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社會學先驅大師韋伯(Max Weber)的著名演講〈政治作為一種志業〉（1919）中，他強調以政治作為志業的人必須擁有三種特質：熱情、判斷力與責任感。三者必須齊備。政治人如果僅有熱情，並不足以成事。熱情必須配合良好的判斷力，否則，將熱情用於錯誤的方向，可能帶來集體災難。但是，有了熱情，也有好的判斷力，但卻缺少責任感，仍然不夠格作為政治人。

什麼是以政治為志業者的責任感？

韋伯用了相當篇幅討論兩種倫理：「責任倫理」與「心志倫理」（或譯「信念倫理」）。後者有不同的稱呼，有時候也被稱為「絕對倫理」或「意圖倫理」。心志倫理強調依心志來行動，只要自己信以為是、心志所向者，可以不計後果，或將後果歸責於天，而自己則僅依心志來行動。按韋伯的舉例，如果一個人即使遭人欺凌也堅決依基督教義不做反擊，認定教義為唯一行動準則，那就是心志倫理。若一個純潔的心意所引發的行動竟會有罪惡的後果，那麼，對他來說，責任不在行動者，而在整個世界、在於其他人的愚昧，甚至在於上帝的意志。

至於責任倫理，則是要考慮行動的後果，強調要為行動的後果負起責任。按照責任倫理行動的人會考慮的正是平常人身上這些平常的缺陷。他不以為自己有權利假定人類是善的，也不覺得自己可以把自己行動可預見的後果轉移到他人的肩上。這種人會說：這些結果都該歸因於我的行動。

韋伯說了如下的一段話：

沒有人能告訴別人該採取心志倫理還是責任倫理，或在什麼時候採取哪種倫理。當心志政治家說：「是這世界愚蠢而庸俗，不是我；對後果應負什麼責任與我無關；這責任是那些受我辛勞服務、並有待我來掃除其愚蠢和庸俗的其他人的事」。這時，首先要問，在心志倫理的背後有多大的內在力量。十中有九是大言炎炎之輩；他們並沒有真正認識到他們想承擔的是什麼事，而只是陶醉在浪漫的感動中。我對這種東西毫無感動。真正能讓人感動的，是一個成熟的人真誠而全心地對後果感到責任，按照責任倫理行事。

韋伯更在演講中激越地說道：這個世界有惡魔。他並指出：如果不依責任倫理行動，行動的目標就會受到傷害，就會失去價值和地位，因為這裡缺乏對後果的責任。原因在於行動者沒有認識到魔鬼力量的作用。這些（魔鬼）力量是一刻都不會放鬆的：它們對人的行動產生影響，甚至對他本人的內在人格發生影響。人如果沒有了解它們，便只能聽憑這些魔性力量的擺布。

總之，依據「責任倫理」這個評價標準，我對趙少康會做出較為負面的評價。我認為他參與政治，太少責任倫理態度。主要是他開啟了新黨，但是他隨後卻撇下新黨不管，他自個去逍遙，去做媒體人，並聲稱自己的節目是要「吃、喝、玩、樂、罵」，而同時卻讓新黨自生自滅。

趙少康當然有理由為自己抽身退出做出辯解。理由不外是黨內有太多人要爭，而又不聽我的勸（即使我趙少康是主席），也不聽我號令。既然不聽我的，那我當然只好走人，不然你們要我怎樣嘛？

趙少康身為新黨召集人所遭遇的困境，我可以理解。

新黨創黨之初人才不少，但是野心人士也多。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新黨其實是個矛盾的組合。它裡面有些很理想派的人物，對當時國民黨的黑金與台獨傾向極為不滿，但是，另外也有些人，其實是國民黨裡的保守派與舊勢力，卻因為李登輝的掌權而有失勢之虞（或之實），所以加入新黨以期維護舊勢力。當然，上述兩種特質實際未必完全互斥。但是，特別是後面這種守舊勢力，對新黨的發展恐怕起到傷害的作用。

