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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弗洛里安·伊利斯（Florian Illies）的《仇恨年代的愛：一部情感編年史（1929-1939）》
2025/05/03 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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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弗洛里安·伊利斯（Florian Illies）的《仇恨年代的愛：一部情感編年史（1929-1939）》
透過幾位劃時代的人物在感情方面的起伏跌宕，交織成這一本所謂的情感編年史。
類似這樣的書寫方式，可以往前找到弗洛里安·伊利斯的《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及《意猶未盡的黃金時代》，看看他如何拆解1913年並重組各個歷史片段，打造成黃金時代。
回到本書，在作者所謂的仇恨年代，究竟留下了多少段的愛情故事？以下摘要分享。
書名：仇恨年代的愛：一部情感編年史（1929-1939）
作者：弗洛里安·伊利斯（Florian Illies）
譯者：李霞等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01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CN13095108
內容簡介
1933年，咆哮的二十年代戛然而止。弗洛裡安·伊利斯（Florian Illies）將我們帶回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政治災難時代，並描繪了近代史上一些最偉大的戀人。在柏林、巴黎、提契諾州和法國裡維埃拉，這個時代的偉大英雄們竭盡全力抵禦即將到來的文化崩潰。
《仇恨時代的愛》是一段引人入勝的過去之旅，讀起來就像是對我們自己不確定的時代的評論。
【Excerpt】
〈1933年之前〉
1929年春，當年輕的讓—保羅·薩特在巴黎高師第一次直視西蒙娜·德·波伏娃的雙眸時，他人生中唯一一次失去理智。幾周之後，約在六月初，他終於找到機會同西蒙娜單獨約會，但她壓根兒沒有露面。薩特坐在梅迪西街的一間茶室裡，徒勞地等待著。這一日，巴黎暖意融融，蔚藍的天空中白雲翻卷。薩特計劃喝完茶後帶著西蒙娜去附近的盧森堡公園划小船，所以特意沒有打領帶。他從書中讀到，人們都是這樣做的。在他已經喝了半杯茶，還看了十幾次表，又把費勁塞滿的煙鬥點燃後，一個年輕的金髮女子大步流星地向他走來。她說，她是西蒙娜的妹妹伊蓮娜·德·波伏娃。她為自己的姐姐今日無法赴約表示了歉意。而後，薩特問道：“但在這麼多人中，您怎麼會這麼快就找到我呢？”她解釋道：“西蒙娜告訴我，您個頭不高，戴著眼鏡，樣貌不佳。”就這樣，二十世紀偉大的愛情故事之一拉開了序幕。
＊
在1929年，沒有人還對未來寄予希望，也沒有人願意回望過去。因此，每個人都毫無節制地沈溺於當下。
No one in 1929 has yet invested any hope in the future, and no one wishes to be reminded of the past. This is why everyone is so recklessly absorbed in the present.
＊
1929年，大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還寂寂無名。在他當年寫給妻子薇拉的唯一一封信中，只有短短六個字和一個感嘆號：“抓到泰伊斯了！”當時，他們正在比利牛斯山區的勒布盧小鎮上度過他們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假期。那時的薇拉或許正躺在小旅館灑滿陽光的房間裡，尚在睡夢之中，弗拉基米爾把這封信放到她的床頭。他在那裡抓到的是一隻蝴蝶，它是鳳蝶科中一種罕見的西班牙種屬。薇拉看到紙條時，嘴角泛起了笑意，因為她知道，自己丈夫最喜歡的事情莫過於在夜間露水還能打濕鞋子的清晨，在草地上漫步，捕捉白色網兜裡的蝴蝶。
