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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白睿文(Michael Berry)的《痛史——現代華語文學與電影的歷史創傷》
2026/07/28 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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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白睿文(Michael Berry)的《痛史——現代華語文學與電影的歷史創傷》

這個評論性的研究探討描繪中國暴力與暴行的文本和視覺作品,此研究聚集於五個特別的歷史時刻。這些重要事件橫跨大十多年,按時間先後順序為:一、霧社事件(1930);二、南京大屠殺(1937-1938);三、二二八事件(1947);四、文化大革命(1966-1976);五、天安門事件(1989)。此外,最後的第六節是有關香港回歸(1997)。總述這六個事件並非意圖建構一個現代中國完整的暴力史或「痛史」,而是這些事件本身就可以描繪出其他幾個重要事件,其中每一事件透過無可言喻的暴力在改寫歷史和國家認同上扮演重要角色。
——
〈導言:歷史災難的想像與虛構〉

書名:痛史──現代華語文學與電影的歷史創傷
作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
譯者:李美燕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16/11/1

內容簡介
本書是美國加州大學漢學家白睿文(Michael Berry)教授歷經多年思索,針對華人世界從19301997將近七十年期間,發生在中國、台灣、香港的重要歷史事件所帶來的「歷史創傷」研究。這些重大歷史事件依照時間先後順序為:霧社事件(1930)、南京大屠殺(19371938)、二二八事件(1947)、文化大革命(19661976)、天安門事件(1989)、香港回歸(1997)。
這些事件各自代表了華人暴力與暴行的重大意涵,作者從相關的文學、電影、攝影作品、流行文化入手,分析探討在這些作品中,暴力如何被想像、轉變和進化。從這些挑選出來的暴力事件中進一步研究、反思人類的野蠻和殘暴以及它所產生的影響。

