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田先生這一輪回應，進一步把爭論推向三個核心主張：專業權威只能存在於「過程」，不能凌駕於「結果判斷」；民主的有效前提，是大多數人「本能理解並接受」相關制度；紅色高棉不是制度盲的極端，真正的極端是無政府狀態。

這三個主張，看似都在捍衛「常識」與「民主」，但實際上，它們各自都混淆了不同層次的問題。

一、常識可以「選擇結果」，但無法「評估結構」

藍田先生以買電腦為例，認為一般人不需要專業權威，也能判斷結果好壞。這個例子在「消費選擇」層次是成立的，但它恰恰不適用於制度問題。因為制度不是一個「立即可驗證的商品結果」，而是長期運作的結構、是延遲顯現後果的機制，涉及誘因、路徑依賴與不可逆成本的系統。

今天用常識覺得「這套制度順眼、有效」，往往是在 10 年、20 年後 才付出代價。這正是為什麼：多數人能用常識選電腦，卻無法用常識預測金融危機，也無法用直覺判斷權力集中何時會反噬社會。

制度不是商品，民主也不是即時回饋系統。

二、「專業不能凌駕常識」≠「常識足以理解制度」

藍田先生強調專業權威不能凌駕於最基本邏輯與常識之上。這句話本身我並不反對，但接下來偷偷加入了一個並不成立的推論：因此，常識足以對制度進行民主監督。這正是關鍵錯誤。

民主監督從來不是「我覺得不對，所以它一定不對」，而是建立在可理解的制度語言、可追責的程序、可檢驗的結構假設之上。否則，歷史上所有民粹政治都可以自稱為「常識民主」。

三、制度理解的「門檻」，不是權威壓制，而是複雜性的事實

我從未主張「專業可以否定常識」，我主張的是制度問題本身確實比日常生活問題更難。這不是菁英立場，而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現實。否認這一點，才是真正危險的事情，因為它意味著所有制度問題都可以被情緒裁決；所有結構警告都可以被視為「想太多」；所有長期風險都可以被短期滿意掩蓋。這不是民主，這是去制度化的群眾裁決。

四、「被大多數人接受」是結果，不是判準

藍田先生說：現在憲政制衡等觀念已經是大多數人能接受的，所以前面的說法沒問題。這裡再次出現一個時間順序顛倒的錯誤。制度不是因為「先被多數人接受」才成立，而是因為經過長期制度化、透過實踐證明其必要性，才逐漸成為「常識的一部分」。若把「是否被多數人接受」當作事前判準，那麼任何新的制度修正，在尚未成為常識之前，都會被直接否決。這正是民主自我停滯的機制。

五、紅色高棉與無政府狀態：這種說法其實無意中支持了我的論點

談到紅色高棉，藍田先生說：制度盲的極端是無政府狀態，而不是紅色高棉。但請注意，我從未說紅色高棉是「制度歸零」。我說的是：它是否定制度、敵視制度的政治型態。

紅色高棉不是無政府，而是以否定制度之名，建立最赤裸、最不可制衡的暴力秩序。這正是制度不可見化的極端形式之一。

換言之，無政府狀態與極端專制，並不是對立面，而是同一條軸線的兩端。

六、真正的分歧點

我們的爭論真正的分歧點在於：是否承認制度運作的理解本來就不能完全交給「直覺與常識」？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制度批評永遠是多餘的，結構警告永遠是杞人憂天，民主只剩下情緒裁決。而這正是我所說的「制度不可見化」。

七、結語

民主不是常識的自信，而是對複雜性的謙卑。我要強調：民主不是要求人民變成學者，但民主要求社會承認有些問題真的很難。否則，「常識」就會被神聖化，而制度會在掌聲中慢慢失效。

