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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北島的《古老的敵意》
2026/05/25 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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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北島的《古老的敵意》
印象中，有兩本北島的評論是個人很喜歡的，一本是《時間的玫瑰》，另外一本則是本書。
恰巧發現目前已有新版重新上市，也就入手收藏。
以下摘要分享。
書名：古老的敵意
作者：北島
出版社：本事
出版日期：2024/11
內容簡介
十多年前北島移居香港，着手整理編輯自己的詩歌、散文寫作，最後編成的是這一部《古老的敵意》，書名來自他喜愛的奧地利詩人里爾克一個世紀以前《安魂曲》的詩句：「因為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某種古老的敵意」。北島想說的是作者面對的是自己，即作者對自己的「敵意」。他不僅要跟世界過不去，跟母語過不去，還得跟自己過不去。書分成兩輯，一輯是訪談錄，另一輯是作者最新的散文寫作。可以說這是作者直面自己近半個世紀以來的寫作與生活的重要記錄：「寫作的人是孤獨的。寫作在召喚，有時沉默，有時叫喊，往往沒有回聲。寫作只與孤獨形影不離，影子或許成為主人。」
【Excerpt】
〈古老的敵意〉
*本文根據2011年7月20日在「香港書展」的演講稿整理。
大約一個世紀前，奧地利詩人里爾克在《安魂曲》中寫下這樣的詩句：「因為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某種古老的敵意」。
二十世紀開始的歲月，在漢堡和不來梅之間的小鎮沃爾普斯韋德（Worpswede）聚集着不少藝術家和作家，包括里爾克。他們一起聽音樂會、參觀博物館，在狂歡之夜乘馬車郊遊。其中有兩位年輕漂亮的女畫家就像姐妹倆，金髮的叫波拉，黑髮的叫克拉拉。里爾克更喜歡金髮的波拉，但不願意破壞這對理想的雙重影像。在觀望中，一場混亂的追逐組合，待塵埃落定，波拉跟別人訂了婚。里爾克選擇了黑髮的克拉拉，與她結婚生女。七年後，波拉因難產死去，里爾克寫下這首《安魂曲》獻給她。
這段插曲，或許有助於我們瞭解里爾克的詩歌寫作與個人生活的關係。縱觀里爾克的一生，可謂動盪不安，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四年間，他就在歐洲近五十個地方居住或逗留。正如他在《秋日》一詩中寫道：「誰此刻沒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誰此刻孤獨，就永遠孤獨」。這正是他漂泊生涯的寫照。
里爾克的這兩句詩「因為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某種古老的敵意」，對我來說有如持久的鐘聲，綿延不絕，意味深長，尤其在當今亂世，或許可引發更深一層的思考——對於以寫作為畢生事業的人來說，我們今天應該如何生活、如何寫作、如何理解並處理生活與寫作的關係。
所謂「古老的敵意」，從字面上來看，「古老的」指的是原初的，帶有某種宿命色彩，可追溯到文字與書寫的源頭；「敵意」則是一種詩意的說法，指的是某種內在的緊張與悖論。
我們不妨設想，如果里爾克安居樂業，甚至是房地產商，揮金如土，他能寫出像《秋日》和《杜伊諾哀歌》這樣的傳世之作嗎？如果卡夫卡從未生活在父親的陰影中，少年得志，婚姻幸福，一本本出書，整天忙着算版稅，他能寫出《城堡》和《審判》這樣改變世界小說景觀的作品嗎？如果保爾．策蘭的父母沒有死於納粹集中營，沒有飽經流亡之苦，會留下《死亡賦格》、《卡羅那》等偉大的詩篇嗎？
要說誰不想既過好日子，又寫出偉大的作品呢？而這「古老的敵意」就是冥冥中上天的安排，兩者似乎不能兼得。
也許有人會提出反證，比如美國詩人華萊士．史蒂文斯，做過保險公司的高管，度過平靜的一生，怎麼也會寫出《彈藍色吉他的人》這樣美國現代詩歌的經典之作？其實在表面的平靜中，也可以找到某種潛在的「古老的敵意」。比如，他從小想當作家，遭到父親反對，只好去學法律，取得律師資格後進了保險公司。他其實一直生活在父權意志的陰影中。
我想從這兩句詩出發，從三個層面談談「古老的敵意」。
