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2012》裡的男主角科幻作家傑克森·寇提斯與《侏羅紀公園》裡的主角考古學家亞倫·葛蘭；還有《加州大地震》裡的主角搜救員雷·蓋因斯代表的都是「日常生活脈絡中的非贏家」（但卻可能是異常脈絡中的適應者）。

傑克森·寇提斯，身為作家，顯然收入不豐，並且因此失婚；考古學家亞倫·葛蘭似乎動作笨拙，連安全帶都半天綁不好。搜救員雷·蓋因斯也面臨失婚命運。但是，就是這些人，卻在另外的特殊情境下，成為了某種意義的英雄。類似的故事，可能遠不止此。

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常常會被分成所謂「贏家」與「輸家」。我們對兩類人的評價與對待態度都有所不同。贏家可能僅僅因為是贏家，所以就受到尊重、優待；輸家則反之。

但是，我們實際上可能要注意，所謂輸贏，往往是在某種特定的脈絡內的情況。平時常常會受到獎賞的比較是社交手腕、收入、組織地位與生活管理；而當災難來臨時，判準卻可能會突然變成勇氣、專業知識、臨場判斷、保護他人和承受不確定性的能力。也就是說，原來不被重視的特質，在特定時候可能忽然成為生存的核心資產。

所以，所謂「贏家」，很可能其實應該說是「特定脈絡內的贏家」(the winner within certain context)。

這裡的「脈絡內的贏家」概念或許很有發展潛力。它要指出的不是「成功者其實都是無能者」，而是：任何成功都是某種能力、性格與特定環境規則相互配合的結果。

一個人在某個脈絡中勝出，只能證明他適合那套競賽，不能證明他具有跨越脈絡的普遍優越性。

一、什麼是「脈絡內的贏家」？

我會嘗試作如下定義：脈絡內的贏家，是其能力、性格、關係與行為方式，高度符合現存制度的選拔標準，因而在該制度中持續獲得資源、地位與肯定的人。

這個定義有三個重點：

第一，他未必沒有真實能力。能夠在複雜體制中勝出，通常需要能力。

第二，他的能力可能是「脈絡專用」而非「普遍可移轉」。例如精通某機關的人事關係，不等於能夠處理戰爭、革命、金融危機或制度崩潰。

第三，成功不只是個人的屬性，也是環境對某些特質的獎賞。不是他單方面戰勝環境，而是環境選中了他。

可以寫成：

$$ 成功 = 個人特質 \times 制度規則 \times 時機 $$

因此，若制度規則或時機改變，原來的成功公式也可能會失效。

二、脈絡內贏家的共同特質

不同制度選出的贏家不完全一樣，但高度依賴既有脈絡的贏家，通常具有以下特徵。

1. 非常了解現有規則

他知道：

什麼話可以說，什麼話不能說；

誰真正掌握升遷；

公開規則與實際規則有什麼差別；

何時表態、何時沉默；

怎樣把失敗推開，把功勞留在自己身上。

這是一種真實能力，可以稱為「制度識讀能力」。問題在於，它讀懂的是現有制度，而不是所有可能的制度。

2. 累積大量脈絡專用資本

他的地位可能建立在：

黨籍、官銜和行政級別；

長期經營的人脈；

對內部程序與潛規則的掌握；

上級信任；

特定學歷與資格；

只有在該組織中才有效的聲望。

這些資本在體制穩定時十分珍貴，卻可能無法攜帶出去。官位、批示權與組織關係一旦失效，其價值可能迅速歸零。

這與財富不同：可轉移的技術、專業聲譽與跨地域人脈，能在不同環境繼續發揮作用；依附於職位的權力則往往「人走茶涼」。

3. 善於利用既有秩序，不擅長想像秩序之外

既有制度的成功者每天都在處理：在這套規則下，怎樣做得更好？

卻較少追問：如果這套規則本身失效，應該怎麼辦？

他善於解題，卻未必善於懷疑題目；善於在棋盤上走棋，卻不一定能想像棋盤被掀翻之後的世界。

4. 把過去的成功方法當成普遍真理

一個人因為某種行為反覆受到獎賞，便容易形成三段推論：

我過去這樣做，所以成功；

我的成功證明這種做法正確；

未來只要做得更多，仍會成功。

組織理論稱此為「成功陷阱」：過度利用已經證明有效的方法，因而忽略探索新的能力；短期愈成功，長期反而愈容易失去適應性。這一思路可追溯到James March對「利用」與「探索」的區分。概念概要與原始文獻線索

