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最近伊朗的混亂，我聯想到70年代高棉的悲劇。慨嘆之餘，我有個大膽猜想。這兩個國家的多數人民其實都很善良。但是，他們卻往往長期被惡劣政權統治。

關於伊朗，我看到的資料是他們已經被少數異族統治了幾乎達一千三百年。直到今天也還是這樣。那麼，他們為什麼缺乏較有力的反抗？ 我的猜想是因為缺乏對“制度”意義的想像與理解。他們可能相信，苦難是（個人）命運，是個人的罪疚帶來的結果。他們不能看到制度有可能是在個人善惡以外在起作用，而把不合理的制度視為必須接受的天命。總之，他們可能缺少要改造制度的集體意識。

有些人--通常是少數人--在制度的蹂躪下，可能做出絕望的反擊。但可能不是反擊、改變那個制度本身，而是破壞他能夠破壞的就近事物，包括他人的生命財產。這種行為可能帶來巨大的悲劇，但卻往往無改於制度的荼毒。 事實上，我認為中國的長期專制統治狀態，也有類似的成因：人民未意識到應該去改變制度、意識到問題的根子在制度。

以下我再試著就此做些較系統的討論。

一、問題的錯位：我們太常把悲劇，理解成「（個）人」的問題

每當我們談到伊朗、中國，或者歷史上的 紅色高棉，還有很多的落後國家，一個直覺式的疑問常常會出現：為什麼這些社會裡，多數人民其實並不殘暴、甚至相當善良，卻能被極端殘酷的政權長期統治？

常見的回答，往往容易落在三種方向：人民太軟弱、不敢反抗；文化有問題，天生順從；統治者太邪惡、太聰明。有時候，因為恨鐵不成鋼，我們甚至會惱恨地說那些人是有「奴性」。

但這些說法，都只看見「（個）人」，卻忽略了另外一個根本的問題思考層次——「制度」如何被理解、被遮蔽，甚至被「看不見」。這裡，首先有個概念抽象性的問題。「制度」是抽象的事物；它的作用也不是直接可觀察的。人們能夠看到的是一個個的人、他們的行動和行動的及身結果。制度的存在與作用，需要通過抽象思考。但是，一般人缺少這樣的訓練與習慣。而且，人們相信自己意識到、能思考到的因果解釋及與行動抉擇相關的結論。

二、核心概念：什麼是「制度盲」與「制度的不可見性」？

我在這裡先明確定義兩個關鍵概念。

「制度盲」（institutional blindness）指的是：由於人們對制度的存在與作用，往往難以直覺意識到，所以，人們在理解痛苦、不公與暴力時，習慣只從「個人道德、命運、好壞人」的角度思考，卻無法將問題指認為「權力配置、規則設計、問責機制」的結果。

「制度的不可見性」（institutional invisibility）則更進一步，是一種長期被製造出來的社會狀態：制度並非不存在，而是被宗教、意識形態、民族敘事、恐懼治理等方式遮蔽，使多數人難以把制度視為「可以被設計、被限制、被改造」的對象。

換句話說，不是人民不知道自己在受苦，而是不容易把痛苦「翻譯成制度問題」。人們的痛苦被歸因於天命、因果、罪疚...，而未意識到痛苦與問題性制度的系統性關係。

三、制度不可見性的五個關鍵機制

在長期專制社會中，制度不可見性通常不是靠單一因素，而是由多個機制共同運作。

1. 痛苦的個人化與命運化

苦難往往被理解為：命不好、自己不夠努力、前世因果、德行有虧。結果是：反省自己，而非審視規則。

2. 權力的神聖化或道德化

統治被包裝成神意、天命、革命正統、民族大義。一旦如此，質疑制度就被等同為道德敗壞或褻瀆。

3. 問題的人格化（找壞人、等明君）

結構性惡，被縮減為某些壞人太壞、某位領導人不夠好。政治想像因此只剩下「換人」，而非「限權」。人民總是期待某個明君到來，卻未關注制度的改變。事實上，中國歷史上改變制度的企圖往往遭遇最強烈的抵制。宋朝王安石的變法，就遭遇到頑強的抵制。王安石自己也被寫入歷史的奸臣傳部分。清末的變法，也以六君子授首做收。

