柒、勞動結構

由於世界體系是一個以資本主義為主宰的單一勞動分工體系，是任何政治與經濟的作為都可以藉由勞動為視窗觀察；在勞動結構的觀察可以有四個步驟：

1.          三級產業的就業結構(反應出勞動力支撐經濟結構的現況)

2.          失業率與薪資水準(反應出勞動力支撐經濟結構的落差與效能)

3.          勞動力的遷入與遷出(反應了勞動力分配現象，為勞動力補進或退出的支撐經濟結構的動態紀錄)

4.          國際勞動力流入(借用全球人才，是針對結構轉型與階級晉升所需的勞動狀況呈現。

(一)三級產業就業結構

三級產業就業結構反應的是勞動力在支撐經濟結構發展的狀況。三級產業產值可參考前文，而在2007年服務業明顯超越製造業，就業人口的比重上，服務業與製造業人口曲線在2000年交錯，服務業逐年上升，而製造業則大致持平，表現出地區發展上的態度是「維持製造業，發展服務業」；下圖為1999年至今的就業人口比重記錄，2007年後差距緩慢的擴大；可以注意的是上海的自然人口增長率(出生-死亡統計)連年負數，直到2012才轉為正數0.26，即光靠自然增長率，上海人口應呈現萎縮，而非如同地區就業人口統計的呈現正成長。下表為2013年就業人口與產值；明顯的服務業人口平均貢獻(產值/產業人口)已超越製造業。

 (二)失業率與薪資水準

失業率與薪資水準反應的是勞動力在支撐經濟結構時的落差與效能；首先是失業人口和失業率在開放後，從1998年到2003年失業率從2.7持續上升到4.9，產生了勞動支撐上的缺口，地區失業率放大，而2004年開始有所改善，並逐年舒緩，連續維持4年維持在4.2%左右；而2008年金融危機似乎並未影響，僅從4.3減為4.2，隔年回復4.3。

薪資水準則是在2004年開始起飛，並且將服務業與製造業的差距拉開，至2009年工資總額差距進一步強化，於2012年二、三級產業工資總額分別為2352.83和3325.7億元(人民幣)差距為972.87億元(人民幣)。

(三)地區勞動力的遷入與遷出

地區勞動力的變遷反應了勞動力分配現象，為勞動能量補進或退出的支撐經濟結構的動態紀錄；如前所述，上海在自然增加率是負的，因此人口的擴張絕對來自於內陸其他地區與國際勞動流入；而觀察戶籍人口的遷移，遷入人口變動十分明顯，2008至2010年大致為高峰，之後的2011年劇減，並大致維持12.12~13.15萬人，然而三級產業就業人口卻未見減緩、在滬外國常住人口緩慢增加， 該現象可能是國際流入之勞工結構從長期轉趨為短期，故衝擊到戶籍遷移，卻未影響到經濟-勞動支撐。與此相佐的補充數據可以有兩個：「短期勞動遷入的數據」、「外國勞動的在滬職業結構」，需進進一步證實上述之推斷是否完全正確，且可更清楚瞭解接下來討論的國際勞動分工狀況。

(四)國際勞動力流入

第四步是借用全球人才，在經濟轉型或都市轉型時，原勞工結構無法及時支撐經濟的需求，可能產生失業率擴大，且政府需引進外部人才，滿足高階的勞動需求；可以觀察的數據有在滬外國常住人口，可以瞭解國際勞動分工在上海的狀況。