撇開新黨的組織特性不談，我仍然強調，依據責任倫理的標準，趙少康作為創黨的召集人畢竟還是有虧職守。領導人不能因為遇到困難就一走了之，既然開始，就應該勉為其難、堅此百忍，力圖維持與開創，以為後果負責。他如果做不到，就不夠格作為「以政治為志業」的人。嚴格說來，這樣的人不應該承擔政治領導者的角色。玩票的人，再怎麼聰明、有才幹，也不夠格作為政治領導人。趙少康很聰明，但是他在政治職務上，卻並沒有表現出充分的責任倫理。他在環保署長的任上，也是只做一半就走人。他當然可以說：這是叫做「亂邦不居」。但是，政治人其實一開始就應該認識到，政治永遠牽涉到各種複雜利益、觀念糾葛，也牽涉到各種或明或暗的私利、私欲的行動，但是政治人卻必須去面對，沒有權利退出。政治人應該退出的時機，是在事情成功以後，而不應該是在未成功或已失敗之際。

當然，如果依同樣的評價標準，夠格的政治領導人實在不多。以王建煊來說，我認為他也只是心志倫理，只要堅信所行為是，就可不再考慮後果。又如宋楚瑜，2000年堅持要自己出來競選總統大位，無論如何不肯讓位給連，結果讓藍營失去執政權。他難道不能看到，藍營分裂至少會帶來嚴重危機嗎？如果他在2000年力挺連戰，豈不是可以使台灣的政局更加平穩，發展也更快速嗎？而他不此之圖，一味只要自己來當總統，結果帶來台灣的八年發展遲滯與價值迷惘。

相對於上述幾人，我覺得老蔣在這一點上卻值得嘉許。我認為他展現了責任倫理。他在大陸慘敗以後，雖然痛心疾首，雖然顏面無光，卻並沒有撒手不管，仍然敗而不餒，繼續出而領導反共大業。實話說，他的反共論述，我倒是有些不同意見的，但是，他的堅持與負責，卻足為政治人的典範。

我認為，新黨會有今天有三個最重要的因素，一是統獨板塊的消長，一是新黨一開始的體質，特別是其中舊勢力的加入，再就是因為趙少康的淡出。

我並不是說趙應該像宋那樣，做黨的永久領導。但是，即使不在領導者之位，卻可以繼續積極介入，繼續協助調和鼎鼐、運籌帷幄。但是，他卻選擇了「裸退」。這樣做好像很清高，但是政治不應該是比清高，而是比負責，因為政治牽涉太多人的利益與價值。

李登輝和李遠哲不惜賭下他們的聲望，也要繼續介入大選，我認為那是肯負責的態度。如果他們有問題，我認為是在於他們的政治與文化的評斷錯誤或不當有以致之，那是判斷力的問題。

郁慕明領軍的新黨，體質已經大不同於前，或許他也不應該輕言退出，而要勇於任事，帶領新黨走出一條創新之路，一條真正能為台灣謀福祉的路。

〈後記〉

鑑於一些網友們的回應意見，我想我有必要對此文做個補充說明。

其實我這篇文章主旨不是在「批評」趙少康。我無意這麼做，我也不認為這麼做有什麼積極意義。

我寫此文主要有三個動機。一是接續之前所寫的〈矜新黨〉一文，把一些相關的感想一併說出。嚴格說來，我還有一些相關感想還未全部抒發，待有機會我再繼續。

我另一個動機，是想再把韋伯的「責任倫理」概念做一強調。我認為這個概念很重要，我們的政治人物應該多注意這個論點，並能秉持責任倫理來行動。

對於趙少康本人，我對他整體的評價其實並不是那麼負面，如果我對他有較負面的評價，主要是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意，是以一種高標準來要求所產生的評價。

就如我文中所說，真正能符合責任倫理要求的政治人其實不多，甚至是很希罕。所以以此來要求、來評價，是一種高標準。就這個高標準來說，那麼，我對趙少康確實是有些失望。但是，我絕無意說他是諸多政治人物中較遜色或較不道德的一位。相反，我說他「裸退」，那可能正是一個人的道德表現，因為他不戀棧權力。

對於新黨，我仍然有期許，雖然我對於他在盛勢時的爭權情勢感覺失望，但是，總體而言，我對新黨的評價高於親民黨，也對新黨繼續抱持期盼，不但期盼它繼續再成長，並且希望它能為自己、為兩岸全局開創一個新時代、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