4. 反抗的原子化（組織被破壞）

即使不滿普遍存在，但媒體、社團、工會、政黨等中介組織被瓦解，反抗無法累積為制度替代方案。

5. 恐懼的日常化

監控、告密、連坐、任意懲罰成為生活背景，人們學會把政治視為「高風險領域」，退回私人求生。

四、伊朗的例子：反抗頻繁，卻難以制度化

以伊朗為例，如果說它「缺乏反抗」其實並不準確。1979 年推翻王朝、2009 年綠色運動、2019與2022 年大規模抗爭。所以，反抗一直存在。

真正的問題在於反抗幾乎總是停留在情緒與犧牲層次，難以轉化為制度性替代方案。原因並不單是鎮壓，而在於伊朗的權力結構，將宗教、法律與國家正當性緊密綁在一起。最高權力位於不可競爭、不可完全問責的位置；安全部門與革命體系形成「平行國家」；統治被理解為神意秩序的一部分。

在這樣的結構下，人民可以反抗「惡行」，卻很難反抗「制度本身」。制度仍然被視為「不可替換的背景」。

五、中國的例子：高度制度化，卻同時完成「去制度化理解」

中國的特殊性在於它極度制度化，卻又成功讓制度在人民理解中「消失」。這是如何做到的？首先，它可能用「國情」「治理能力」取代制度討論；制度問題被轉寫為能力問題、執行問題、個別腐敗，而非權力是否可被限制、是否可被更替。

其次是高度資訊控制，阻斷公共理性累積。當討論空間被切碎，制度語言就難以形成共同詞彙。

再者，反抗往往被切割在日常恐懼中。多數人不是完全相信制度正當，而是學會「不要碰」。於是，痛苦被重新內化為個人命運，制度再次不可見。

六、高棉的例子：制度盲走向末日化的極端案例

1970年代紅色高棉造成的屠殺悲劇故事提供了另一個極端但清晰的警示。當社會無法想像制度設計，卻又承受巨大痛苦，反抗就可能走向道德純化與毀滅式革命。問題不再是制度如何設計，而是誰不夠純，誰該被清除。結果不是解構制度，而是建立一個更殘酷、不可質疑的新暴力機器。

我們可能會面對一種讓人感覺困惑的情況。平常遇到的高棉人，大多善良或拘謹。這些人怎麼可能會做出那樣的大屠殺悲劇？其實，這種違和的感覺，在很多落後國度都可能體會到。這裡的解釋主要就是（不合理）制度的作用及其不可見性所造成的結果。

七、結語

我以為，真正的悲劇往往不是來自人民太順從，而可能是他們未看見。

因此，這些社會的共同困境，不在於人民是否善良、是否勇敢，而在於制度被成功地從集體想像中抹除。當制度不可見，惡劣制度就得以自我再生。

而制度之所以不可見，可能是因為苦難被道德化、反抗被碎片化、革命被末日化；以及被系統營造出的因果敘事。

所以，讓制度、制度的問題性質變得可見，很可能是一切結構性改變的前提。

真正困難的，不是推翻某個人，而是讓人們重新學會把痛苦理解為制度問題。這需要公共語言、中介組織、限權與問責的想像，以及承認制度不是天命，而是人造之物。

在這個意義上，當人民看不見制度，再多的善良與犧牲，都可能被吞沒在悲劇之中。

當然，每個社會裡也都會有能夠意識到制度弊病的人；其中一些人會嘗試去改變既存制度。只是，很可能同時有更多人，因為習慣於既有制度（譬如專制體制），又未能意識到人民的痛苦與這些制度有關，所以往往會抵制嘗試改變制度的努力，包括去攻擊、傷害那些推動制度改變的人。從而，制度改變就常常難產，或者路走得極為坎坷、緩慢、悲劇性。

我深深希望，伊朗能夠盡快擺脫這樣、那樣的專制統治，走向民主、開放的社會。中國或其他社會亦然。

又及：
其實我也想順便討論「觀念」（包含「價值觀」）的不可見性及其影響。但是怕扯太遠，暫時還是算了。改日再試著做較系統的討論。

關於「制度的不可見性」，我也考慮是不是要用「制度遮蔽」或「制度隱蔽」這種詞，以凸顯是刻意要造成制度的不可見性效果，是一種意圖性的行動。不過，這畢竟是進一步的、引申性的涵義，會縮減概念的可指涉範圍。所以暫時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