……
此時，薇拉這只奇美無比、閃著高貴光芒的蝴蝶，知道她不必再繼續飛翔了。她嫁給了弗拉基米爾，同他在二十年代不同尋常的柏林一起打拼。在十月革命前逃往德國的俄國人中，大部分早就搬去了巴黎。但薇拉在一家律師事務所打工、做筆譯，而弗拉基米爾開設網球課，在烏發出品的電影中做臨時演員，教那些住在格魯內瓦爾德的聰明男孩下國際象棋，給上了年紀的女士們開俄語課。但最為重要的，自然是他的寫作。多虧了烏爾施泰因出版社，他們才能於1929年春天在南方度過一個美好的假期。因為該出版社真的預印了他的新書《王，後，傑克》，後來還出版了這部長篇小說，並為此向他支付了七千五百馬克。對他而言，這是一筆不菲的收入。納博科夫把他與薇拉的幸福生活偷偷寫進了這本書。他讓他們二人成為故事中一對吸引所有人目光的情侶：“弗朗茲注意這一對舞伴已經很長時間了；他們似乎不斷在他的面前閃過，就像不斷閃現的夢中形象或者深奧難測的主導主題——一會兒在海灘，一會兒在餐館，一會兒在海濱步道。有時，那人拿著一個捕蝴蝶的網。那姑娘的嘴唇抹得非常精美，灰藍色的眼睛溫情脈脈；她的未婚夫或丈夫身材修長，雖然禿頂，但禿得典雅。除了那姑娘，他對人世間的一切都不屑一顧。他正自豪地看著她；弗朗茲有點嫉妒這對非同尋常的戀人。”
薇拉和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是一對很不尋常的夫婦，因為他們在一起很幸福，而且他們將一直這樣幸福下去。
＊
到了1929年，二十年代不可避免地接近尾聲——菲茨傑拉德夫婦的婚姻亦是如此。1921年，當菲茨傑拉德夫婦乘坐阿奎塔尼亞號從美國來到歐洲時，他們身上仍然體現著美國的新風尚：閃亮的爵士時代，貪婪地享受生活，而非追尋意義，穿著淺色系的輕便西裝和雞尾酒裙去征服世界。狂野迷人的南方美女澤爾達同她的丈夫都是如此。斯科特滿頭金髮，彬彬有禮。這位末日預言家精心創作的愛情故事充滿了永恆的憂傷，風格典雅，以前人們從未讀過這類作品。起初是《美麗與詛咒》，然後是《了不起的蓋茨比》，這些都是二十年代的格林童話，傳遞的真相既感傷又殘酷。這裡的開場白是：很久以前在美國。菲茨傑拉德夫婦迅速成為巴黎盎格魯－撒克遜蒼穹中一顆閃爍的恆星，身邊環繞著格特魯德·斯坦因和詹姆斯·喬伊斯、西爾維婭·比奇和她的莎士比亞書店、科爾·波特與約瑟芬·貝克，當然還有約翰·多斯·帕索斯以及海明威。一個看似永恆的“午夜巴黎”，卻是殘月當空。原因在於，菲茨傑拉德夫婦的情況一年比一年複雜：澤爾達愈發頻繁地對著自己傻笑，持續數分鐘；酗酒後的斯科特會變得十分粗魯，而他其實一直都在酗酒。
……
在九月未夏天結束的那一日，他們開車返回巴黎，回到他們的不幸中，傷口又多了幾道。當斯科特在臨崖路段轉彎時，下面是洶湧的大海，刺眼的陽光從右邊照射過來，澤爾達毫無徵兆地撲過來，狂笑著向深淵一側猛打方向盤，想讓他們和車子一起墜人舒適的水霧中。但斯科特成功扭轉了方向盤，這是最後一次。只有路邊的幾塊石頭轟隆隆地墜人大海。
＊
就這樣，二十世紀頗讓人惱火的愛情故事之一落幕了：“不要忘了我，也不要忘記，我深切地知道，我們的愛情已成為我生命中的福祉。這種看法是不能動搖的，即便是在今天。”今天，即1929年9月26日，是馬丁·海德格爾的四十歲生日。就在這一天，他的猶太裔情人漢娜·阿倫特與她的同學君特·施特恩成婚。上面那句引言，就出自她之口。她希望能夠通過結婚和選擇婚期，讓自己從對海德格爾的思念中解脫出來。當然，她沒有成功。
＊
托馬斯．曼如是說，即便是想像力最為豐富的作家，也無法想像有些婚姻是從何而起。
Some marriages, Thomas Mann says, arise from circumstances beyond even the most experienced author’s imagination.