如果這被稱為「學術傲慢」，那我寧願說：真正危險的，從來不是承認理解有門檻，而是相信世界不需要被費心去「理解」。

藍田先生這一段回應，看似在為「民主」辯護，實際上卻混淆了三個本來就應該嚴格區分的層次：政治領導人是否是學者、學術理論是否必須被所有人接受、以及社會是否需要制度理解能力。

容我逐一說明。

一、指出「需要社會科學理解」≠ 要求「政治領袖都是學者」

藍田先生問：歐美民主國家的總統總理，有多少人受過社會科學訓練？

這是一個典型的錯位反駁。我從未主張政治領導人必須是社會科學家、民主必須由學術菁英統治。我說的是另一件事，而且是完全不同層次的事情：一個社會若普遍缺乏對「制度如何運作」的理解能力，就極易陷入制度不可見化。

民主政治從來不是靠「總統一個人懂制度」，而是靠整個社會至少能分辨：人的好壞 vs 制度的好壞；情緒動員 vs 結構設計；成敗事件 vs 長期機制。

這不是菁英統治，而是現代公民社會的最低認知門檻。

二、把「專業理解」說成「學術傲慢」，其實是制度盲式的防衛

藍田先生把「沒有受過社會科學訓練的人，往往用日常常識理解制度問題」這個描述，解讀為「自視高人一等」。但請注意：這句話描述的是認知限制，不是人格高低。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沒有受過醫學訓練的人，用生活經驗判斷癌症；沒有受過工程訓練的人，用直覺評估橋梁安全。

指出這種限制，叫做專業分工，不是傲慢。

只有在一個長期制度不可見的文化中，「結構性理解的差異」才會被本能地翻譯為「人格優越」。

三、「學術理論必須被大多數人接受」本身就是反民主的誤解

藍田先生說：無法讓大多數人接受的學術理論，本身就帶有反民主傾向。這句話在邏輯上極其危險。如果成立，那麼，憲政制衡、少數權利保障、司法獨立、違憲審查，在歷史上幾乎都不可能誕生，因為它們在初期從來不是「大多數人本能理解或立即接受的」。

民主不是「多數人覺得順眼就對」，而是用制度保護人類免於多數衝動本身的傷害。

四、「平凡人做平凡事」≠ 拒絕制度思考

我完全同意一句話：民主的日常運作確實依賴「平凡人做平凡事」。但這句話的前提是：這些平凡人所行使的權利，運作在一套高度制度化、可制衡、可修正的結構之中。否則，「平凡人做平凡事」在歷史上最常見的結局不是民主，而是群眾動員、多數暴政、民粹政治、情緒政治。

這正是社會科學存在的原因。

五、把馬克思主義失敗，轉化為「反學術」，是偷換概念

藍田先生以馬克思主義與李遠哲的教育改革為例，試圖證明「學術象牙塔無效」。但這裡恐怕至少犯了兩個錯誤：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不在於「太學術」，而在於否定制度制衡；教育改革失敗，不能推出「制度理論無用」，只能推出「制度設計錯誤或執行條件不足」。

用失敗的理論否定「理論本身的必要性」，就像因為某座橋倒塌，主張人類不該再學結構工程。

六、真正的分歧點在於：要不要承認「制度理解有門檻」？

這裡的爭論其實可以濃縮為一句話：我們是否承認理解制度運作本來就比日常生活常識更困難。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所有制度問題都可被簡化為道德直覺；所有專業分析都會被視為傲慢；所有結構批評都會被說成反民主。而這正是我所說的「制度不可見化」。

七、結語

我這種意見並不是菁英主義，而是對民主的最低敬意。

最後我要清楚地說：我從不主張「學者統治民主」。我主張的是：民主值得被認真理解，而不只被情緒擁抱。

指出理解門檻，不是為了排除人民，而是為了避免人民在看不見制度的情況下，反覆承擔制度失敗的代價。

如果這也被稱為「學術傲慢」，那麼我們真正該擔心的，不是學術太傲慢，而是社會已經不允許任何結構性的自我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