就社會層面而言，「古老的敵意」是指作家和他所處的時代的緊張關係。無論生活在什麼樣的社會制度中，作家都應遠離主流，對所有的權力及其話語持懷疑和批判立場。在今天，作家不慬是寫作的手藝人，同時也是公共事物的見證人或參與者，這種雙重身份的認同構成寫作的動力之一。換句話說，如果沒有這種社會性的「古老的敵意」，幾乎不可能寫出好作品。當今世界，金錢與權力共謀的全球化取代了東西方冷戰的格局，變得更加撲朔迷離更加瞬息多孌因而也更加危險。除了對正統意識形態的抵抗外，在一個庸俗化和娛樂化主導的商業時代，我們也必須對所謂「大眾」的主流話語保持高度的警惕—在「民主化」的旗幟下，文學藝術往往會淪為牟取暴利的工具。作家必須持有複雜的立場和視角，在寫作內外做出回應。
而這「古老的敵意」不能僅僅停留在政治層面。從人類歷史的角度看，政治不過是短暫而表面的現象，如過眼雲煙。作家要有長遠而寬廣的視野，包括對世界、歷史、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的深入觀察與體驗。
如果繼續推進，必然會觸及到語言層面，那麼「古老的敵意」指的是作家和母語之間的緊張關係。任何語言總是處在起承興衰的變化中，作家要通過自己的寫作給母語帶來新的活力，尤其是在母語處在危機中的關鍵時刻。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說：「語言是與劊子手步調一致的。因而我們必須找到新的語言。」三十年多前，中國人生活在以「毛文體」代表的官方話語的巨大陰影下。這種自1949年以來逐漸取得壟斷地位的官方話語，幾乎禁錮了每個人的思想方式和表達方式，甚至戀愛方式。那年頭，詞語與指涉的關係幾乎都被固定下來，比如，「太陽」就是毛澤東，「紅色」就是革命，「母親」就是祖國或者黨。正是當時處於地下狀態的現代詩歌，向這種僵化的官方話語提出挑戰，最終打破了「與劊子手步調一致」的語言的牢籠，承先啟後，推動了現代漢語的轉型與發展。
如今我們面臨的是完全不同的困境，現代漢語陷入新的危機——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斥着語言垃圾的時代。一方面，是無所不在的行話，包括學者的行話、商人的行話、政客的行話，等等；另一方面，是沉渣泛起的語言泡沫，包括娛樂語言、網絡語言和新媒體語言。這兩種語言看似相反，卻存在着某種同謀關係。在所謂全球化的網絡時代，這種新的「與劊子手步調一致的」語言，與三十年前相比，雖表現形式相反，但同樣讓人因絕望而感到無力。每個作家應正視這一現實，通過寫作恢復漢語的新鮮、豐富與敏銳，重新為世界命名。
最後是作家與自身的緊張關係，即作家對自己的「敵意」。換個通俗的說法，作家不僅要跟世界過不去，跟母語過不去，還得跟自己過不去。在我看來，一個嚴肅的作家，必須對自己的寫作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在最近一本書的序言中寫道：「寫作是一門手藝。與其他手藝不同的是，這是心靈的手藝，要正心誠意，這是孤獨的手藝，必一意孤行，否則隨時都可能荒廢。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以寫作為畢生事業的手藝人，都要經受這一法則的考驗，唯有誠惶誠恐，如履薄冰。」
海明威在《老人與海》中寫道：「人生來就不是為了被打敗的，人能夠被毀滅，但是不能夠被打敗」。目睹某些同時代藝術家和作家的轉變，讓我深感惋惜，並借此不斷提醒自己：與其說他們中很多人是被金錢被權力打敗的，不如說是被自己打敗的。換句話說，就是不再跟自己過不去，不再跟自己較勁兒了——其實這是最後一道防線，如果連這道防線都沒有，就算是向這個世界徹底投降了，同流合污，無可救藥。
我們生活在一個危機四伏的時代，一個需要不斷追問和質疑的時代。在這樣的大背景中，「古老的敵意」為以寫作為畢生事業的人提供了特殊的現實感和精神向度。
我想順便提一下所謂的「粉絲現象」。這本來是娛樂圈的事，現在擴展到文學界和整個文化界。我認為，這與我們文化中的「低幼化」（infantilization）傾向有關。「低幼化」是從精神分析學借用的概念，主要指人們自動降低智力水平的趨向。正如印度學者阿希斯，南迪所指出的：「那麼上千萬人所經歷的痛苦就將只能存活在人類的意識邊緣，就像往常那樣，成為代代相傳然而漸漸退色的回憶」。
在這個意義上，某些作家和學者不再引導讀者，而是不斷降低寫作標準，以迎合更多的讀者。這是一種惡性循環，導致我們文化（包括娛樂文化在內）不斷粗鄙化、泡沫化。在我看來，「粉絲現象」基本上相當於小邪教，充滿煽動與蠱惑色彩。教主（作者）騙錢騙色，教徒（粉絲）得到不同程度的自我心理安慰。
讓我們再回到本文的開頭，回到里爾克的《安魂曲》的詩句中：「因為生活與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古老的敵意」。其實可怕的不是苦難與失敗，而是我們對自己的處境渾然不知。如果在大國興起的看板後面，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赤貧，我們有什麼可值得驕傲的呢？
