路德維克並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所有人都是受害者，他們生活在一個無人可以倖免、無人不是受害者的世界中。
人們在正在傾塌覆滅的世界中，玩弄著一種輕重顛倒、以假亂真的遊戲。歷史的莊嚴，失落在說書人的滑稽模仿之中；人性的高貴，跌落在小人得志的狂笑裡；一紙卡片的溫馨被轉化為陰謀的政治背叛，政治口號成為床笫間做愛的淫叫，而陽具卻是那把反革命的刺槍；符號與意義之間失去了聯繫，存在與語詞之間變成了陷阱，一切的價值早已成為陷阱下發臭的誘餌，一群又一群迷失在孤獨中的群眾，面對著先烈的腐屍，聞臭起舞。
在土地上，「凡屬於上帝的東西也可以屬於魔鬼」！
書名：形上的流亡——二十世紀的流亡書寫
作者：宋國誠
出版社：擎松圖書
出版日期：2008/7
本書主要為「二十世紀因政治迫害而流亡於母國之外的作家」進行寫真與形塑，透過對他們的作品精讀與銓釋，帶領讀者走入這些偉大的作家—安德烈．塔夫可斯基、米蘭．昆德拉、亞歷山大．索忍尼辛、袁紅冰、高行健—的心靈殿堂。
【Excerpt】
〈捕捉存在的關鍵詞〉
——米蘭．昆德拉筆下的生命悖論
地球在空無之中前進，沒有任何主宰，
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輕。
——米蘭．昆德拉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年出生於捷克摩拉維亞（Moravia）的布爾諾（Brno）一個文化教養很高的藝術家庭。
父親是一位著名的音樂家，是捷克國民樂派的倡導人之一，擔任過揚納傑克音樂院（Janacek Music Academy）院長。米蘭．昆德拉自幼學習鋼琴，10歲開始學習音樂理論與創作，能彈一手純熟的鋼琴和自由創作。1948年捷克共產黨發動政變奪取政權，昆德拉也在該年加入捷克共產黨，並進入布拉格查爾斯大學（Charles University）哲學系；1949年進入布拉格表演藝術學院（Academy of Perforing Arts in Prague）學習電影理論與導演；1950年，昆德拉被控「個人主義傾向」、「從事反黨活動」而遭到開除黨籍。1953年第一部詩集《人，一座廣闊的花園》（Man: A Wide Garden，1953）出版，1955年第二部長詩《最後的五月》（The Last May，1961）出版。這兩部詩集，很顯然是在共黨授意和半脅迫之下刻意歌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和共黨英雄的作品。經過這次政治傾向的調整，昆德拉於1956年恢復捷克共黨黨籍，1958年開始擔任布拉格藝術學院副教授（至1969年）。
1959年昆德拉開始小說創作，發表第一部短篇《好笑的愛》（Laughable Loves），1960年發表文學評論集《小說的藝術》（The Art of the Novel），1963年擔任「捷克作家協會中央委員會」成員，1964年獲「捷克國家文學獎」。1967年在捷克第四屆作家代表會上作的《論民族的非理所當然性》演說，被捷克共黨視為反政府言論。同年，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玩笑》（The Joke）。1968年是關鍵的一年，米蘭．昆德拉榮獲「捷克聯邦作家獎」，同年蘇聯入侵捷克：為數眾多的捷克異議份子遭到鎮壓，他毅然投入反對蘇聯出兵捷克的「布拉格之春」運動。1970年，遭到解除教職與黨籍，所有作品遭到查禁，1973年出版《生活在別處》（Life Is Elsewhere，1973），1975年獲法國政府政治庇護，離開捷克，從此踏上流亡之路。流亡法國的昆德拉開始進入創作高峰，1976年，《告別圓舞曲》（The Farewell Waltz，1972）在法國出版，1978年，《笑忘錄》（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英譯本在加拿大首印出版，其內容因激怒捷克共黨而被剝奪捷克公民權。1981年改編自狄德羅（Denis Diderot）小說《宿命論者雅克》的劇本《雅克和他的主人》（Jacques and His Master，1971）在法國出版，1985年並在已故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執導下在波士頓公演。
