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期高壓政治環境下，人並不會單純變得沉默，他們會變得更複雜。最常見的一種現象是：自欺習性。這不是單純的說謊，而是一種長期心理防衛逐漸固化為認知結構的過程。

一、防衛機制如何變成習性？

當一個社會存在強烈的政治風險時，說錯話可能失去工作，提出質疑可能被標籤，承認問題可能被視為立場不正，人會啟動心理防衛。

最初，這種防衛是理性的。例如：「這件事我知道有問題，但我不說。」這是策略性沉默。

但如果環境長期不變，防衛就會進一步演化：「這件事也許沒有問題。」「問題可能是外國抹黑。」「提出問題的人別有用心。」這已經不是沉默，而是內在重組現實。

到了最後，甚至變成：「哪有什麼問題？你才是造謠。」這就是自欺完成的時刻。

防衛機制會變成習性，意味著經常性地、重複地在進行防衛，這很可能是因為環境惡劣。環境惡劣，使防衛機制常常被需要。譬如一個長期貧窮的人家，可能形成一種對貧窮的特定態度：這是我們的宿命...。

自欺作為一種防衛機制，會變成習性，也很可能是長期的惡劣環境使然。而高壓統治很可能就是這種惡劣環境的典型型態。長期貧窮可能是因為長期高壓統治下被持續剝奪的結果，但是，人們可能認為這是自己的宿命，而不去正視制度、統治模式與剝削的問題。

也有一種可能情況是：我很窮苦，但是，我為自己的主人的財富、地位感覺驕傲；也或者是為國家的富強而驕傲。這種驕傲似乎足以撫平自己的苦悶。當然，這是人在高壓統治下無奈的防衛機制的產物。

二、經濟危機與認知扭曲

以中國當前的經濟困境為例：房地產崩跌、地方債壓力、青年失業率異常、外資撤離。這些都不是秘密。

但在某些群體中，反應卻是：否認數據、指控唱衰、攻擊提出者、誇張成就以對沖焦慮。

這種反應強度，往往超過理性辯論的範圍。為什麼？

因為承認問題，意味著對體制的信任動搖、對未來的安全感崩塌、對自己多年立場的否定。於是，攻擊變成一種止痛劑，越焦慮，就越激烈。

我在網路上不時轉貼一些文章或視頻節目，一個常見的主題就是指出中國大陸目前瀕臨或已經陷入經濟危機的論述。而那些統派、粉紅人士通常幾乎都拒絕接受這種警訊，並且對我這個轉傳者進行了各種駁斥、指責，但很少是針對視頻所指出的事實進行經驗否證。

中共前總理李克強指出中國大陸還有數億人（李說六億人，稍後學者說是5.4億人）人均月所得約一千元。這樣的說法，很難說是我或視頻偽造。另外，中國大陸現在的失業率明顯很嚴重。但是，粉紅們還是始終堅持說中國大陸經濟良好；又或者是指出美國經濟問題更嚴重，來抵消中國問題的嚴重性。

我以為，已經有許多的信息顯示中國大陸經濟出了問題。而堅持不接受危機事實的心態，恐怕需要被檢討。它是一種認知扭曲，不利於在面對經濟危機時的理性反應。

三、自欺如何讓人失去真實感？

自欺若只是偶發行為，尚可回頭，但長期自欺會改變人的現實判斷能力。人開始把希望當成事實，把宣傳當成現實，把批評當成敵意，把焦慮當成憤怒。久而久之，真實與應然、希望混淆。這時候，與其說他們在說謊，不如說他們已經無法承受真實。

舉例來說，新冠明明就是源自中國大陸武漢，但是，不僅中國官方從不承認，大陸民間也絕口不承認。好吧，就算不承認也可以，那麼，這麼重大的事件，要不要努力去追溯問題源頭呢？沒有。中國官方沒有，中國大陸民間也沒有。我們只看到一些中國人零星指責新冠源頭是美國的說法。而說得也還是不清不楚。好像事情就準備讓它這樣過去了。我以為，這種和稀泥的做法，心底裡其實是有想法的，只是有些人拒絕面對內心真實的想法，就以和稀泥的態度來面對問題。