成功在此不只是資產，也可能成為認知的牢籠。

5. 把自我認同和體制位置綁在一起

他不只是「擔任某個職位」，而逐漸相信：我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我擁有這個職位。

一旦職位消失，他失去的不只是收入，也包括：身分；尊嚴；社會關係；對自我能力的理解；別人對他的敬畏。

愈是靠體制地位定義自己的人，愈難在體制之外重建人生。

6. 容易把順境誤認為自身能力

任何成功都包含個人能力、結構位置與運氣；但成功者容易把三者全部歸功於自己：我升得比別人快，是因為我比別人高明。

他不容易看見的是：

自己是否進入了有利的派系；

是否遇到恰當的上級；

是否恰好符合當時政策路線；

是否由別人承擔了失敗成本；

是否因制度排除了更有能力的競爭者。

因此，脈絡內的贏家常有強烈自信，卻未必具有相應的環境理解能力。

綜上所述，人們可能因此會有意無意要維護舊秩序，而抗拒新秩序。而且，越是在舊秩序裡成功的人士，越可能有這種態度傾向。換言之，社會中的菁英，很可能成為舊秩序的守護者。

歷代中國很少發生真正意義的制度改革嘗試，而像王莽變法、王安石變法、康梁變法，甚至像民國初年宋教仁提倡立憲代議制度，結果都告失敗。其中一個重要的結構性因素，很可能就是因為許多人對舊秩序的執念；或者因為不習慣新秩序，所以特別是社會中的中上層，往往會傾向抗拒改變。

專制體制下，成功的管道很可能更狹窄，也更只容許有特定特質的人獲得成功。如此，會更容易製造大量的失敗者，而所謂贏家，也只是具有更特定特質的一些人。而他們抗拒改變的態度傾向往往也越強烈。在狹窄特定脈絡下的贏家，在脈絡改變後，變成輸家的可能性也會越大。

三、為什麼他們可能在變局中成為輸家？

這不是命定規律，但確實有結構性原因。

1. 過去的優勢可能變成新的負債

熟悉固定程序是穩定時期的優勢；而難以即時變通則成為變局中的可能負債。

對上級忠誠的優勢，可能成為缺乏獨立判斷。

深厚派系人脈會成為清算標記。

高度服從者，不敢承擔責任。

善於隱藏錯誤，在危機中無法取得真實資訊。

依靠官位配置資源的人，在職位失效後資源歸零。

政治表態鮮明，政權更替後難以重新定位。

壓制異議的作為，在危機時會沒有人願意說真話。

這可以稱為「資產反轉」：原本使人成功的資產，在新環境中轉化為負債。

2. 變局改變了選拔標準

穩定官僚體制通常獎賞：可預測；服從；不犯錯；熟悉程序；維持表面秩序。

重大危機則需要：主動取得真實資訊；在規則不完整時自行判斷；迅速修正；承認錯誤；跨部門合作；在沒有上級指示時承擔責任。

因此，平時被視為「麻煩人物」的人，可能在危機中最有用；平時四平八穩的模範官僚，反而可能完全失去方向。

這正是傑克森與葛蘭等人的戲劇功能：他們不是忽然變聰明，而是評價他們的環境改變了。我們也許還可以拿邱吉爾與希特勒為例。前者早期有點紈絝子弟的味道，而後者早期表現得更像是有為青年。但是，對他們的歷史總體評價，卻大體與上述評價相反。

