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參與了蒙藏委員會所舉辦之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研討會，其中總共發表了二十一篇論文，讓我在民族問題（或者說邊政問題）的這個領域上增加了很多歷史縱深的了解，並且對於邊疆地區治理的發展有了一些區域性或者較微觀的學習。

其實我這周末學習最主要的心得在於兩點。第一個就是關於理解民族問題所應具備的視角，我們常常以＂中央＂或者＂華夷＂關係來看待對於邊疆民族的治理政策，但是正如與會老師所說的，核心與邊陲、華夏與蠻夷，都是隨著統治者所處的方位來看待的，由於這樣的視野侷限，往往造成偏見與欺壓，這是一項十分值得注意的問題。

比如說，三江源生態移民是為了保護長江、黃河、瀾滄江源頭環境所設置，但是生態移民的同時，卻又以經濟發展＂核心城市＂的觀點來進行設置，也就是以＂城鎮化＂的模式引導生態移民，如以一來，不但背離了該區藏人原有的生活方式，在面臨新的生活上，也因語言文化等方面，而形成弱勢局面。我相信諸如三江源地區生態移民的案例必定很多，在達到所謂政策目的的同時，最嚴重的後遺症也逐漸顯現出來，這主要是受到制度設計的偏狹觀點而造成。大陸地區三十餘年來經濟發展的配套制度，最核心的就是＂市場化＂，移植自西方世界，而現今又將西方世界引以為標準的＂都市化＂、＂ＧＤＰ＂等概念從改革開放城市擴散到邊疆地帶，雖然確實形成了物質生活條件的提升，但同時也造成文化破壞以及生活失範的局面。

正如王明珂在＜蠻子、漢人與羌族＞與劉紹華在＜我的涼山兄弟＞兩本著作中所述，所謂＂邊緣文化＂在面臨強勢文化滲透時帶來的衝擊及其巨大。

第二個問題在於所謂邊疆地區的概念應該如何定性。一戰後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概念曾鼓舞了包含世界上＂中華民族＂在內的諸多民族的獨立或者建國，也深深將自１５世紀英發戰爭及１６世紀西發里亞條約後，完美的國家界線應與民族界線等同的這一概念引入世界各地，當然，包含中國。

一個制度的引進或者侵入，必定會受到原有制度的抵抗／反抗，特別是在中國文明那麼悠久的發展脈絡來看。一位研究員發表的論文深深震盪了我對這一現象的看法，也幫助我較以往或許更接近這種典範轉移帶來的歷史感受中。中國自夏商周以來，發展出一套獨特的政治體系，用來分辨與自己不同遠近地區民族的關係，並據以執行相對應的政策，我還想不到該如何正確的為這種體系定位，但目前為止我很同意張啟雄研究員所使用的＂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一詞。從這個意義來講，未來對於民族問題的研究，很大一部份的重點會放在對於歷史縱深的探索，也就是說，將過去的體系發展與現在乃至於未來相連結，以適應將來中國崛起衝擊目前國際政治體系這樣子脈絡下的中國內部邊疆關係。

這樣的體系可以從很多方面來探討，最先是從觀念變遷，特別是周朝以天子京畿為中心的天下思想，到秦漢時期因為權力消長所帶來的抗擊／對抗思潮，乃至於隋唐大一統王朝的開放與接納思想，到後來宋朝與遼夏金蒙吐蕃大理等國的新形態平等關係，而元朝疆域極盛後的明朝則轉趨保守，及至清朝，基本上到中期以後則受明制影響，落入祖宗窠臼了。以上朝代對邊疆民族觀念的大致轉變，固然與當政者的個人因素有關，比如漢武雄才大略、隋唐皇帝擁有少數民族血統、以及明太祖個人認知深切影響到日後六百年的中國邊疆及對外政策等；但我認為更重要的，則是外在環境的改變，這個外在環境，可能包含現代定義下的國際環境，而主要則應該是古代＜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下的政治環境變遷，關注這個問題，應該有助於了解中原王朝與邊疆關係的意義轉變，也可以了解當中華民國建國時，所面臨到的蒙藏獨立問題之本質。值得在此說明的是，所謂＜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並非不變動的觀念及體系，而是在中華政治文化發展下，相對於西發里亞體系所具內生性特質的一種型態。

而從機構設置的觀點來看，單以清朝論，最先發展出的是理蕃院，用以處理與蒙藏之間的關係，這樣的關係，既非中央地方，更不是兩國關係。而自鴉片戰爭以降，這樣的體系出現了變動，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處理與外國的關係，同時也需進一步調整原有體系的思維模式，更積極的加入＂中央－地方＂關係的性質，自民國以後，兩個機構發展成外交部及蒙藏委員會，構成了我國行政院核心八部二會的一份子。是故，了解到清代對蒙藏地區的領屬，是藉由某種意義上的結盟而達成，也才能進一步認知到結盟關係轉變所帶來機構設置的新發展，特別是對於民國以後，蜂擁的民族獨立思潮應該以甚麼樣的政治歷史觀點來分析，我覺得是搞清楚近代我國民族分裂問題最重要的工作。