印象中，有兩本北島的評論是個人很喜歡的，一本是《時間的玫瑰》，另外一本則是本書。
恰巧發現目前已有新版重新上市，也就入手收藏。
以下摘要分享。
書名：古老的敵意
作者：北島
出版社：本事
出版日期：2024/11
內容簡介
十多年前北島移居香港，着手整理編輯自己的詩歌、散文寫作，最後編成的是這一部《古老的敵意》，書名來自他喜愛的奧地利詩人里爾克一個世紀以前《安魂曲》的詩句：「因為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某種古老的敵意」。北島想說的是作者面對的是自己，即作者對自己的「敵意」。他不僅要跟世界過不去，跟母語過不去，還得跟自己過不去。書分成兩輯，一輯是訪談錄，另一輯是作者最新的散文寫作。可以說這是作者直面自己近半個世紀以來的寫作與生活的重要記錄：「寫作的人是孤獨的。寫作在召喚，有時沉默，有時叫喊，往往沒有回聲。寫作只與孤獨形影不離，影子或許成為主人。」
【Excerpt】
〈古老的敵意〉
*本文根據2011年7月20日在「香港書展」的演講稿整理。
大約一個世紀前，奧地利詩人里爾克在《安魂曲》中寫下這樣的詩句：「因為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某種古老的敵意」。
二十世紀開始的歲月，在漢堡和不來梅之間的小鎮沃爾普斯韋德（Worpswede）聚集着不少藝術家和作家，包括里爾克。他們一起聽音樂會、參觀博物館，在狂歡之夜乘馬車郊遊。其中有兩位年輕漂亮的女畫家就像姐妹倆，金髮的叫波拉，黑髮的叫克拉拉。里爾克更喜歡金髮的波拉，但不願意破壞這對理想的雙重影像。在觀望中，一場混亂的追逐組合，待塵埃落定，波拉跟別人訂了婚。里爾克選擇了黑髮的克拉拉，與她結婚生女。七年後，波拉因難產死去，里爾克寫下這首《安魂曲》獻給她。
這段插曲，或許有助於我們瞭解里爾克的詩歌寫作與個人生活的關係。縱觀里爾克的一生，可謂動盪不安，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四年間，他就在歐洲近五十個地方居住或逗留。正如他在《秋日》一詩中寫道：「誰此刻沒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誰此刻孤獨，就永遠孤獨」。這正是他漂泊生涯的寫照。
里爾克的這兩句詩「因為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某種古老的敵意」，對我來說有如持久的鐘聲，綿延不絕，意味深長，尤其在當今亂世，或許可引發更深一層的思考——對於以寫作為畢生事業的人來說，我們今天應該如何生活、如何寫作、如何理解並處理生活與寫作的關係。
所謂「古老的敵意」，從字面上來看，「古老的」指的是原初的，帶有某種宿命色彩，可追溯到文字與書寫的源頭；「敵意」則是一種詩意的說法，指的是某種內在的緊張與悖論。
我們不妨設想，如果里爾克安居樂業，甚至是房地產商，揮金如土，他能寫出像《秋日》和《杜伊諾哀歌》這樣的傳世之作嗎？如果卡夫卡從未生活在父親的陰影中，少年得志，婚姻幸福，一本本出書，整天忙着算版稅，他能寫出《城堡》和《審判》這樣改變世界小說景觀的作品嗎？如果保爾．策蘭的父母沒有死於納粹集中營，沒有飽經流亡之苦，會留下《死亡賦格》、《卡羅那》等偉大的詩篇嗎？
要說誰不想既過好日子，又寫出偉大的作品呢？而這「古老的敵意」就是冥冥中上天的安排，兩者似乎不能兼得。
也許有人會提出反證，比如美國詩人華萊士．史蒂文斯，做過保險公司的高管，度過平靜的一生，怎麼也會寫出《彈藍色吉他的人》這樣美國現代詩歌的經典之作？其實在表面的平靜中，也可以找到某種潛在的「古老的敵意」。比如，他從小想當作家，遭到父親反對，只好去學法律，取得律師資格後進了保險公司。他其實一直生活在父權意志的陰影中。
我想從這兩句詩出發，從三個層面談談「古老的敵意」。
就社會層面而言，「古老的敵意」是指作家和他所處的時代的緊張關係。無論生活在什麼樣的社會制度中，作家都應遠離主流，對所有的權力及其話語持懷疑和批判立場。在今天，作家不慬是寫作的手藝人，同時也是公共事物的見證人或參與者，這種雙重身份的認同構成寫作的動力之一。換句話說，如果沒有這種社會性的「古老的敵意」，幾乎不可能寫出好作品。當今世界，金錢與權力共謀的全球化取代了東西方冷戰的格局，變得更加撲朔迷離更加瞬息多孌因而也更加危險。除了對正統意識形態的抵抗外，在一個庸俗化和娛樂化主導的商業時代，我們也必須對所謂「大眾」的主流話語保持高度的警惕—在「民主化」的旗幟下，文學藝術往往會淪為牟取暴利的工具。作家必須持有複雜的立場和視角，在寫作內外做出回應。