1982年，他獲得「歐洲文學獎」（European Literature Prize）；1984年，享譽全球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ess of Being）在法國出版，小說在1987年由美國導演菲利普．考夫曼（Philip Kaufman）改編為電影《布拉格的春天》。1983年昆德拉訪問美國，獲密西根州立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1986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1989年捷克共黨垮台，劇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被選為總統，捷克民主政府成立。1990年發表長篇《不朽》（Immortality），1993年發表法文寫作的《被背叛的遺囑》（Testamnents Betrayed），1995年發表第一部法語長篇《慢》（Slownegs），1995年獲捷克共和國頒授「捷克功勳獎」（Czeck Medal of Merits），1997年發表《身份》（Identity），2000年發表《無知》（Ignorance），最近作品《簾幕》（Le Rideau）於2004年在法國出版。目前高齡80歲的米蘭．昆德拉健康情形良好，隱居巴黎，嚴禁任何人對他個人生活的探知和採訪。
……
《玩笑》
一場奧德賽式的「性復仇」
1965年以捷克文寫成的《玩笑》，是一部以四個第一人稱進行的複調敘事，一個看似荒唐但卻寓意深重的諷刺文本。小說既像一部唐璜式的絕望喜劇，又像似卡夫卡式的希望悲劇。
男主角路德維克（Ludvk），一位大學青年，共產黨黨員，在一次寫給女同學的賀卡上，或許是過於輕薄和挑逗，或許是因為任意與隨興，他開了一個玩笑，在卡片上寫著：「樂觀主義是人民的鴉片煙，健康的氣息有一股臭氣，托洛茨基萬歲！」（Optimism is the opium of the people! The healthy atmosphere stinks! Long live Trotsky ！）然而，在這個「偉大人物」決意要改變世界的「偉大年代」裡，在這個身心遭受徹底管控、連作夢都要小心翼翼以避免「夢錯」的年代裡，豈能容許這種嘲諷與戲謔？他的女友並沒有把這句話當作玩笑，她甚至予以嚴肅的「政治解（誤）讀」，她向上級舉發，路德維克因此被開除了黨籍和教職，被遣送到俄斯特拉發（Ostrava）一處偏遠的礦區進行勞動改造。
一句玩笑，換來如此沉重的羞辱，一項「政治誤讀」來自如此輕率的集體表決。在勞改營中，他遇見了露茜（Lucie），他生命中的第一場愛情。但與其說路德維克把這場愛情視為心靈的慰藉，不如說是用來排遣獄中的痛苦。出獄後，路德維克遇見了埃萊娜（Helena），她就是當年集體舉手表決宣判路德維克為「國家叛徒」、把他送進勞改營的主謀者巴維爾（Pavel）的妻子，於是路德維克向埃萊娜展開熱烈追求，但卻是以「性發洩」來替代對他的仇家的報復。但沒想到巴維爾正想「拋妻」，路德維克的報復恰好正中巴維爾的下懷，一場「性復仇」又變成一場荒誕的「性玩笑」。
顯然，路德維克的玩笑並不是玩笑，而且一點也不好笑，而是對一個「偉大時代」的挑釁、謀反和背叛。然而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偉大時代」？這是一個將人看成齒間殘留碎菜的時代！一個把理念當成精神謀殺刑具的時代！然而，這個「謀殺的理念」又是什麼？除了是用一切美麗的修辭所構築的政治教條之外，還是教條！昆德拉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生存的處境」，這種處境證明了「人就是可以在任何處境裡，將鄰人推向死亡的一種生物」。在勞改營中，路德維克和另一位夥伴阿萊克塞不斷努力證明他的「真實自我」，他拒絕承認自己是「黑色徽章」（被判勞改懲罰的政治異議份子）的成員，他努力使人相信自己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但是一旦黨開除了你，你就沒有再活下去的理由，因為「黨」就是你的靈魂背後的操盤手，黨就是你和祖國聯繫的唯一臍帶，於是路德維克由證實自我變成放棄自我，由一個政治積極份子轉變成懷疑論者，他轉向報復。
