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岸議題的討論中，有一種常見的想法：既然主張台灣自主，甚至支持台灣獨立，就應該揚棄對中國的認同與關心；如果仍然關心中國，希望中國改革，似乎便表示心中還有統一的期待。反過來說，既然認為台灣應該走自己的路，就成了中國的「外人」，不應再管「人家」的事情。

這種想法看似直截了當，其實把幾個不同層次的問題混在一起：文化淵源、情感認同、政治歸屬，以及對人的關懷。

我認為，主張台灣自主，既不要求否認與中國的文化淵源，也不需要以對中國人民的冷漠為代價。一個人可以保留對中國文化的某種認同，關心中國人民的處境，期待中國走向自由民主，同時支持台灣保有自己的政治共同體與發展道路。這些立場可以建立在同一個原則上：尊重人的自由，也尊重人民選擇自身生活方式的權利。

文化淵源不能直接推出政治服從

「中國」這個詞，可以指歷史文化，可以指人民與社會，也可以指一個國家及其現有政權。如果沒有區分，很容易把對其中一者的認同，轉換成對另一者的服從。

欣賞中國文學，珍惜家庭記憶，關心中國親友，或對某些思想傳統抱持認同，都不等於願意接受中國現有政權的統治。文化上的親近，也不能直接證明兩個社會必須由同一政府治理。

文化淵源回答的是：我們從哪裡來，與哪些歷史和生活經驗有所聯繫。政治歸屬回答的則是：誰有權制定約束我們的法律？誰決定公共政策？我們能否批評政府、更換政府，以及共同選擇未來？

兩者有所關聯，卻不能互相取代。共同的文化背景，可以成為交流的基礎；它本身並不是統治權的證明。

承認台灣與中國之間存在深厚文化聯繫，也不意味台灣文化只能被放進單一的中國敘事。台灣的歷史包含原住民族、不同時期的移民、殖民經驗，以及與世界各地的往來。這些經驗共同塑造了今日台灣。承認其中的中國淵源，與承認台灣已經形成自身的社會生活，完全可以並存。

認同不必經過政治上的忠誠測驗

人的認同可以有多個層次。我們可以認同出生的地方、居住的社會、使用的語言，以及某些跨越國界的思想與文化傳統。這些認同不必全部集中到同一個國家，也不必具有相同的強度。

因此，支持台灣自主的人，不需要先證明自己已經清除所有中國認同。有人主要認同台灣，有人保留某種中國文化認同，也有人同時具有多重認同。只要尊重彼此，便可以共同生活，也可以共同支持台灣自主。

同樣地，沒有中國認同的人，也不需要補上一種中國認同，才有資格關心中國人民。

如果要求支持台灣自主者必須否認一切中國淵源，便把政治選擇變成了身分純化。如果要求具有中國文化認同者必須支持統一，則把文化感情變成了政治義務。這兩種要求，都壓縮了個人的自由。

我所期待的台灣自主，也應包含這樣的自由：人民能夠自行理解自己的身分，而不必接受任何一方所規定的認同標準。

關心中國人民，不等於接受中國政權

我反對中共的專制統治，並不因此認為中國人民不值得關心。恰恰相反，對權力的批判，往往包含對受其支配者的關懷。

政權與人民不是同一回事。批評政府限制自由，不等於敵視生活在那個制度下的人；反對以武力威脅台灣，也不等於希望中國社會陷入災難。

中國人民的思想與處境也並不一致。有人支持現有制度，有人心存疑問，有人努力爭取改變，也有人只希望平安生活。不能因為反對一個政權，就把所有人當成同一種政治意志的代表。