3. 成功者有較大的沉沒成本

一般人面對制度變化，可能較容易離開；既得利益者卻擁有太多不能帶走的東西：官位；房產與特權；派系關係；家屬利益；社會名望；過去參與的決策。

他愈成功，就愈難承認遊戲即將結束。這形成一種悖論：輸不起的人，往往最不能及早離場；而不能及早離場，又使他最後輸得更多。

4. 權力愈大，真實資訊愈少

地位上升後，部屬更可能報喜不報憂。成功者逐漸生活在一個經過過濾的資訊世界中：政策總是英明；問題只是執行偏差；群眾基本支持；反對者只是少數；失敗都是外部勢力造成。

在正常時期，這種資訊失真可能尚可掩蓋；危機時卻會造成致命誤判。最高領導人尤其如此：權力集中使他能迅速下令，也使整個體系愈來愈不敢把壞消息送到他面前。

5. 變局會重新解釋他的過去

體制穩定時，他的履歷是資產；政局翻轉後，同一份履歷可能變成責任清單。

昨天的「忠誠」可能被重新解釋為共犯；昨天的「維穩功績」可能變成迫害紀錄；昨天的派系身分可能成為新領導人清洗的理由。

所以脈絡內贏家的危險不只在於能力失效，也在於其過去不能被刪除。

四、專制體制為什麼特別容易製造這種贏家？

民主與市場體制也有脈絡內贏家，但專制體制更容易把成功條件集中在少數不可轉移的資本上。

第一，忠誠逐漸取代能力

專制領導人既需要能幹的部屬，又害怕能幹的部屬形成獨立勢力。於是官員必須同時證明：我有能力替領導辦事；但我的能力不會威脅領導。

這就是專制統治中的「能力—忠誠兩難」。研究也顯示，即使同屬領導人的派系、都表現忠誠，菁英仍會在升遷壓力下彼此競爭；「自己人」身分並不能消除內部鬥爭。威權派系與菁英競爭研究

久而久之，最容易晉升的未必是最能處理未知危機的人，而是最能在現有權力結構中證明自己安全的人。

第二，規則不具有穩定的公共性

民主制度下，職位原則上屬於制度；專制體制下，職位更可能來自領導人的信任。表面上官員權力很大，實際上權力是上級暫時借給他的。

因此可以說：專制體制裡的高官，擁有許多權力，卻未必擁有自己的權力。

授予者一旦改變看法，權力、財產、安全甚至歷史評價都可能同時失去。專制領袖清洗高級菁英，正是為了削弱潛在政變能力；愈接近權力核心，既可能獲得最多，也可能被視為最大威脅。專制政體菁英清洗研究

第三，體制鼓勵官員學會兩套語言

官員必須區分：真實情況；可以向上報告的情況；對外公開的情況；領導人希望聽到的情況。

善於這種「多重現實管理」的人，在平時可能升遷順利；但真正的危機要求事實、資訊與決策重新接合。原來幫助他升遷的能力，反而成為集體誤判的來源。

五、近代中國的幾個可能案例

「脈絡內的贏家」與「變局中的可能負債者」，特別在專制體制內容易找到反映案例。魯迅筆下的孔乙己，其實大體就接近變局中的可能負債者，他不知道如何面對新的世界，卻又放不下早已經形成的人際關係認知與對待模式。

可能的反映案例其實很多，只是各人的情況不一，程度有別。我們不妨看看林彪、彭德懷的例子。當然，這兩個人也還需要分別處理。

彭德懷是革命與軍事脈絡中的大贏家，但他在廬山會議上把戰爭年代形成的直率、責任感和實事求是，帶入已轉為個人權威至上的政治脈絡。從人格上看，他未必是「不適應變局」；相反，可能是政治脈絡改變後，他拒絕把自己完全改造成新脈絡所要求的人。因此，他的失敗具有道德選擇的成分。

林彪則可能更接近典型：軍事才能、政治順從與接班人地位把他推到頂峰，但愈接近最高權力，愈被捲入安全困境。專制體制中的「第二名」尤其危險：他既必須顯得足以接班，又不能顯得正在等待接班。

我猜想，習近平很可能也可以作為此處的案例之一。他可能在文革期間學得一些人際互動的規則或秘訣。之後用於他在官場的鬥爭中，並且取得相當的成功。只是，當他把既成的三觀和行動模式套用在處理國際事務及與此密切相連的經濟議題時，似乎給中國帶來災難性的結果。