然而，敵人在哪裡？是史達林？是共黨組織？是那一群舉手表決把路德維克送進勞改營的同志？都不是，敵人是那些集體膜拜、公眾推崇、歷史聖化、整個民族為之瘋狂的「理念」，它化作一個個的同志、同胞、同族，在你身旁，向你發出微笑的監視。罪名是如此荒誕不經地扣在你的身上，但是罪惡的戲碼卻是那麼合乎邏輯地在你身邊上演。當人們在「共黨之神」的祭壇上頂禮膜拜時，你的斜視和分神，就是對理念之神的褻瀆，當人們為「共黨英雄」癡迷追捧之際，你的輕笑或遲緩就是背叛！當人們把尊奉愚味當作義行或壯舉時，你的懷疑就是你的死證！
多年以後，路德維克回到老家，一處位於摩拉維亞（Moravia）的小鎮。他來這裡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和埃萊娜做愛，他要用一切能讓所有女人神魂顛倒的方法，用一切屬於男性的魅力和魔力，好讓埃萊娜背叛他的丈夫，以報復那個毀滅路德維克一生的「共黨模範青年」。路德維克的心願實現了，埃萊娜果然背叛了她的丈夫，路德維克完全控制並擄獲了埃萊娜，但是沒有想到，他擄獲的正是埃萊娜的丈夫所要丟棄的。路德維克以為完成了一次光榮的戰役，但所擄獲的戰利品卻是敵人正想丟棄的廢棄物。
背叛，一種快感的玩笑
一切都是（被）背叛和（被）欺騙。在年輕抒情的年代裡，人們用青春與熱情欺騙了自己，而後在中年成熟的歲月裡認清了別人的背叛；人們在自己最優勢的時刻欺騙了別人，卻在自己的脆弱之處背叛了自己。考茨卡（Kostka），一個既厭惡偽基督徒又不滿社會主義無神論、相信芸芸眾生隨處都可安身的理性主義者，無論他如何逆來順受，依然逃不開以「自我批判」為美名被送往勞動改造的命運；雅洛斯拉夫（Jaroslav）為他熱愛的音樂和家庭執著了一生，卻不知他的妻小嘲笑了他一輩子，最後死在自己的音樂會上，躺在他一心想尋仇報復的朋友懷中；巴維爾必須時時留心時局的變化，以便在最恰當的時機調整他的政治路線，準備好隨時背叛昨天的信仰；埃萊娜因為一心想重回過去的夢想而背叛了同樣也是因為過去的夢想而與之結合的丈夫，但最後發覺自己早已被「被自己背叛的人所背叛」，埃萊娜深信路德維克是她最後停靠的愛情港灣，但最後發覺自己不過是路德維克「性報復」下的人肉祭品。
人們可以因為對「黨」的忠貞而結婚生子，在那個時代裡，「政治激情」可以是愛欲滋生的催情劑，「黨紀」也理所當然地介入男女的私生活，「黨章」甚至是審判男女姦情的唯一標準，然而，人們也可以在最忠誠的背叛裡感到一股輕鬆的愜意！在苦蹲牢房期間，在生命最失意黯淡的時刻，路德維克遇見了單純天真但卻歷經凌辱的露茜。露茜是小說中最重要的「存在隱喻」，對路德維克而言，露茜像似一盞寒夜送暖的明燈，像似一朵在污泥中綻放的鮮花，但是露茜不能滿足路德維克強盛的肉體欲望，一場露水式的情愛留下的只是肉體與肉體之間可笑的搏鬥。而在考茨克的口中，她是個以偷竊為生的流浪姑娘，始終處於被強姦的恐懼之中。在那個年代裡，性，不是情愛的昇華與交融，而是淒涼冬夜裡的借體取暖，是冷月星空下的摸黑迷走，是藉由肉體的衝刺來填補精神的空虛。在這個假面貼臉的謎霧世界裡，無論是隨波逐流還是獨善其身，只要看清了面具背後的臉孔，只要穿透了謊言背後的真實，你就會在沉重的世界中失去自己的重量。
屬於上帝的也屬於魔鬼
《玩笑》不是一部僅僅放在「共產主義專制社會」下被政治性閱讀的作品，而是被放在一個逼迫人們對其沉思或冷嘆、對其透視出普遍散發荒誕與悖論的那個存在處境下來閱讀的。在這個「嚴肅地向你開著輕薄玩笑」的世界裡，混亂、破碎、嘈雜、斷裂、誣告、掠奪、欺騙、背叛，無不穿著玩笑的外衣，內裹著深深的暴力。眼前，個人所面對的是一種沒有依靠的飄泊、一場無法藏身的災難、一處無法描繪的風景、一段無法傾訴的愛情，這一切都已超出「社會主義政治」的範疇，指向一種早已被掏空了存在意義的形上劫難。在《玩笑》中，路德維克並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所有人都是受害者，他們生活在一個無人可以倖免、無人不是受害者的世界中。
人們在正在傾塌覆滅的世界中，玩弄著一種輕重顛倒、以假亂真的遊戲。歷史的莊嚴，失落在說書人的滑稽模仿之中；人性的高貴，跌落在小人得志的狂笑裡；一紙卡片的溫馨被轉化為陰謀的政治背叛，政治口號成為床笫間做愛的淫叫，而陽具卻是那把反革命的刺槍；符號與意義之間失去了聯繫，存在與語詞之間變成了陷阱，一切的價值早已成為陷阱下發臭的誘餌，一群又一群迷失在孤獨中的群眾，面對著先烈的腐屍，聞臭起舞。
在土地上，「凡屬於上帝的東西也可以屬於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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