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費心將中國從秦始皇至清朝末年2千多年來中國300個皇帝的名單完整列出，資料也包括每位皇帝的壽數。我對他們的壽命長短很感興趣，拿來做了一些平均壽命的粗略計算，這300個皇帝的平均壽命是39.5歲。https://blog.udn.com/chiag/131306702

在這300位皇帝中，能活到80歲的總共只有5位。這5位全部都是比較有名的皇帝。依序是南北朝梁武帝、武則天、宋高宗、元世祖、清高宗乾隆（壽數最高的中國皇帝，活到89歲）。

看起來，能夠成就功業，需要體魄強健。大體上開國皇帝相對比較長壽，而朝代後期的皇帝往往比較早夭。

我們或可拿英國歷代的國王做些比較。英國君王（英格蘭＋大不列顛）以 1066 年諾曼征服之後（較有制度連續性）到近代為範圍，君王數約 40–42 位，平均壽命：約 55～58 歲，很多活到 60、70 歲以上，被殺、被逼死的比例極低。

另外，法國國王的資料如下。法國自卡佩王朝到波旁王朝，君王數約 60 位，平均壽命約 50～52 歲，中世紀早期略低，但近世拉高不少。其中被刺殺、暴力死亡者有，但比例仍不高。

再以西班牙為例。西班牙君王自哈布斯堡到波旁王朝，君王數約 30–35 位，平均壽命約 50 歲左右。到近世同樣明顯拉高。

從以上粗略的比較來看，中國歷代君主的平均壽命明顯偏低。這個現象或許不是偶然，也可能不只是醫療條件的差別所造成，而可能與政治體制性質有關。

若僅從被統治者的角度觀察，極權或高度集權體制的問題，似乎主要體現在壓迫、剝奪與不公。然而，這樣的觀察其實仍是不完整的。事實上，權力過度集中的結構，首先反噬的，往往正是掌權者自身的道德穩定與心理安全感。

以上述歷代君王壽命為例，中國歷代皇帝的平均壽命約為三十九歲，顯著低於英國自諾曼征服後君王約五十五至五十八歲的平均壽命。這一差距，並不宜草率歸因於醫療條件的落後，因為兩者在前近代長時間內皆處於高死亡率社會。更合理的解釋，是必須回到權力結構所製造的心理壓力密度。

在高度集權體制中，最高統治者並非只是「權力最大者」，而是責任無法分散、風險無法卸載的終極承擔者。政策失誤、天災人禍、財政困窘、軍事失利，最終都會回流到個人身上，並轉化為對其正當性的質疑，甚至對其生存本身的威脅。在這樣的結構下，政治壓力不再只是角色壓力，而是一種存在性壓力：不是「是否能統治得好」，而是「是否還能活下來」。

這種長期、無出口的存在性壓力，會對掌權者的心理狀態造成深層侵蝕。首先，它破壞的是道德自洽性。當一個人必須反覆動用暴力、清洗與恐怖，來維持自身位置時，他不可能再透過穩定的道德敘事來理解自身行為，而只能不斷進行自我合理化。這種合理化一旦無法獲得外部制度的確認與限制，便容易走向封閉與偏執。

其次，它侵蝕的是基本的心理安全感。在缺乏制度性退場與卸責機制的情境中，任何親近者都可能成為潛在威脅，任何沉默都可能被解讀為陰謀。這使得統治者難以建立長期信任關係，也難以真正進入低警覺、可休息的心理狀態。慢性高度警戒，並非偶發情緒，而是一種結構性心理耗損。

太平天國諸王的集體早逝，正是這種結構的極端呈現（洪秀全50，洪天貴福15，楊秀清33，蕭朝貴32，韋昌輝30，石達開32，陳玉成25，李秀成41）。在缺乏制度穩定性、合法繼承與責任分工的情境下，權力幾乎只能透過內部清洗來維持。結果並非只是「殘酷統治」，而是統治者彼此之間快速耗損、心理崩解與互相毀滅。這並不是個別道德缺陷的偶然累積，而是權力結構在高壓狀態下的必然結果。

也許這裡還可以順便提一下曾國藩。他是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首功之臣。但是，隨後他卻陷入極度的危疑震撼危機之中，所謂功高震主，這在專制體制下也會成為生存危機的成因。還有一個更極端的例子，一位率先殺入天京的湘軍將領李臣典，雖然戰功彪炳，卻也屠殺甚烈，在攻入天京後不久即病逝。這些事例，多少能反映出，在專制集權統治下，不論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心理都很難維持平和、穩定。

從以上的討論角度看，高度集權體制的病理性，並不只體現在它對社會造成的傷害，也體現在它對掌權者自身心理穩定的系統性破壞。這也意味著，一個制度若必須依賴個人承擔全部風險、全部仇恨與全部責任，它終將培養出既不安定、也難以自洽的統治者。

換言之，權力過度集中所造成的，並不是「強者的安穩」，而是一種持續緊繃、缺乏退路的生存狀態。這樣的結構，既無法孕育穩定的公共秩序，也難以容納真正心理健康的掌權者。

當權力無法制度化，統治者便不得不以心理與道德的自我撕裂，來換取短暫的政治存續；而這，正是高度集權體制最深層、也最不願被看見的病識感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