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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蔡振念編著的《郁達夫》
2024/08/17 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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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蔡振念編著的《郁達夫》
本書收錄的〈蔦蘿行〉可以說是郁達夫相當有名的自傳體小說，而本篇的賞析內容比起其他各篇的篇幅較長且深入，頗有參考價值，以下摘要分享。
書名：郁達夫
主編：范銘如
編著：蔡振念
出版社：三民
出版日期：2006/05
【Excerpt】
〈蔦蘿行〉
[賞析]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創造》季刊第一期。蔦蘿，又名寄生，一年生草本植物，莖細長，卷附他物而攀上。《詩・小雅・頍弁》：「蔦與女蘿，施於松柏。」毛傳：「蔦，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蔦蘿常附生於松、柏，詩文毎以為男女、夫婦依附纏綿。唐魏氏〈贈外〉詩云：「浮萍依綠水，弱篇寄青松。」郁達夫因以〈蔦蘿行〉自寫婚姻生活。
〈蔦蘿行〉是郁達夫的自傳體小說，文中事件，在現實生活中歷歷可考。但即使讀者對這些事件毫無所悉，並不妨害我們對小說的欣賞，因為從讀者反應理論（readers response）和接受美學（aesthetics of reception） 的角度而言，讀者事實上參與了作品意義的創造，每位讀者皆有自己的期待視野 （horizon），從自己的視野出發，去闡釋作品，作者不再是解釋的權威，背景和傳記的了解，也不必然是闡釋過程中的重要一環。然就郁達夫自傳體的小說而言，對真實事件的了解，幫助了我們看清郁氏如何以自身故事為題材的創作手法。
〈蔦蘿行〉一如郁達夫大部分的小說，不以情節取勝，表達的是浪漫主義抒情小說一種自我憤慨和感傷的心境，是作者陷於個人自由與道德責任之間苦苦掙扎的心靈記錄。小說以第一人稱「我」來訴說對妻子這一「不能愛而不得不愛的女人」的矛盾感情，藉婚姻、家庭生活的苦悶來展示主人公生的苦悶，抨擊社會的不公不義，敘述者自言自己的悲劇：「不知究竟是結婚的罪惡呢？還是社會的罪惡？若是為結婚錯了的原因而起的，那這問題倒還容易解決；若因社會的組織不良，致使我不能得適當的職業，你不能過安樂的日子，因而生出這種家庭的悲劇的，那我們的社會就不得不根本的改革了。」郁氏對當時社會的控訴，當然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遭遇的不順遂，他在〈懺餘獨白〉一文中談到他從日本回國後的情況和心境：「碰壁，碰壁，再碰壁……愁來無路，拿起筆來寫，只好寫些憤世疾邪，怨天罵地的牢騷，放幾句破壞一切，打倒一切的狂囈。越是這樣，越是找不到出路，越是找不到出路，越想破壞，越想反抗。」但個人的反抗未必能有實效，所以作品中說：「反抗反抗，我對於社會何嘗不曉得反抗，你對於加到你身上來的虐待也何嘗不曉得反抗，但是怯弱的我們，沒有能力的我們，教我們從何處反抗起呢？」因為想反抗而不得，所以郁達夫時時以社會的畸零人自居。
在〈蔦蘿行〉中，郁氏多次寫到自己畸零人的自卑情結：「像我這樣的一個生則於世無補，死亦於人無損的零餘者」，在「這樣的社會上，諒來總也沒有我的位置了。即使尋著了職業，像我這樣愚笨的人，也是沒有希望的。」他這種悲觀的情緒，時時在作品中出現，具象化於零餘者這一角色。在一篇名為〈零餘者〉的短文中，郁氏宣稱：「我的確是一個零餘者，所以對於社會人世是完全沒有用的。」接著他又從世界、國家、家庭三個層次詳細分析了自己的無用。在へ還鄉記〉中說：「我是一個有妻不能愛，有子不能撫的無能力者，在人生戰鬥場上的慘敗者。」寫於一九二九年的〈感傷的行旅〉中，郁氏自視為一個「老是自傷命薄，對人對世總覺得不滿的」時代落伍者，其實也是零餘者的另一種修辭。在小說〈秋柳〉中，「我」是一個「受了欺，也只能一個人把眼淚吞下肚子裡去」，「一天一天的變成了一個小膽，沒出息，沒力量的人」。