整個邊疆民族問題發展到現在，外蒙古獨立已生米煮成熟飯，所謂疆獨藏獨勢力從未停歇，並且加入許多的國際因素，比如疆獨人士與土耳其政府以及藏獨人士與印度及美國政府存在的互為利用關係，他們各自有其外交歷史背景。

至於內蒙古大學那琳教授提出的外蒙古＂第三鄰國＂戰略意涵，我則有非常多的意見。首先她認為儘管外蒙提出了第三鄰國，但最重要的鄰居依然是大陸及俄羅斯，特別是大陸。但從陸蒙的貿易情形來看，多是以外蒙農產品交易大陸工業產品，難道這不會引發南北問題嗎？其次是外蒙人民觀感的問題，雖然那琳教授在報告主軸中反覆強調所謂＂中盟友好＂的發展，但上層政治交流所帶來的利益並不一定回饋到下層。我大一時即聽蒙古帝國史徐秉愉老師說過，外蒙人民非常討厭大陸人，認為他們搶了就業機會和商業利益；但那琳老師對此，並沒有正面回答。另外是第三鄰國概念的本質上問題，就是外蒙所認定的第三鄰國是一個集體概念，包含了美日歐等地區及組織，但美國領導人的發言，總讓人覺得她想壟斷第三鄰國的話語權，這對於外蒙會不會形成引狼入室的壓迫關係？再來，目前外蒙軍事上呈現美、俄鼎立局面、經濟上則是陸、俄稱雄、政治上看起來像是大家搶，而大陸政經實力不斷崛起，勢必會對外蒙的外交戰略產生衝擊，很可惜並未聽到更有前瞻性的相關分析。

其中對於政治學即有聯繫的另一個點，在於民族自決的承諾，劉學銚老師說的，沒有的時候當然可以給，有的時候當然不願給。我們從革命成功前的國民黨、民國38年前的共產黨，以及民國38年後的中央政府，皆可看到這一軌跡。所以，當現代人民在思考民族自決的問題時，很可能是受到上層政治結構及政客的影響或渲染，亦即處於特定的時空角度下所產生的價值取向，我們要慎思這可能造成的陷阱。要突破這樣的陷阱，必須建立在真誠對整體國家人民的信仰及關懷上。

總而言之，這次研討會其實給了我不少啟發及問題意識，希望有機會未來可以去嘗試解答。

而晚上則看了漢娜鄂蘭：真理無懼這部電影，其實雖然整部電影的主軸是在處理鄂蘭如何幫那為納粹人辯護（在外人看來是辯護，在鄂蘭看來是理解）的過程。特別是鄂蘭在面對正義與邪惡的思考上，給了我很大程度的衝擊。特別是＂思考＂的本質，透過自己與自己不斷地進行孤獨的對話而又不剝離來完成。另外一項衝擊則在於這部電影，或者說是鄂蘭思想的主軸，即＂邪惡的本質＂。劇中，鄂蘭因為參與了以色列的大審，經過觀察及心得，認為最大的惡，不是存在於任何激情或者極端，而是深刻的鑲嵌在＂平庸＂這樣的人格特質裡，而這人格特質最顯著的一部份即在於缺乏＂思考＂，以至於失去做為人的意義。

其實我原以為平庸的邪惡指的是以色列人對於阿道夫的非理性審判，看完之後反而國得鄂蘭並沒有為阿道夫辯護，而是嘗試去了解為何阿道夫所做出的行為，在社會上被視為惡，但他本人卻又從未表現出邪惡（而僅是行政人員）。

這部電影給我的另一個心得是，如果今天鄂蘭處理的不是納粹與猶太人的問題，而是同一民族內的問題，是否還會有相同的答案？我覺得答案是一樣的，因為劇中很多人把鄂蘭指責為反猶太的猶太人，認為她出賣了以色列，但我覺得鄂蘭是以更高的視角來去解釋何謂善惡這樣的哲學問題，她無意於觸碰（或者說觸犯）猶太民族的自信心。

放在這樣的視角來分析，鄂蘭之所以遭受那麼大的評議，不在於她所思考的善惡本身，而是深受民族主義所影響，可見民族主義仍然是思考最高道德問題時容易碰到的大敵。正如我們目前政治生活的許多事物一樣，當你為了追求一個較低層次的目標（通常也是較能形成群眾激情的層次）而遮蓋更高層次的道德目標時，是否常常不自覺而樂此不彼？而當你所有問題都站在所謂制高點上來分析時，是否又於社會群眾心理產生巨大脫軌？如何求取平衡，我覺得也就是如何施行德政、善政的一項重要環節。

這兩天對於官僚也有些意見，但行文至此已午夜夢迴，該睡了，下次有空再彙整分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