＊
在經歷了幾個小時的傷心難過後，瓦爾特·本雅明在1931年4月7日晚9點服用了一粒大麻。他請求自己的堂弟埃貢·維辛醫生記錄下他的幻覺。正因此，我們才能夠知曉，在本雅明服用了毒品之後，他的腦海中出現了什麼。“浮現出一個畫面，其中沒有可控的關聯：一張張漁網。這些網罩在世界末日前行將毀滅的大地上。”幾周後，當他再次冷靜下來時，世界末日前的景象尚在眼前，他從自己和尤拉·科恩、妻子朵拉以及阿斯雅·拉西斯的相處入手，對自己的人生做出了如下總結：＂總體而言，這三段我生命中的偉大愛戀對我人生所產生的影響，不僅僅取決於每一段感情的過程及其所處階段，而且還取決於親歷者。在我的人生中，我與三位不同的女士相識相知。在我的身體裡，也就有了三個不同的男人。寫下我的人生經歷，意味著去描述這三個男人是如何建構與消解的。”對此，他的朋友夏洛特·沃爾夫曾有過不同的說法，措辭柔和友善，但又清晰明瞭：“瓦爾特讓我想起了賴納·馬利亞·里爾克。在里爾克看來，對愛人的思慕比她本身的存在更值得追求。”
〈1933年〉
跨年夜，托馬斯．曼在蘇黎世附近的新流亡地屆斯納赫特為本年度的移民生活作了一個更為溫和的總結：“我對昔日生活狀態的懷念已經很少了，對薩納里的思念幾乎還要更多一些。回想起來，薩納里的日子似乎是這十個月來最快樂的一個時期，想念夜晚時分在那一方小小的石砌露台上，坐在藤椅裡看星星。”如今，只有他的星星依然閃亮。
〈1933年之後〉
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傑拉德去巴爾的摩的醫院探望了他那陷入嚴重精神錯亂的妻子澤爾達。之後，他給一位友人寫信道：“在那裡坐了幾個小時，她把頭靠在我的肩上，我又覺得她是我最親密的人了，就像以前一樣。這真是太奇妙了。此外我毫不反對，幾年後，在一個古老的墓園裡，和澤爾達相依共眠在一塊墓碑之下。這個想法真是幸福呀，一點兒也不憂鬱。”幾年後，他們確實被合葬在同一個墓穴裡：位於馬里蘭州羅克維爾的聖母瑪利亞天主教墓地。墓碑上是菲茨傑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的精彩結尾：“於是我們繼續奮力向前，逆水行舟，卻被不斷地向後推，被推入過去。”這是一個幸福的想法，一點兒也不憂鬱。這些划船的人就像瓦爾特·本雅明的“歷史的天使”——他們努力向前，但同時又看著另一個方向，即回望。
After visiting Zelda, who has now succumbed to mental derangement, in the clinic in Baltimore, Scott Fitzgerald writes to a friend: “It was wonderful to sit with her head on my shoulder for hours and feel as I always have, even now, closer to her than to any other human being. . . . And I wouldn’t mind a bit if in a few years Zelda and I could snuggle up together under a stone in some old graveyard here. That is really a happy thought and not melancholy at all.” In some years they actually will lie in a grave together in Old St. Mary’s Catholic Cemetery in Rockville, Maryland. Inscribed on the gravestone are the final words of The Great Gatsby: “So 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 These rowers are like Walter Benjamin’s “angel of history”: they move forward while simultaneously looking back.
透過幾位劃時代的人物在感情方面的起伏跌宕，交織成這一本所謂的情感編年史。
類似這樣的書寫方式，可以往前找到弗洛里安·伊利斯的《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及《意猶未盡的黃金時代》，看看他如何拆解1913年並重組各個歷史片段，打造成黃金時代。
回到本書，在作者所謂的仇恨年代，究竟留下了多少段的愛情故事？以下摘要分享。
書名：仇恨年代的愛：一部情感編年史（1929-1939）
作者：弗洛里安·伊利斯（Florian Illies）
譯者：李霞等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01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CN13095108
內容簡介
1933年，咆哮的二十年代戛然而止。弗洛裡安·伊利斯（Florian Illies）將我們帶回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政治災難時代，並描繪了近代史上一些最偉大的戀人。在柏林、巴黎、提契諾州和法國裡維埃拉，這個時代的偉大英雄們竭盡全力抵禦即將到來的文化崩潰。
《仇恨時代的愛》是一段引人入勝的過去之旅，讀起來就像是對我們自己不確定的時代的評論。
【Excerpt】
〈1933年之前〉
1929年春，當年輕的讓—保羅·薩特在巴黎高師第一次直視西蒙娜·德·波伏娃的雙眸時，他人生中唯一一次失去理智。幾周之後，約在六月初，他終於找到機會同西蒙娜單獨約會，但她壓根兒沒有露面。薩特坐在梅迪西街的一間茶室裡，徒勞地等待著。這一日，巴黎暖意融融，蔚藍的天空中白雲翻卷。薩特計劃喝完茶後帶著西蒙娜去附近的盧森堡公園划小船，所以特意沒有打領帶。他從書中讀到，人們都是這樣做的。在他已經喝了半杯茶，還看了十幾次表，又把費勁塞滿的煙鬥點燃後，一個年輕的金髮女子大步流星地向他走來。她說，她是西蒙娜的妹妹伊蓮娜·德·波伏娃。她為自己的姐姐今日無法赴約表示了歉意。而後，薩特問道：“但在這麼多人中，您怎麼會這麼快就找到我呢？”她解釋道：“西蒙娜告訴我，您個頭不高，戴著眼鏡，樣貌不佳。”就這樣，二十世紀偉大的愛情故事之一拉開了序幕。
＊
在1929年，沒有人還對未來寄予希望，也沒有人願意回望過去。因此，每個人都毫無節制地沈溺於當下。
No one in 1929 has yet invested any hope in the future, and no one wishes to be reminded of the past. This is why everyone is so recklessly absorbed in the present.