在〈空虛〉中，敘述者我是「從小沒有野心的，如今到了人生的中道，對將來的希望，不消說是沒有了。我的過去的半生是一篇敗殘的歷史，回想起來，只有眼淚與悲歡」。〈春風沉醉的晚上〉主人公是一個貧病交加的文士，只能和煙廠女工相濡以沫。〈落日〉中的主角Y自嘆在茫茫人海中，沒有一個知己，彷如置身在浩蕩的沙漠裡。八薄奠ˋ中的主角「渺焉一身，寄住在人海的皇城裡，衷心鬱鬱，老感著無聊」，只好往娼寮酒館，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有時候，郁達夫把這種零餘者的形象，以徹底孤獨的形象呈現出來，他的自傳之六，就是以孤獨者為題。小說〈秋柳〉中，敘述者自嘆：「啊啊，我真是世上最孤獨的人了，真成了世上最孤獨的人了啊！」又在散文〈一個人在途上〉篇中，借盧騷的話說出自己的塊壘：「自家除了己身以外，已經沒有弟兄，沒有鄰人，沒有朋友，沒有社會了。自家在這世上，像這樣的，已經成了一個孤獨者了。」
郁達夫筆下零餘者的意義，絕對不僅止於描繪自我形象，更是透過對自我遭遇者的認知，寫出那一代青年的徬徨無出路，其作用和魯迅在鐵屋中呐喊的狂人是一樣的。所以不論是〈南遷〉中的伊人、〈茫茫夜〉、〈空虛〉各篇中的于質夫、〈煙影〉、〈東梓關〉中的文樸、〈微雪的早晨〉中的朱雅儒，其實都是那一代青年的眾生相，儘管他們多少都有郁達夫的身影在。
毫無疑問，郁達夫零餘者的角色是受到十九世紀俄國作家筆下一群「多餘的人」(superfluous man) 的啟發，尤其是屠格涅夫 (Ivan Sergeevich Turgenev, 1818-1883) 的)《多餘人日記》(The Diary of a Superfluous Man, 1850)。郁氏自言他接觸西方文學，是從閱讀屠氏的〈初戀〉 ("First Love", 1860)和〈春潮〉（"Torrents of Spring", 1870）始，此後多次為文論述屠氏作品，一九二八年並翻譯他的論文〈哈姆雷特〉和〈堂吉訶德〉及傳記兩篇，在〈屠格涅夫的《羅亭》問世以前〉一文中，郁氏云：「在許許多多古今大小的外國作家裡面，我覺得最可愛，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最久而不會生厭的，便是屠格涅夫。這在我也許是和別人不同的一種特別的偏嗜，因為我開始讀小說，開始想寫小說，受的完全是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點憂鬱，絡腮鬍子長得滿滿的北國巨人的影響。」郁達夫也自覺到自己病態的悲觀，其來有自，在〈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中他自言：「在高等學校的神經病時代，說不定因為讀俄國小說過多，經受了一點壞的影響。」其實，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俄國小說多餘者那種性格的多慮和缺乏行動能力正是郁氏氣質的一面鏡子，讓他看清也了解了自己。屠格涅夫小說中豐富的内心自省和心理描寫，我們也可在郁氏小說中隨處可見。當然，我們也不可忽視兩人的相異處，例如屠氏筆下的多餘人大多為貴族階層的先覺者，但卻無力解決社會問題，只能主觀地自我分析。郁氏的零餘者則多為自我形象的反射，或者個性卑微，或者流落異鄉備受歧視，或者是滿懷時代苦悶的社會邊緣人，更多時候是生活困窘者，屠格涅夫的零餘者反映了社會的貴族階層，郁氏則藉自我形象烘托社會某一群人。
當然，我們不應忽視，〈蔦蘿行〉正如篇名所暗示，主旨在於寫婚姻生活中種種無奈和悲哀。尤其是對妻子既憐且恨的矛盾感情，郁氏在〈《蔦蘿集》獻納之辭〉中言：「作我的同伴，作我的犧牲／安慰我，仕奉我的／你這可憐的自由奴隸喲！／請你受了我這卑微的獻納罷！」正說明了這種矛盾。另外在《蔦蘿集．自序》中，我們也讀到了郁氏自我墮落為零餘人的不得已苦衷，一方面是因為名利和美女結了同盟，將之排除在外，另方面也是他自己悲觀哲學的落實，他說：「人生終究是悲苦的結晶，我不信世上有快樂的兩個字，人家都罵我是頹廢派，是享樂主義者，然而他們那裡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我豈是甘心墮落者？我豈是無靈魂的人？不過看定了人生的運命，不得不如此自遣耳。」也許是這種悲觀自卑的性格，讓郁氏前兩次婚姻都以離婚收場，第一次是接受了家庭安排卻又不甘心去愛，第二次是勇於追求所愛卻因彼此性格的扞格，仍是勞燕分飛，〈蔦蘿行〉可謂預告了郁氏一生婚戀的悲劇。