而這「古老的敵意」不能僅僅停留在政治層面。從人類歷史的角度看，政治不過是短暫而表面的現象，如過眼雲煙。作家要有長遠而寬廣的視野，包括對世界、歷史、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的深入觀察與體驗。
如果繼續推進，必然會觸及到語言層面，那麼「古老的敵意」指的是作家和母語之間的緊張關係。任何語言總是處在起承興衰的變化中，作家要通過自己的寫作給母語帶來新的活力，尤其是在母語處在危機中的關鍵時刻。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說：「語言是與劊子手步調一致的。因而我們必須找到新的語言。」三十年多前，中國人生活在以「毛文體」代表的官方話語的巨大陰影下。這種自1949年以來逐漸取得壟斷地位的官方話語，幾乎禁錮了每個人的思想方式和表達方式，甚至戀愛方式。那年頭，詞語與指涉的關係幾乎都被固定下來，比如，「太陽」就是毛澤東，「紅色」就是革命，「母親」就是祖國或者黨。正是當時處於地下狀態的現代詩歌，向這種僵化的官方話語提出挑戰，最終打破了「與劊子手步調一致」的語言的牢籠，承先啟後，推動了現代漢語的轉型與發展。
如今我們面臨的是完全不同的困境，現代漢語陷入新的危機——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斥着語言垃圾的時代。一方面，是無所不在的行話，包括學者的行話、商人的行話、政客的行話，等等；另一方面，是沉渣泛起的語言泡沫，包括娛樂語言、網絡語言和新媒體語言。這兩種語言看似相反，卻存在着某種同謀關係。在所謂全球化的網絡時代，這種新的「與劊子手步調一致的」語言，與三十年前相比，雖表現形式相反，但同樣讓人因絕望而感到無力。每個作家應正視這一現實，通過寫作恢復漢語的新鮮、豐富與敏銳，重新為世界命名。
最後是作家與自身的緊張關係，即作家對自己的「敵意」。換個通俗的說法，作家不僅要跟世界過不去，跟母語過不去，還得跟自己過不去。在我看來，一個嚴肅的作家，必須對自己的寫作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在最近一本書的序言中寫道：「寫作是一門手藝。與其他手藝不同的是，這是心靈的手藝，要正心誠意，這是孤獨的手藝，必一意孤行，否則隨時都可能荒廢。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以寫作為畢生事業的手藝人，都要經受這一法則的考驗，唯有誠惶誠恐，如履薄冰。」
海明威在《老人與海》中寫道：「人生來就不是為了被打敗的，人能夠被毀滅，但是不能夠被打敗」。目睹某些同時代藝術家和作家的轉變，讓我深感惋惜，並借此不斷提醒自己：與其說他們中很多人是被金錢被權力打敗的，不如說是被自己打敗的。換句話說，就是不再跟自己過不去，不再跟自己較勁兒了——其實這是最後一道防線，如果連這道防線都沒有，就算是向這個世界徹底投降了，同流合污，無可救藥。
我們生活在一個危機四伏的時代，一個需要不斷追問和質疑的時代。在這樣的大背景中，「古老的敵意」為以寫作為畢生事業的人提供了特殊的現實感和精神向度。
我想順便提一下所謂的「粉絲現象」。這本來是娛樂圈的事，現在擴展到文學界和整個文化界。我認為，這與我們文化中的「低幼化」（infantilization）傾向有關。「低幼化」是從精神分析學借用的概念，主要指人們自動降低智力水平的趨向。正如印度學者阿希斯，南迪所指出的：「那麼上千萬人所經歷的痛苦就將只能存活在人類的意識邊緣，就像往常那樣，成為代代相傳然而漸漸退色的回憶」。
在這個意義上，某些作家和學者不再引導讀者，而是不斷降低寫作標準，以迎合更多的讀者。這是一種惡性循環，導致我們文化（包括娛樂文化在內）不斷粗鄙化、泡沫化。在我看來，「粉絲現象」基本上相當於小邪教，充滿煽動與蠱惑色彩。教主（作者）騙錢騙色，教徒（粉絲）得到不同程度的自我心理安慰。
讓我們再回到本文的開頭，回到里爾克的《安魂曲》的詩句中：「因為生活與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古老的敵意」。其實可怕的不是苦難與失敗，而是我們對自己的處境渾然不知。如果在大國興起的看板後面，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赤貧，我們有什麼可值得驕傲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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