＊
1929年，大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還寂寂無名。在他當年寫給妻子薇拉的唯一一封信中，只有短短六個字和一個感嘆號：“抓到泰伊斯了！”當時，他們正在比利牛斯山區的勒布盧小鎮上度過他們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假期。那時的薇拉或許正躺在小旅館灑滿陽光的房間裡，尚在睡夢之中，弗拉基米爾把這封信放到她的床頭。他在那裡抓到的是一隻蝴蝶，它是鳳蝶科中一種罕見的西班牙種屬。薇拉看到紙條時，嘴角泛起了笑意，因為她知道，自己丈夫最喜歡的事情莫過於在夜間露水還能打濕鞋子的清晨，在草地上漫步，捕捉白色網兜裡的蝴蝶。
……
此時，薇拉這只奇美無比、閃著高貴光芒的蝴蝶，知道她不必再繼續飛翔了。她嫁給了弗拉基米爾，同他在二十年代不同尋常的柏林一起打拼。在十月革命前逃往德國的俄國人中，大部分早就搬去了巴黎。但薇拉在一家律師事務所打工、做筆譯，而弗拉基米爾開設網球課，在烏發出品的電影中做臨時演員，教那些住在格魯內瓦爾德的聰明男孩下國際象棋，給上了年紀的女士們開俄語課。但最為重要的，自然是他的寫作。多虧了烏爾施泰因出版社，他們才能於1929年春天在南方度過一個美好的假期。因為該出版社真的預印了他的新書《王，後，傑克》，後來還出版了這部長篇小說，並為此向他支付了七千五百馬克。對他而言，這是一筆不菲的收入。納博科夫把他與薇拉的幸福生活偷偷寫進了這本書。他讓他們二人成為故事中一對吸引所有人目光的情侶：“弗朗茲注意這一對舞伴已經很長時間了；他們似乎不斷在他的面前閃過，就像不斷閃現的夢中形象或者深奧難測的主導主題——一會兒在海灘，一會兒在餐館，一會兒在海濱步道。有時，那人拿著一個捕蝴蝶的網。那姑娘的嘴唇抹得非常精美，灰藍色的眼睛溫情脈脈；她的未婚夫或丈夫身材修長，雖然禿頂，但禿得典雅。除了那姑娘，他對人世間的一切都不屑一顧。他正自豪地看著她；弗朗茲有點嫉妒這對非同尋常的戀人。”
薇拉和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是一對很不尋常的夫婦，因為他們在一起很幸福，而且他們將一直這樣幸福下去。
＊
到了1929年，二十年代不可避免地接近尾聲——菲茨傑拉德夫婦的婚姻亦是如此。1921年，當菲茨傑拉德夫婦乘坐阿奎塔尼亞號從美國來到歐洲時，他們身上仍然體現著美國的新風尚：閃亮的爵士時代，貪婪地享受生活，而非追尋意義，穿著淺色系的輕便西裝和雞尾酒裙去征服世界。狂野迷人的南方美女澤爾達同她的丈夫都是如此。斯科特滿頭金髮，彬彬有禮。這位末日預言家精心創作的愛情故事充滿了永恆的憂傷，風格典雅，以前人們從未讀過這類作品。起初是《美麗與詛咒》，然後是《了不起的蓋茨比》，這些都是二十年代的格林童話，傳遞的真相既感傷又殘酷。這裡的開場白是：很久以前在美國。菲茨傑拉德夫婦迅速成為巴黎盎格魯－撒克遜蒼穹中一顆閃爍的恆星，身邊環繞著格特魯德·斯坦因和詹姆斯·喬伊斯、西爾維婭·比奇和她的莎士比亞書店、科爾·波特與約瑟芬·貝克，當然還有約翰·多斯·帕索斯以及海明威。一個看似永恆的“午夜巴黎”，卻是殘月當空。原因在於，菲茨傑拉德夫婦的情況一年比一年複雜：澤爾達愈發頻繁地對著自己傻笑，持續數分鐘；酗酒後的斯科特會變得十分粗魯，而他其實一直都在酗酒。
……
在九月未夏天結束的那一日，他們開車返回巴黎，回到他們的不幸中，傷口又多了幾道。當斯科特在臨崖路段轉彎時，下面是洶湧的大海，刺眼的陽光從右邊照射過來，澤爾達毫無徵兆地撲過來，狂笑著向深淵一側猛打方向盤，想讓他們和車子一起墜人舒適的水霧中。但斯科特成功扭轉了方向盤，這是最後一次。只有路邊的幾塊石頭轟隆隆地墜人大海。
＊
就這樣，二十世紀頗讓人惱火的愛情故事之一落幕了：“不要忘了我，也不要忘記，我深切地知道，我們的愛情已成為我生命中的福祉。這種看法是不能動搖的，即便是在今天。”今天，即1929年9月26日，是馬丁·海德格爾的四十歲生日。就在這一天，他的猶太裔情人漢娜·阿倫特與她的同學君特·施特恩成婚。上面那句引言，就出自她之口。她希望能夠通過結婚和選擇婚期，讓自己從對海德格爾的思念中解脫出來。當然，她沒有成功。
＊
托馬斯．曼如是說，即便是想像力最為豐富的作家，也無法想像有些婚姻是從何而起。
Some marriages, Thomas Mann says, arise from circumstances beyond even the most experienced author’s imagination.