本書收錄的〈蔦蘿行〉可以說是郁達夫相當有名的自傳體小說，而本篇的賞析內容比起其他各篇的篇幅較長且深入，頗有參考價值，以下摘要分享。
書名：郁達夫
主編：范銘如
編著：蔡振念
出版社：三民
出版日期：2006/05
【Excerpt】
〈蔦蘿行〉
[賞析]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創造》季刊第一期。蔦蘿，又名寄生，一年生草本植物，莖細長，卷附他物而攀上。《詩・小雅・頍弁》：「蔦與女蘿，施於松柏。」毛傳：「蔦，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蔦蘿常附生於松、柏，詩文毎以為男女、夫婦依附纏綿。唐魏氏〈贈外〉詩云：「浮萍依綠水，弱篇寄青松。」郁達夫因以〈蔦蘿行〉自寫婚姻生活。
〈蔦蘿行〉是郁達夫的自傳體小說，文中事件，在現實生活中歷歷可考。但即使讀者對這些事件毫無所悉，並不妨害我們對小說的欣賞，因為從讀者反應理論（readers response）和接受美學（aesthetics of reception） 的角度而言，讀者事實上參與了作品意義的創造，每位讀者皆有自己的期待視野 （horizon），從自己的視野出發，去闡釋作品，作者不再是解釋的權威，背景和傳記的了解，也不必然是闡釋過程中的重要一環。然就郁達夫自傳體的小說而言，對真實事件的了解，幫助了我們看清郁氏如何以自身故事為題材的創作手法。
〈蔦蘿行〉一如郁達夫大部分的小說，不以情節取勝，表達的是浪漫主義抒情小說一種自我憤慨和感傷的心境，是作者陷於個人自由與道德責任之間苦苦掙扎的心靈記錄。小說以第一人稱「我」來訴說對妻子這一「不能愛而不得不愛的女人」的矛盾感情，藉婚姻、家庭生活的苦悶來展示主人公生的苦悶，抨擊社會的不公不義，敘述者自言自己的悲劇：「不知究竟是結婚的罪惡呢？還是社會的罪惡？若是為結婚錯了的原因而起的，那這問題倒還容易解決；若因社會的組織不良，致使我不能得適當的職業，你不能過安樂的日子，因而生出這種家庭的悲劇的，那我們的社會就不得不根本的改革了。」郁氏對當時社會的控訴，當然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遭遇的不順遂，他在〈懺餘獨白〉一文中談到他從日本回國後的情況和心境：「碰壁，碰壁，再碰壁……愁來無路，拿起筆來寫，只好寫些憤世疾邪，怨天罵地的牢騷，放幾句破壞一切，打倒一切的狂囈。越是這樣，越是找不到出路，越是找不到出路，越想破壞，越想反抗。」但個人的反抗未必能有實效，所以作品中說：「反抗反抗，我對於社會何嘗不曉得反抗，你對於加到你身上來的虐待也何嘗不曉得反抗，但是怯弱的我們，沒有能力的我們，教我們從何處反抗起呢？」因為想反抗而不得，所以郁達夫時時以社會的畸零人自居。
在〈蔦蘿行〉中，郁氏多次寫到自己畸零人的自卑情結：「像我這樣的一個生則於世無補，死亦於人無損的零餘者」，在「這樣的社會上，諒來總也沒有我的位置了。即使尋著了職業，像我這樣愚笨的人，也是沒有希望的。」他這種悲觀的情緒，時時在作品中出現，具象化於零餘者這一角色。在一篇名為〈零餘者〉的短文中，郁氏宣稱：「我的確是一個零餘者，所以對於社會人世是完全沒有用的。」接著他又從世界、國家、家庭三個層次詳細分析了自己的無用。在へ還鄉記〉中說：「我是一個有妻不能愛，有子不能撫的無能力者，在人生戰鬥場上的慘敗者。」寫於一九二九年的〈感傷的行旅〉中，郁氏自視為一個「老是自傷命薄，對人對世總覺得不滿的」時代落伍者，其實也是零餘者的另一種修辭。在小說〈秋柳〉中，「我」是一個「受了欺，也只能一個人把眼淚吞下肚子裡去」，「一天一天的變成了一個小膽，沒出息，沒力量的人」。在〈空虛〉中，敘述者我是「從小沒有野心的，如今到了人生的中道，對將來的希望，不消說是沒有了。我的過去的半生是一篇敗殘的歷史，回想起來，只有眼淚與悲歡」。〈春風沉醉的晚上〉主人公是一個貧病交加的文士，只能和煙廠女工相濡以沫。〈落日〉中的主角Y自嘆在茫茫人海中，沒有一個知己，彷如置身在浩蕩的沙漠裡。八薄奠ˋ中的主角「渺焉一身，寄住在人海的皇城裡，衷心鬱鬱，老感著無聊」，只好往娼寮酒館，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有時候，郁達夫把這種零餘者的形象，以徹底孤獨的形象呈現出來，他的自傳之六，就是以孤獨者為題。小說〈秋柳〉中，敘述者自嘆：「啊啊，我真是世上最孤獨的人了，真成了世上最孤獨的人了啊！」又在散文〈一個人在途上〉篇中，借盧騷的話說出自己的塊壘：「自家除了己身以外，已經沒有弟兄，沒有鄰人，沒有朋友，沒有社會了。自家在這世上，像這樣的，已經成了一個孤獨者了。」