寧肯自欺也不肯窮究問題源頭、成因，這種習性其實對知識、對科學的進步就是一大阻力。當然，扭曲認知，把問題硬行歸咎他人，或者否認問題存在，那就更不幸了。

前面提到的對當前經濟危機的否認態度，也是一種失去了真實感的情況。最後，人對情境的反應就會顯得奇怪，而且可能無效，甚至產生反效果。

四、文化敘事中的自欺

這裡，容我先說說我在看某些華人電影時常常有的一種感覺，就是戲裡人物常常出現的一種不自在感。也許可以拿來對應上面提到的那種不真實感。

許多敘事呈現出一種特徵：英雄必然智仁勇俱全，從而困境必然源自外部，失敗必然因他人陰謀，主角永遠道德無瑕，而且是從各個層面看都如此。

這種敘事模式的核心，是現實不能動搖正當性。因此角色不能脆弱，不能犯錯，不能迷惘。但真實人生不是這樣。真實世界中的人會矛盾、會軟弱、會判斷失誤，特別是會道德掙扎。

當電影不允許角色呈現真實的人性，角色就會顯得不自在，而觀眾也就會感到劇情不自然、戲裡人物表演不自然。因為那不是真實生活的再現，而是對理想自我的保護。要保護理想自我的心態滲透到了戲裡來。

這種敘事，我以為其實就是文化層面的自欺。

文化層面的自欺，還可以從許多不同事物中看到。舉例來說，武俠小說裡的「中原」武功高手，常常被描寫為可以吊打敵國武士。這種劇情其實是以一種精神勝利法滿足讀者，甚至可能是要滿足作者自己。吳京的戰狼電影則大體是這種敘事手法的某種複寫。相關的一點是，華人社會裡確實會有人尋求氣功、尋求「打通任督二脈」。這至少成為某種希望所寄。但是，如果武俠小說裡關於武功的說法完全是虛構的（或者高度虛構），那麼，這種追求行動就意味著前述敘事產生了某種誤導效果。

我以為，中醫的發展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欺。而且，當有人批評中醫抱殘守缺、固步自封時，往往會遭到強烈的反擊。但是，即使批評聲音銷聲匿跡了，中醫的實際發展又如何呢？

從對中醫的檢討，不妨進一步談談更廣泛的知識發展情況，也就是中國的科學發展概況。

我以為，中國的科學發展，明顯落後西方一大截。近期的追趕，在科技層面有較大進展，但是，如果以基礎科學來說，我們知道，像相對論、量子物理...這些領域，重大的新典範幾乎都還是出自西方。而較屬科技領域的AI的誕生，其實也還是在西方。中國在AI領域似乎頗有進展，問題是，終究是跟在西方後面，而不是開啟領域的創新者。

科學發展落後也許還不是主要問題所在。重要的是中國社會是不是已經變成一個能夠孕育科學的適合土壤？這裡，政策重視科學、科技是不夠的。對知識探求持寬容、鼓勵的文化價值與規範（包括是否存在自由氛圍），起著更重大的作用。高壓統治則顯然不利於科學發展。傳統中國社會的科學發展停滯，很明顯就是專制體制（與匱乏）的結果（匱乏卻又部分是源於科學、科技不發達，兩者互為因果）。

蘇聯李森科的生物學，就是一個專制體制阻礙科學發展的顯著案例。在中國，中共官方也介入科學、科技的發展。雖然他們想要促進進步，但是，其實際作為卻未必能夠產生積極效果。好比習近平強調要發展中醫學，我認為就會帶來事倍功半的效果。因為中醫本身很可能有內在的阻礙。它的基礎理論模型恐怕會引導走入某種發展死巷。