＊
在經歷了幾個小時的傷心難過後，瓦爾特·本雅明在1931年4月7日晚9點服用了一粒大麻。他請求自己的堂弟埃貢·維辛醫生記錄下他的幻覺。正因此，我們才能夠知曉，在本雅明服用了毒品之後，他的腦海中出現了什麼。“浮現出一個畫面，其中沒有可控的關聯：一張張漁網。這些網罩在世界末日前行將毀滅的大地上。”幾周後，當他再次冷靜下來時，世界末日前的景象尚在眼前，他從自己和尤拉·科恩、妻子朵拉以及阿斯雅·拉西斯的相處入手，對自己的人生做出了如下總結：＂總體而言，這三段我生命中的偉大愛戀對我人生所產生的影響，不僅僅取決於每一段感情的過程及其所處階段，而且還取決於親歷者。在我的人生中，我與三位不同的女士相識相知。在我的身體裡，也就有了三個不同的男人。寫下我的人生經歷，意味著去描述這三個男人是如何建構與消解的。”對此，他的朋友夏洛特·沃爾夫曾有過不同的說法，措辭柔和友善，但又清晰明瞭：“瓦爾特讓我想起了賴納·馬利亞·里爾克。在里爾克看來，對愛人的思慕比她本身的存在更值得追求。”
〈1933年〉
跨年夜，托馬斯．曼在蘇黎世附近的新流亡地屆斯納赫特為本年度的移民生活作了一個更為溫和的總結：“我對昔日生活狀態的懷念已經很少了，對薩納里的思念幾乎還要更多一些。回想起來，薩納里的日子似乎是這十個月來最快樂的一個時期，想念夜晚時分在那一方小小的石砌露台上，坐在藤椅裡看星星。”如今，只有他的星星依然閃亮。
〈1933年之後〉
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傑拉德去巴爾的摩的醫院探望了他那陷入嚴重精神錯亂的妻子澤爾達。之後，他給一位友人寫信道：“在那裡坐了幾個小時，她把頭靠在我的肩上，我又覺得她是我最親密的人了，就像以前一樣。這真是太奇妙了。此外我毫不反對，幾年後，在一個古老的墓園裡，和澤爾達相依共眠在一塊墓碑之下。這個想法真是幸福呀，一點兒也不憂鬱。”幾年後，他們確實被合葬在同一個墓穴裡：位於馬里蘭州羅克維爾的聖母瑪利亞天主教墓地。墓碑上是菲茨傑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的精彩結尾：“於是我們繼續奮力向前，逆水行舟，卻被不斷地向後推，被推入過去。”這是一個幸福的想法，一點兒也不憂鬱。這些划船的人就像瓦爾特·本雅明的“歷史的天使”——他們努力向前，但同時又看著另一個方向，即回望。
After visiting Zelda, who has now succumbed to mental derangement, in the clinic in Baltimore, Scott Fitzgerald writes to a friend: “It was wonderful to sit with her head on my shoulder for hours and feel as I always have, even now, closer to her than to any other human being. . . . And I wouldn’t mind a bit if in a few years Zelda and I could snuggle up together under a stone in some old graveyard here. That is really a happy thought and not melancholy at all.” In some years they actually will lie in a grave together in Old St. Mary’s Catholic Cemetery in Rockville, Maryland. Inscribed on the gravestone are the final words of The Great Gatsby: “So 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 These rowers are like Walter Benjamin’s “angel of history”: they move forward while simultaneously looking back.
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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