郁達夫筆下零餘者的意義，絕對不僅止於描繪自我形象，更是透過對自我遭遇者的認知，寫出那一代青年的徬徨無出路，其作用和魯迅在鐵屋中呐喊的狂人是一樣的。所以不論是〈南遷〉中的伊人、〈茫茫夜〉、〈空虛〉各篇中的于質夫、〈煙影〉、〈東梓關〉中的文樸、〈微雪的早晨〉中的朱雅儒，其實都是那一代青年的眾生相，儘管他們多少都有郁達夫的身影在。
毫無疑問，郁達夫零餘者的角色是受到十九世紀俄國作家筆下一群「多餘的人」(superfluous man) 的啟發，尤其是屠格涅夫 (Ivan Sergeevich Turgenev, 1818-1883) 的)《多餘人日記》(The Diary of a Superfluous Man, 1850)。郁氏自言他接觸西方文學，是從閱讀屠氏的〈初戀〉 ("First Love", 1860)和〈春潮〉（"Torrents of Spring", 1870）始，此後多次為文論述屠氏作品，一九二八年並翻譯他的論文〈哈姆雷特〉和〈堂吉訶德〉及傳記兩篇，在〈屠格涅夫的《羅亭》問世以前〉一文中，郁氏云：「在許許多多古今大小的外國作家裡面，我覺得最可愛，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最久而不會生厭的，便是屠格涅夫。這在我也許是和別人不同的一種特別的偏嗜，因為我開始讀小說，開始想寫小說，受的完全是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點憂鬱，絡腮鬍子長得滿滿的北國巨人的影響。」郁達夫也自覺到自己病態的悲觀，其來有自，在〈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中他自言：「在高等學校的神經病時代，說不定因為讀俄國小說過多，經受了一點壞的影響。」其實，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俄國小說多餘者那種性格的多慮和缺乏行動能力正是郁氏氣質的一面鏡子，讓他看清也了解了自己。屠格涅夫小說中豐富的内心自省和心理描寫，我們也可在郁氏小說中隨處可見。當然，我們也不可忽視兩人的相異處，例如屠氏筆下的多餘人大多為貴族階層的先覺者，但卻無力解決社會問題，只能主觀地自我分析。郁氏的零餘者則多為自我形象的反射，或者個性卑微，或者流落異鄉備受歧視，或者是滿懷時代苦悶的社會邊緣人，更多時候是生活困窘者，屠格涅夫的零餘者反映了社會的貴族階層，郁氏則藉自我形象烘托社會某一群人。
當然，我們不應忽視，〈蔦蘿行〉正如篇名所暗示，主旨在於寫婚姻生活中種種無奈和悲哀。尤其是對妻子既憐且恨的矛盾感情，郁氏在〈《蔦蘿集》獻納之辭〉中言：「作我的同伴，作我的犧牲／安慰我，仕奉我的／你這可憐的自由奴隸喲！／請你受了我這卑微的獻納罷！」正說明了這種矛盾。另外在《蔦蘿集．自序》中，我們也讀到了郁氏自我墮落為零餘人的不得已苦衷，一方面是因為名利和美女結了同盟，將之排除在外，另方面也是他自己悲觀哲學的落實，他說：「人生終究是悲苦的結晶，我不信世上有快樂的兩個字，人家都罵我是頹廢派，是享樂主義者，然而他們那裡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我豈是甘心墮落者？我豈是無靈魂的人？不過看定了人生的運命，不得不如此自遣耳。」也許是這種悲觀自卑的性格，讓郁氏前兩次婚姻都以離婚收場，第一次是接受了家庭安排卻又不甘心去愛，第二次是勇於追求所愛卻因彼此性格的扞格，仍是勞燕分飛，〈蔦蘿行〉可謂預告了郁氏一生婚戀的悲劇。
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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