當然，關懷不表示免除批評。對於支持侵略、合理化壓迫或蔑視他人自由的言論，我們仍然可以明確反對。但批評應針對具體主張與行為，不宜把出生地或文化背景本身當成罪責。

我期待中國改革，是希望中國人民能有更多自由、尊嚴與選擇。這個期待，與我希望台灣人民保有自主權，使用的是同一套價值。

即使被視為「外人」，也不必停止關懷

「既然主張台灣獨立，就不要管中國的閒事」，還隱含另一個問題：難道人只有對自己的同胞，才有關懷的資格？

我們可以關心其他國家的戰爭、貧困與人權，也可以討論不同社會的制度。這種關心不要求我們先成為當地公民，更不要求把兩個國家合併起來。

必須區分的是關懷與支配。我們可以支持中國人民獲得自由，卻不能因此宣稱有權替他們決定未來；我們可以評論中國制度，也應願意讓自己的判斷接受證據與批評。

如果「外人」是指沒有權力替別人作主，我同意；如果它意味不得關心、不得評論、不得聲援受壓迫者，我便不能同意。

國界可以界定政府的管轄範圍，卻不應成為道德關懷的終點。

台灣自主，也關係到改革與發展的空間

我支持台灣自主，一個重要理由是拒絕接受專制統治。不過，自主的價值還可以從社會學角度進一步理解。

社會網絡能提供信任、合作與資源，也可能形成束縛。當資源集中於少數權力中心，當市場機會附帶政治服從的要求，當不同意見被視為背叛，身處其中的人便可能難以改變既有安排。

Granovetter 的嵌入性論述，提醒我們注意行動與具體社會關係之間的聯繫；這並不表示網絡必然有害，但有助於提出一個問題：某種關係究竟擴大了人的選擇，還是使人愈來愈難以自主？

運用到台灣，我所關心的，是台灣能否保有選擇制度、推動改革，以及建立多元國際連結的能力。如果公共生活被納入一個難以拒絕、難以退出的權力體系，發展方向就可能受到那個體系的優先順序支配。

因此，「面向海洋」可以有更深的意義：讓台灣有能力與不同社會往來，吸收不同經驗，避免把全部機會與未來繫於單一中心。

這不宜被解釋成島嶼必然進步、大陸必然落後。地理位置只是一項條件，制度、政策與社會行動同樣重要。台灣自身也存在派系、裙帶關係與利益固結；對外自主仍須配合對內改革，才能增加人民實際的自由。

自主不需要靠切斷文化聯繫來維持

新加坡可以提供一項啟示。它具有廣泛的華人文化背景，卻以自身的政治共同體與整體利益制定政策。其官方立場也明確區分族群淵源與國家身分：文化聯繫可以有助於交往，並不因此要求政治立場一致。

新加坡與台灣的歷史、規模及政治制度不同，不能直接互相比擬。但這個例子至少說明，文化聯繫與政治自主可以同時存在。

台灣也可以保留與中國人民的往來，閱讀中國文學，研究中國歷史，關心中國社會的變化，同時堅持自己的公共制度由台灣人民共同決定。

成熟的自主性，需要有能力選擇如何交往、如何合作，也有能力拒絕不願接受的安排。交流若以取消自主為前提，就失去了平等；自主若要求對他人的苦難冷漠，也失去了應有的人道內涵。

中國改革與台灣自主，各自有其價值

我希望中國改革，因為中國人民值得擁有更自由、更有尊嚴的生活。我支持台灣自主，因為台灣人民應能共同決定自身的未來。

這兩個願望，並不需要以統一作為共同終點。

即使中國將來民主化，兩岸仍可以在平等與自願的基礎上，討論不同形式的合作。民主化可以改善相處的條件，卻不能預先替台灣人民決定政治歸屬。共同的文化，也不能取消對方說「不」的自由。

對我而言，台灣自主所要維護的，是一個社會選擇自身生活的能力。對中國的關懷所要表達的，是希望那裡的人們也能享有同樣的能力。

我可以珍惜與中國的文化淵源，同時拒絕接受專制政權的統治；可以期待中國變得更好，同時希望台灣走自己的路。

兩岸可以有歷史上的聯繫、生活中的往來，以及對彼此的關心。這些關係若要持久而有價值，就應建立在自由、平等與尊重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一方必須服從另一方的要求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