五、高壓社會的三層自欺結構

可以把這種現象分為三層：

1. 個人層：心理防衛。避免焦慮、避免風險。

2. 群體層：共同沉默。彼此強化不說真話的默契。

3. 敘事層：英雄神話化。用完美角色替代真實社會困境。

這三層互相支撐。久而久之，形成一種文化習性：面對問題，第一反應不是檢驗，而是防衛。

舉個實際例子，關於抗日戰爭，國共兩黨就有非常不同的故事版本。兩個版本又和日本的敘事版本，乃至美國的敘事版本有巨大出入。簡單說，中共的抗日敘事中，中共是中國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國民黨當然不接受中共的抗日敘事。但是，國民黨的敘事顯然也有不實。簡單說，國民黨的敘事（至少是兩蔣脈絡下的敘事）對於汪精衛這一支（也是國民黨？）的說法就很令人玩味。重點是，汪精衛的成立「偽」國民政府，究竟帳要不要算在國民黨身上呢？中共顯然是把汪精衛的投日作為算在國民黨的帳上（說國民黨有許多人投降日本）。但是，國民黨自身顯然傾向撇清。

問題是，真正的抗日戰爭歷史究竟是怎樣的呢？中國人，作為一個多元集體，究竟經歷了什麼事情？實際的表現如何？

中國人可能經歷了極度難堪的、非常失面子的過程，而且造成創傷，甚至會有嚴重心理後遺症。但是，中國人顯然極度不願意面對這些。很多人保持沉默。少數敘事則只片面強調故事的另外一面：中國人的英勇、正義或委屈。而高壓政治下，政治不正確的敘事更是會受到嚴厲的抵制或懲罰。即使是現在的中國大陸，如果有人對抗日歷史說出什麼政治不正確的論點，也還是會遭遇嚴厲抵制或懲罰。

拿南京大屠殺這件事來說。我的感觸主要還是在敘事層面。我們可以看看如下的一些說法。

日本學者遠藤譽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當局鮮有提及南京事件，直到1982年第一次教科書問題發生後人民日報才開始提到「南京大虐殺」。而我們也常常讀到一些記錄，說毛澤東屢次感謝日本侵華（至少六次）。換言之，前期的中共官方似乎並不那麼政策仇日，也不太在意日本侵華的具體作為。

也許我們可以說，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確切死傷人數（與具體過程），迄今難明，就因為中共未及早關注此事。這恐怕與中共早期外交政策路線有關。

但是，民間顯然也可能傾向避免主動去碰觸相關事實。這也許是為了避免受到二次傷害，但也還是可能關乎這裡說的個人層次的、群體層次的自欺結構。死傷事件之外，同時可能還涉及羞辱過程。而人們特別不願意去揭開被羞辱的經歷。於是，歷史真相就容易被湮沒。

也許我也還是必須一提國民黨政府對南京大屠殺的敘事。國民黨在戰後的軍事法庭上提出了關於屠殺事件的控訴。但是，國民黨提出的控訴也被中共與大陸學者批評。中共認為，國民黨政府當時的無能作為是導致南京軍民大量死傷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一點，國民黨自己當然並不強調。其中，指揮官唐生智的功過，以及他的表現是否適合代表國民黨的作為，還可再深論）。而北京大學歷史教授王奇生在《抗日戰爭研究》中指出，國軍習慣性假造數據，不管是戰績虛報、軍餉虛領或誇大日軍傷亡等等，經常性的擴大十倍來計算，因此相關數據並不可信（這段文字出現在維基百科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相關記錄中，應該也包括說國民黨關於大屠殺的說法誇大）。