六、習近平是「脈絡內的贏家」嗎？

是，但他又超過一般的脈絡內贏家。

普通官員是在規則中競爭；習近平取得最高權力後，已能相當程度改寫規則。因此，他不只是遊戲的優勝者，也是遊戲規則的塑造者。

但這又產生更深的悖論：他改造體制，使自己更不可能在現有脈絡中失敗；同時也使整個體制一旦失敗，責任更難轉移給別人。

權力集中可以減少眼前的挑戰者，卻也會：減少真實資訊；削弱制度自我修正；使部屬不敢主動負責；把政策成敗與個人威望綁在一起；使繼承問題更加危險。

因此，習近平可能是「贏家中的贏家」，卻也可能成為「被自己的勝利鎖住的人」。這不是預言他必然垮台，而是指出：他愈成功地消除制衡，個人與體制的命運便愈無法分開。

七、脈絡內贏家必然在變局中失敗嗎？

不必然。關鍵在於他除了「脈絡資本」，是否還具有「跨脈絡能力」。

把職位當成能力，容易在變局中失敗；而能區分職位與自身能力較可能跨越變局；

只經營上級關係容易在變局中失敗；而建立多元而橫向的信任較可能跨越變局；

把服從當作安全容易在變局中失敗；保留獨立判斷較可能跨越變局；

把過去經驗當定律容易在變局中失敗；把過去經驗視為暫時假設較可能跨越變局；

掩蓋錯誤容易在變局中失敗；及早承認和修正較可能跨越變局；

身分完全依附體制容易在變局中失敗；保有專業、人格與體制外生活較可能跨越變局；

只會利用既有規則容易在變局中失敗；能在規則失效時重新定義問題較可能跨越變局；

成功後排除異議容易在變局中失敗；主動保留反對訊息較可能跨越變局。

真正能穿越脈絡的人，不是永遠最強的人，而是能夠放棄原有優勢、重新學習的人。

八、結論：成功既是證明，也是遮蔽

「脈絡內的贏家」最值得注意的局限，並不是他的成功虛假，而是成功的證明範圍有限：他證明了自己能在既有環境中勝出，卻沒有證明自己能辨認環境何時已經改變。

而且，成功愈大，愈可能遮蔽三件事：自己的優勢有多少來自制度配合；原有規則可能失效；過去的成功方法可能正是未來失敗的原因。

因此，變局中的真正分野，不再是原來的贏家與輸家，而是：一方只能依靠既有位置，另一方能在位置消失後重新組織能力。

傑克森與葛蘭之所以成為英雄，不是因為他們原來就是被埋沒的「全能強者」，而是因為他們具有一種日常成功者未必具備的能力：當舊規則突然消失時，仍能面對現實、重新判斷，並為他人承擔責任。

最危險的不是只在一種脈絡中成功；而是把脈絡賦予的成功，誤認成自己在任何世界中都必然成功。

傳統中國社會是專制體制社會，人們必須在狹窄範圍內學習規則或處世秘訣，因此，會有不少人因為特質不合，而難以成功適應那樣的社會，甚至成為典型的輸家。我們現在熟知的李時珍（本草綱目）、宋應星（天工開物）、徐霞客（徐霞客遊記），其實都是科舉考試中的敗將。發明活字版印刷術的畢昇，大概連科舉考試都沒機會參加。他們其實是菁英，但是，與主流社會的成功管道所需要的特質較不合。很可能有更多的人，都因為狹隘的管道而被犧牲，成為芸芸眾生之一，甚至還有更悲慘的下場。當然，也有些人變成像黃巢、洪秀全那樣的人物，為中國社會帶來巨大災難。

晚近的中國，隨著現代化的腳步，開啟了較多元的成功管道，也讓中國人的才智得到較多釋放機會。但是，話說回來，成功管道顯然還是非常狹窄，而且誤觸機關的可能性仍然很大。最近的許家印、任正非...等人的遭遇，又或者像馬雲、李嘉誠等人的鬱悶處境，都可能反映這種困境的存在。

習近平作為脈絡裡的贏家的贏家，卻可能同時扮演當代中國社會脈絡禁錮、收縮的主導者。而脈絡收縮，意味著可能的贏家會減少，而贏家們可能會樂於繼續收縮、固化這種狹窄、僵硬的脈絡。

開放社會才是中國應該的朝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