Excerpt
〈三  台北 1947
……

重新建構歷史:綜觀後戒嚴時期的二二八小說

雖然李喬、林雙不和其他作家已經開始將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的思想限制延伸,但直到一九八七年才由後來執政的蔣經國解除戒嚴。舊有的禁忌粉碎了,台灣文學界發現自己正踏入一個新的紀元。有了新的自由,使小說家得以重新研讀過去禁忌的歷史,也啟發了新一代的作家,新小說有如一股浪潮探討各類主題,從台灣獨立、政治腐敗到過去的侵犯人權以及白色恐怖受難者。長久以來被視為「自由中國」的島嶼,初次真正朝自由匍匐前行至少文學是如此。與二二八有關的小說的出現,強而有力,成為此次文學復興的重要階段之一,這些小說重新探討並反思一九四七的事件。
如同「傷痕文學」——一九七〇年代末出現的一個文類,充分表現中國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折磨和摧殘的故事。一直到八〇年代初期,此文類在大陸內地相當蓬勃——二二八小說的論述隨著情感、悲憤和悲傷的流露而激增。然而,許多年後,代表二二八事件的虛構小說卻具有自省深度和反思特質,這是許多大陸早期傷藏女學所未見的。二二八小說不像傷痕文學,傷痕文學所描寫的事件十分接近歷史的時間點,二二八小說在經過四十年的沉默之後,重新檢視台灣過去痛苦的回憶,並為年輕的一代——不論是太年輕乃至無法記憶當時的情況,或是在悲劇之後才出生的——創造新的記億。一九四七年後,這個島嶼的大災難、幾十年來只能竊被私語涯至被遺忘的災難,必須重新介紹給數百萬台灣人。似乎為了補償錯失的時間,二二八相關議題重新出現,並且開始擴散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從歷史、政治到藝術和文學。
文學被證實是挖掘台灣後戒嚴時期的二二八事件特別有力的方式。大量新的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提供了一九四七年這個事件的新觀點,對於島國的命運有深遠的影響。儘管台北無可否認是事件的中心,但如同事件是由分布各地的群眾力量所造成的,它的影響也蔓延到首都以外,整個台灣都可感受到。二二八事件有一個比較奇怪的事實,那就是大部分二二八文學作品的背景,實際上都不在台北,而是在台北以外的像台中、台南、嘉義這些地方,甚至在台灣原住民所住的遙遠山區。
儘管二二八事件無法獲得如南京大屠殺般的國際文學想像程度(可以從中文作品翻譯的數量和一系列探討這個主題的英文小說看出),但比起受到南京暴行影響的小說,它似乎是大量中文小說的靈感來源,包括海外華人的許多作品。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繼李喬和林雙不的作品之後,郭松棻、李渝和楊照等作家一系列的小說開始出現,創造了一個充滿生氣的二二八事件新文學論述。長期住在紐約的華人作家郭松棻(1938-2005),在一九八四年出版了具有影響力的中篇小說《月印》,時間是戰後,故事講述主角鐵敏在結核病復原後不久,就與大陸來的一群左翼人士成為朋友。然而,故事核心是他的妻子文惠,她在二二八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向警方報案,致使她丈夫和其他同黨隨即被逮捕並處以死刑。郭松棻以精絞的結構和優美的語貢寫出的中篇小說,是對於民族主義和國家辦話精采的沉思,以及從一個必須活在罪惡的心理態罰和蔘想破诚的女人觀點,所敘述的敏感故事。
兩年後,郭的妻子李渝(1944-2014——曾在紐約大學任教、藝術學者也是作家,出版了出色的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小說。李渝的短篇小說〈夜琴〉,是設計複雜、描繪記憶和悲傷的作品,小說描述一個從大陸來的年輕婦女到台灣重新開始過日子的故事。這個女人經歷了一生的戰亂——首先是日本,然後是共產黨爭戰,以為戰爭終於結束,卻發現自己因為二二八事件而被逮捕。一位有同情心的台灣婦女救了她,那位台灣婦女保護她免於暴力的傷害,但是她的丈夫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夜琴》是少數早期書寫二二八、強調外省人為受害者的作品之一。李渝的細膩描寫,凸顯人道精神並激發我們回顧過去傳統的對抗和對立。〈月印〉和〈夜琴〉二篇小說出版迄今,仍是有關二二八事件最精釆且具洞察力的作品。郭松棻和李渝在事件之後,大約四十年的時間在紐約寫作,從事件與他們的距離,以及從他們成為海外釣魚台運動?的倡導者的經驗來看,毫無疑問地,他們對台灣社會的關注,仍然具有相當的敏感度。
另一個外國人嘗試描述二二八暴行的是日本作家西川滿(1908-1999)寫於一九九〇年的短篇小說〈惠蓮的扇子——一個二二八事件的哀歌〉。西川滿出生於日本福島縣會津若松市,他與台灣有一段很特殊的關係,他三歲隨父親來台,一直在台灣生活,直到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那時候他三十六歲 。〈惠蓮的扇子)是從第一人稱阿玉的觀點來描述,阿玉是一位住在台灣的日本人,喜歡上一個名叫惠蓮的台灣女孩。然而阿玉的愛情是得不到回報的,因為惠蓮的雙親反對她嫁給日本人。後來,她嫁給死於二二八事件的鄭仲明。一年後惠蓮也跟著過世,惠蓮認為丈夫的死和陳儀有關,她嘗試暗殺陳儀,最後失敗被處死。〈惠蓮的扇子〉是一個有關阿玉、仲明、惠蓮之間情誼的感人回憶,以及令人心神不安的起義描寫。
雖然故事完整描寫天馬茶房外面的衝突,敘述林江邁被擊倒以及陳文溪之死,但西川滿有一部分的企圖是想呈現導致大屠殺的衝突:

……
民間流行了一句諺語:「狗走換豬來!」確實直載了當地說穿了這一情況。日本狗有時候會咬人,但是會看守我們的生命財產,還好。可是從大陸來的豬,卻只會吃掉我們的一切,連肥料都不留存,我們怎能活下去?(西川滿,85