重點是一個偌大的悲劇事件，真相卻始終顯得模糊。

還有許多類似的悲劇事件值得討論。譬如1960年前後的中國大饑荒，現在的說法大體認為是餓死了三千多萬人。這是何等嚴重的悲劇。但是，在「墓碑」一書出版以前，卻很少看到有餓死人的確切數字。甚至坊間也很少人去討論這件事。我更常聽到的是：事情都過去那麼久了，還炒作幹什麼。一個大悲劇，就這樣船過水無痕。歷史教訓也幾乎無從談起。

六、自欺的代價

短期來看，自欺能維持穩定。長期來看，代價巨大：無法及早修正錯誤、制度問題持續累積、真實討論空間萎縮、焦慮轉為極端攻擊。最終，社會的判斷力會退化。這才是最大的危機。

毛澤東發起文革，文革引起許多人的反感。但是，也有些人認為文革有積極意義。這裡，中國人對文化傳統，呈現兩極化的評價態度。中共自身就表現出這種兩極化態度。前期的中共，明顯傾向否定評價中國文化傳統，而現在的中共卻又傾向要肯定中國文化傳統。

兩極化態度除了造成社會對立、分裂外，也造成零和的結果，包括難以累積社會建設成果。因為一代代人都傾向要消除前代的業績，特別是統治者。我們不難在西方看到幾千年的古蹟。而中國呢？幾千年古蹟大都只存在考古博物館裡。

總之，中國傳統文化當然有優劣兩面，問題比較是中國人似乎不容易平和地看待傳統。總是滑向兩極，要嘛反，要嘛捧。為什麼？因為自欺。反也好，捧也好，都部分出於自欺。要嘛過度否定，要嘛過度肯定。就是很難平實地看待事情。

這種與自欺相關的兩極化評價態度，其實也可能出現在與他人的互動關係上。從而，不同群體之間也是很難平和相處。鬥爭於是以各種微妙形式發生。對整體社會來說，這其實就是悲劇。是與自欺有關的悲劇。

七、自欺與文化病識感

我們不妨退一步來說，真正的問題也許並不是「有人說謊」，而是：整個文化是否允許承認錯誤？

如果一個社會不允許英雄犯錯、不允許體制有缺陷、不允許未來有風險，那麼自欺就會成為必然。

這正是「文化病識感」缺失的表現——當社會無法辨認自身病灶，就更容易只是去攻擊提出症狀的人。

如果我們願意承認我群的這個、那個結構問題、文化問題（文化也是結構的一部分，不過這裡想突出其重要性），就比較可能看見那些可能催生自欺心理的因素，從而消除其作用。那麼，自欺「習性」就可以減少。但是，對缺乏文化病識感的群體來說，就比較可能會自然傾向否認結構、文化問題的存在。而由高壓結構催生的自欺心理也就很難消除、減少。

八、如何打破自欺？

自欺無法用嘲笑打破，因為它根植於恐懼與自我防衛機制，以及結構性的高壓、專制體制。改變結構性的高壓、專制體制，可以緩和、減少群體的自欺心理傾向。具體來說，因為我們不需要掩蓋問題以避免遭受權力的打壓，所以我們也不那麼需要自欺。所以，我深信，在民主社會裡，自欺的問題會比較緩和（其實欺騙的問題也會減少）。

也許我們還可以做進一層的檢討。下面這些事物的分辨可能有效緩和自欺的問題：分辨事實與詮釋、區分體制與民族，區分批評與敵意，區分問題與背叛。

如此，一個重點是：知道承認問題並不是投降，而是成熟，是理性應對問題的起點。反之，否認問題、打擊問題的提出者，那麼，問題會繼續糾纏大家，也繼續維持一種容易催生自欺心理的環境。整個社會，會陷入發展停滯，甚至衰退的惡劣處境。

八、結語

高壓環境不只製造恐懼，它會塑造一種習慣。那種習慣就是把現實改寫成可以承受的樣子。

自欺，起初是保護。久了，卻成為牢籠。

而真正的自由，也許不是推翻什麼，而是能夠說一句：「是的，我們有問題。」

那一刻，文化才開始有病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