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華人很像，韓國人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婚喪喜慶恪守成規，儼然既定社會契約。

然而“疫情”打亂長久以來的規範，對人類文明有著劃時代影響。

對比中式傳統喪禮，韓國的“三日葬”、“五日葬”更有效率。從死亡到安葬三（五）日內完成，只是這三（五）日二十四小時開放弔唁，為接待隨時到來的賓客，必須全天候供餐。

有韓國人說喪禮期間，他像餐廳經理般不斷巡視餐枱是否有足夠的食物，忙到沒有時間好好跟死去的家人道別。

有人因此負債，因為場租/布置/餐費等開銷加總起來是不小的支出。

有人之後大病一場，因為現代家庭孩子不多，輪班的人少，“工作量”增多，喪禮辦完差點兒要隨往生者而去。

一日內搞定，不用場租，不用備餐，不接待賓客的“無賓所喪禮”，起於“疫情”非常時期，“疫情”過後卻延續下來，而且有越來越普及的趨勢。

有沒有一種可能－疾病/瘟疫/天災…….種種不可控因素帶來的“末世”氛圍，讓人渴望直面本質，不想被形式綁架了！

至少我是這樣的。

本來就不怎麼重視形式。

我先生很早就決定不再參加婚禮。

看了幾對結婚時唯美，離婚時一地雞毛的案例，我也開始對煽情催淚的場面不再感興趣。

曾有人說他的婚禮是為主作見證。

我不認為。

婚姻才起步，考驗才開始，能否作見證還未可知。場面有錢就可以擺，那不能算。

安安靜靜結婚，踏踏實實過日子，持之以恆，通過時間的考驗，才知道能不能作見證。

“疫情”後傳統大擺筵席的婚宴好像也少了。這算是“疫情”提升了人類文明嗎？

前年年初，我們的好友唐哥意外離世。他之於我們是“弟兄姐妹”般的存在，他的驟然離世，除了震驚，更多悲傷。

他生前熱心服事，告別式時座無虛席。

然而，一個多月前，唐哥擔任座談會講員，那場講座人非常少。很奇怪，他活著的時候人們沒空聽他的見證，死了卻一定要來聽聽別人怎麼說他。

有位姊妹的教會有個敬虔的家族幾乎負擔了建堂的需要。家族大家長去世時，新會堂剛建成，尚未啟用，為感念他的奉獻，特別在新會堂辦告別式，場面莊嚴溫馨備極哀榮。

那是一場辦的很好的告別式，正因如此，那位姊妹說她死後不要辦告別式。

好，又怎麼樣呢？

曲終人還是會散，不散的是真正的情誼和真實的互動。像唐哥，就算沒有告別式，他一樣活在我們心中。

唐哥之後，告別式我們也不怎麼去了。

話雖如此，去年年底，教會一位年長姊妹過世，先生主動參加她的告別式，因為他和那位姊妹曾有交談，雖然忘記談話內容，那份溫暖記憶猶新。

總之，忠於自己的心，出於人情世故的考量就不必了。

@叮噹馬頭老姊妹走時，本想比照“無賓所喪禮”，但禮儀公司說按“規定”必需有儀式才能火化。（對此至今存疑，但當時無心究查，只能照辦。）

她的直系親屬在台北市區的殯葬園區買了塔位，安放骨灰的小格子所費不貲，老姊妹排行最小，她又活到98，她的手足/同輩親友都差不多離世了，我就不想再花錢租大空間舉行儀式。

我們使用二殯免費的小隔間和她最後道別。那天在場只有四人（她的直系家屬和我們共兩對夫妻），我的先生帶詩歌/分享一段經文/祝福禱告，結束前最後一首詩歌還沒唱完，禮儀公司的人就進來催我們，說下一場要進來預備了。

老姊妹這樣匆匆被推出去好像有點奇怪，禮儀公司的人說：“人家都有牧師在主持進度⋯⋯”

我立刻大喊：“我們現在給阿嬤鞠躬再見！”

老姊妹的骨灰罈永久安置在台北市和平東路山上，那裏捷運轉接駁車可達，交通方便，但我知道我不會再去了。

一個人若對你有意義，他就活在你的心裡，隨時可以緬懷，不用專程跑到塔位/墳前才能傳達思念。

這是一場最接近“無賓所喪禮”的告別式。禮儀公司的人說前所未有，但與會者一致認同這正是前所未有的美好。

忠於本心，沒有排場，沒有多餘的形式，只為祝福我們所愛的人邁向新的里程。

半年過去，老姊妹生前的外傭阿優（現照顧我媽）跟我說老姊妹三次入她夢中，每次都笑容可掬。

我聽了大受安慰，她一定好好地跟隨耶穌去了。

更意外和開心的是阿優說她很想念老姊妹。老姊妹對她並不好，動輒打罵，阿優好幾次在我面前崩潰大哭要辭職，被我好說歹說留下來……。

感謝她釋盡前嫌，讓不愉快的往事隨風。

我和我先生說過無數次死後不辦告別式。現在除此之外，我又多個請求－希望愛我的人千萬不要在我死後用任何方式向他們認為對我有虧欠的人發動追討。

那樣會逼我從棺材裡坐起來，期待我“死裡復活”也不要用這個手段。

並不是想在人生終點展現泱泱大度，而是我認為既然離開這個世界，曾經的悲喜都該幻化成為圓滿的句點。

而不是將仇恨延續。

人和人之間的那點事，該從何說起，該如何論斷，當事人都說不清道不明，旁觀者更不必舉著“正義”旗幟討公道了。

一切終歸於塵土，我們只能活在當下。

珍惜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