西川滿也利用他所寫的二二八事件故事,從一個日本人的觀點去探究國家認同的問題。有許多作品描寫在殖民時期,關於台灣人日本化的情況,但是像西川滿這種在台灣成長的日本人的「台灣化」現象呢?透過描寫阿玉被惠蓮家人的拒絕,西川滿提醒我們,民族優越感和種族歧視是兩個面向。他也說明了台灣人和日本人之間在戰爭前後似乎是無法避免的「主人奴隸」的關係。作者對於種族和民族主義等議題的敏感,透過〈惠蓮的扇子〉清楚表達。西川滿從語言和教育的觀點探索國家認同,甚至衣著在他描述的角色身上,所產生的自我認知與社會接受度的影響也是重點。除了日本人獨持的觀點,他甚至採用了一位法國人的觀點,儘管法國人的觀點簡單,但卻迫使讀者用新的角度來思考:「這是日本生活方式和中國生活方式之間的衝突。」儘管許多小說作品將二二八定位為中國人的創傷或台灣人的創傷,西川滿則是第一個探索日本人的創傷,以及其所引發的認同危機的作者。
儘管海外作家對於台灣過去所發生的暴力有新的看法,但真正的文藝復興則發生在台灣內部。出生在二二八事件之後的作家像楊照和林文義,開始把寫實主義和後現代手法併入他們對於歷史的文學詮釋。楊照執筆於一九八七年的短篇小說〈煙花〉以及〈黯魂〉,會在這章的最後一節討論;林文義一九八八年的連載作品〈將軍之夜〉,為這個事件以及事件遺留下來的恐怖結果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新觀點;作家林深靖在解嚴之後,幾年間出版了各類有關二二八的小說,包括一九八七年的〈西庄三結義〉直接描述起義的經過。其他貢獻包括陳雷一九八八年的長篇小說《百家春》,以及資深作家、文學評論家、本土文學先鋒葉石濤於一九八九年書寫自己的哀歌〈牆〉。
解嚴之後重獲的自由空間與北京天安門所發生的民運,似乎促使新一代作家內省他們所接受傳承下來的黑暗暴力。除了不斷增加的短篇和中篇小說出版外,直接描寫二二八事件的陳燁的《泥河》在解嚴初期出版,更顯特殊。如同評論家朱雙一所觀察到的,《泥河》花了很長的篇幅描寫此一事件,小說創作於事件之後大約幾十年(1989),小說中提到的不懂僅是一個大家庭的瓦解與毀滅,也是事件的陰影如何在幾十年之後仍然可怕地揮之不去,籠罩著這個家庭的每一個人。(朱雙一,96-97
隔年,文學評論家、詩人和作家林燿德(1962-1996)出版了他個人對於這個事件的看法的作品——《一九四七高砂百合》。這本林燿德一九九〇年的小說,以異類的手法以及大膽的後現代結構描寫事件本身,是精采檢視二二八事件的小說之一。《一九四七高砂百合》透過原住民文化觀點審視二二八事件;林燿德以泰雅族作為故事描寫的核心,儘管小說本身沒有直接描寫二二八事件,但是小說中時間的設定正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午後和傍晚——正是延平路上事件展開的時候。林燿德交織了台灣原住民出草、日本殖民者、西方傳教士和中國軍人的故事,創造自己神話般的敘述,以取代歷史的暴力以及暴力所創造的國族神話。在這篇精繳的小說中,儀式結合宗教,形成一個新的歷史觀點,二二八已成為台灣現代遺產中的重要時刻,它企圖解構如此的神話。林燿德再次提出從台灣過去所消逝的聲音和觀點,儘管正值定義國家災難的時刻,歷史也可以改寫。《一九四七高砂百合》證實林燿德極有文學天分,也暗示他的早逝使台灣文壇損失了不少精采的作品。
九〇年代,資深作家東方白和鍾肇政都出版了重要的史詩小說,是謂「大河小說」,他們的小說敘述內容涵蓋將二二八視為關鍵時刻的台灣現代史。東方白的《浪淘沙》和鍾肇政的《怒濤》兩部作品都花了超過十年時間研究和寫作,在宏觀歷史中將此事件重新定位,再次展現其深遠影響。其他作家如蕭麗紅和李昂對二二八也有所著墨,尤其是李昂在經歷二十多年的寫作生涯後,致力於她針對此事件而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一九九一年的《迷園》。歷史暴力也吸引首次創作的作家如吳豐秋,他一九九六年的得獎小說
《後山日先照》,其內容從殖民時代延伸至台灣回歸中國,從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場景設定在沿海城市花蓮,改編成由金鐘獎電視導演李岳峰執導的二十集電視連續劇。
從一九八七年到現在,大量的文學作品構成一種新類型——二二八暴行小說。大量出版的作品形形色色,紛然雜陳的手法,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寫實主義到魔幻寫實主義,充滿生氣蓬勃的文學聲音,使得二二八小說成為八〇年代至九〇年代期間重要的論述之一。值此世紀未之際,二二八事件儼然成為現代台灣歷史的關鍵時刻,由此事件可以重新評估過去,展望未來。經過四十年的欺騙、謊言和掩飾,歷史本身被質疑。作家兼評論家平路在他一九九七年的選集《禁書啟示錄》中,描寫歷史的問題的本質:

真相是沒有寫出來的部分。因此,歷史永遠是一本失傳的典籍。而人們讀到的歷史,充滿不實的紀錄。目的是讓人們相信自己屬於其實不曾屬於的地方,擁有其實不再擁有的主權。(平路,1997:169

歷史是從未寫下的部分。小說因此成為重新創造歷史的工具,藉由還原個人描述,再加入被傳統歷史論述所否認的多樣性觀點。近來大量關於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小說構成了台灣新的「創世神話」,根源於認同危機和暴力傳承的歷史傳奇。這些二二八文學再創作編織了一個複雜的記憶及想像之網,重新建構歷史之痛。然而,眾聲喧譁,主張重建二二八的聲音超越文學領域。一九八九年,這個事件透過影片捕捉了全台灣——甚至世界觀眾的視覺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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