在2005年以前的外來人口若依高中低層職業做區隔，結構大致與上海當地勞動力相同，高層職業(各類負責人)遷入比例快速放大[1]；據在滬外國常住人口數據顯示，增速從2001年開始快速成長，至2008年停滯並於之後成長緩慢；細看遷入的結構，經濟支撐人口包含2000~04年的「商人」、「外資企業工作人員」與2005~13年的「外資企業工作人員及家屬」、「外國專家及家屬」；雖然政府已陸續出臺「百人計畫」、「千人計畫」，並聲稱成效滿意，未來朝「萬人計畫」推進，但其實反應出是對國際勞動力的運用不足，或說國際勞動具回流或遷移的性質，短期勞動支撐可能為常態，但短期比例的放大仍顯示出勞動支撐的不穩定，《移民潮-中國怎樣才能留住人才?》中指出龐大的海外華人人才庫，以及海外留學華人歸國綠之低落現象，政府已擬定且試圖引進海歸人才，對於如何運用海外華人和國際高層勞動力是上海政府正在面對的問題。

最後是遷入上海的人口來源，在2001年主要是港臺人員(35%)，而2008至今的上海統計項目已拿掉香港與台灣，最大的遷入人口分別為日本(29%)、美國(20%)、韓國(16%)，該比例在2001年是日本(25%)、美國(12%)、韓國(9%)，此三國在上海區互動較為熱絡。對於外人在滬常住人口的成長放緩，可能原因為經濟結構和FDI來源結構轉型的互動造成，由於經濟結構轉向服務業，勞動需求降低，該論點可自三級產業就業人口證實，同樣輝映在外人直接投資的勞動需求上，另一因素則是投資來源由香港佔極大比重，由於結構的轉變，促香港部分的商務人士不再需要常住，而轉以短期的商務移動即可，故而常住人口平穩。

捌、結論與展望

上海在發展經歷了兩大時期，自中國改革開放，並將其列入珠三角重要發展試點後開始，經濟成長緩慢，卻是奠基接下來的成長；2000年以後進入發展階段，政府重心放在服務製造業，經濟成長率、外資投入、進出口量等皆往上攀升，政府陸續出抬國際經濟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貿易中心等願景，2008年以前貿易中心大致成形，適逢金融危機的衝擊，2009年進出口下挫，於2010年返回，然後持續回升；翌年進行轉型，提出智慧城市建設，重心放往服務、金融，貨貿佔總質比重開始下減，進入持續向全球城市邁進。

        在成長的脈絡中，我們從經濟、政府、勞動的角度來檢視，聽其言不如觀其行，分析的重點擺在實質的數據反應，然後佐以政策的描述；勞動的結構大致隨經濟的二三級產業轉型而變動，而且可以藉由世界體系理論的角度看出一些端倪，全球經濟與國際勞動分工是概要性的框架，在地區上的經濟能有階段性的轉型，商品貿易、二三級產業能量、國際資金、技術等，是可以被引導並累積，做為下一個階段的跳板，反應了三個地區-中心、邊緣、半邊緣的可變動性，而地區上的勞動分工現象亦可藉由高中低三層、長短期駐留來檢視，如《跨越邊界:全球遷徙的因果》整理的，勞動力有流動性，其他學者亦提出高級或是技術勞動力的流動與回流現象，若以此觀點理解，便可以提出「吸引國外人才落籍本國政策」的質疑，若落籍僅是結果，那以此當作競爭國際人才的指標是否有不妥？若以高中低三層職業來看，上海地區反應出豐富的內地移民補充與滬港兩地資金互通，即地區間互動可能也是重要的發展策略與途徑之一。

上海未來的發展需考量中央政策、國際情勢、與跨國公司，中央在金融方面管控嚴格，須避免遊資衝擊國內金融市場，又必須試圖接軌國際金融，政府未曾透漏進程的時間表，在政策保留很大彈性空間。時下APEC、TPP，影響中國未來的貿易方向，上海對自身的定位雖已轉變，但在服務貿易領域仍有需要時時關注；跨國公司扮演了資金與技術人才的流動橋梁，國家與政府可利用法令與城市建設來引導經濟成長，但要有效且快速發展便不得不考慮與跨國公司的互動行為。

綜合上述，區域的發展取決於區域外的政治、經濟、與勞動，如何累積要素，並進行區域內外的協調，是階級移動的重要課題，該案例可以上海為範本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