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近期因為藍白的一些動向引起各界注意，也似乎有激化社會對立的可能。我當然關心這種社會對立化的問題，而也對涉入極深的台灣外省人的處境和認同心態問題有所思考。以下是我的一些初步想法，謹與大家分享，也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引出更有積極意義的思路。

談論台灣外省人的處境，往往容易滑向簡化的道德分類：親台或親中、開明或保守、進步或反動。但若只停留在立場標籤，反而會遮蔽一個更深層、也更不舒服的問題——許多外省人的認同困境，並非源於立場錯誤，而是源於一種尚未完成的心理與政治成熟。

一、外省人不是一種人，而是一種「未完成的遷徙狀態」

首先必須承認：外省人從來不是一個同質群體。

有人早已深度本土化，對台灣懷有真實而不需要交換條件的情感；有人始終態度曖昧；也有人逐步將情感與政治投射轉向對岸，並形成穩固而堅硬的立場。這些差異，並非由血緣或出身決定，而是取決於如何處理一段被迫中斷、卻從未真正結束的遷徙經驗。

1949 年來台的外省人，並非典型移民。他們不是帶著「落地生根」的準備而來，而是被要求相信「這裡只是暫時」。這種被制度化的過渡感，深刻影響了後續幾代人的認同結構。

我大膽猜想，不少外省人，即使是外省第二、三、四代，都還是懷抱某種程度的失根的失落感覺。這會讓人感覺不舒服，也會因此急於擁抱，急於找到真正的歸屬感。

二、一定要被擁抱：一種未被消化的安全焦慮

不少外省人內心深處，存在一個強烈但未必自覺的需求：必須被某個整體完全接納，才能安心地存在。於是，世界被簡化成兩個想像中的母體：台灣社會與「祖國」。

當台灣社會未能給出他們期待的理解與溫柔時，這份落差很容易被解讀為「敵意」；而對岸所提供的宏大敘事、成就展示與表面友善，則成為一種情感補償——一個不質問、不要求、不逼人面對歷史重量的擁抱。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的一些表現，就讓我覺得她是在急於尋求擁抱、尋求歸屬。這種急切，表現為她政黨認同的游移，與關於認同議題的大聲吶喊。而她獲得當選黨主席，或許意味著有不少人也在尋找類似的歸屬感。

能夠融入本土的那些外省人（不管是第幾代），心態上很可能較篤定，較少認同與歸屬感的困惑。而未能融入本土的另外那些人，困擾很可能較嚴重。我不免會想，是不是當初住在竹籬笆裡的軍眷子弟，特別不容易融入本土，認同困擾也特別強，而也更可能朝向期待得到「祖國」的擁抱呢？

問題可能主要不在於究竟應該選擇哪一邊，而在於：人為何如此迫切地需要被擁抱？

三、關於省籍情結的融化與「已經夠了」的錯覺

藍綠對立，背後其實還是關乎省籍情結這個老問題。雖然是老問題，但是，問題很可能並未完全化解，而只是逐漸轉化，發展成為藍綠對立的問題。

藍綠對立態勢的形成，很可能與藍營不滿被綠營排斥或歧視有關。但是，綠營排斥或歧視的對象原本主要是外省人和國府人員，那是省籍情結，是關乎二二八、白色恐怖等過去的悲劇。

過去的悲劇，帳要算到什麼時候？怎麼不能放過呢？為什麼不能拋棄這種省籍情結呢？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悲劇，當然是重要的心結所在。而事後的處理與詮釋是否得當，同樣也很重要。外省人偏向認為，大家應該拋棄心結，和衷共濟。所以，如果仍然懷抱心結，那就是有心結者的問題。但是，這裡可能有某種認知偏誤：把理解當成結算權。而這種心態可能也是最容易導致失焦的地方。

不少外省人會形成一套自洽邏輯：我知道台灣發生過二二八...的悲劇，我也理解歷史的不幸，但是政府也已經道歉、補償了，那麼，事情是否應該「到此為止」？

問題在於，這種態度無意間將「理解」轉化為「裁決權」。但歷史創傷從來不是由他人來判定是否已被療癒，而是取決於受傷社群是否感受到尊嚴被修復、話語權被承認。

當有人說出「你們還要什麼？」時，本省人聽到的往往不是理性，而是一種邊界劃定：你的痛苦已經超出我願意承擔的範圍。更重要的是，本省人可能會覺得：我們曾經承受的痛苦，哪裡是這麼輕易就可以化解得了的？

省籍情結問題現在當然已經不那麼顯著了，也很少人再提到「省籍情結」這樣的說法。但是，它卻可能像是藏在瘡疤裡面仍未癒合的傷，繼續影響族群之間的關係。重要的是，作為希望得到擁抱的外省人族群，未必能夠充分體會對方的傷痛，而只感覺到自身被不公平或不友善地被對待。對立情緒於是升溫。有些人因此在對岸尋找溫暖，並且似乎也真找到了所希望的溫暖。

四、兩頭落空，並非全然是他人的責任

有些人在對岸找到了想要的認同感、歸屬感。但是，也有些外省人最終卻感到「兩頭不是人」：在台灣感到被質疑，在對岸又只是被工具性地歡迎、刻意的籠絡。

但若只將這種失落歸咎於外在敵意情境，仍然不夠誠實。更深的原因也許在於：始終把認同建立在「他人是否給予擁抱」之上，這本身就是一種不穩定的姿態。

成熟的政治與文化主體，必須能承受不被完全理解、不被立即原諒、不被無條件喜愛，而仍然選擇留下，承擔此地的歷史重量，與他人共享一個不完美、卻真實的共同體。

五、海外外省人：距離讓幻覺更容易成立

對移居海外的外省人而言，距離往往放大了某些情緒：對台灣的失望容易被簡化為是對方「排外」；對中國的想像則因缺乏日常摩擦、甚至是刻意籠絡而被美化。這使得某些人得以站在免責的位置上，一邊不必承擔台灣的歷史張力，一邊卻對台灣社會的選擇指指點點。這種姿態，本質上是一種去責任化的認同。

具體來說，事情可能顯得有些荒謬：有些自己已經拿了美國籍或其他國籍的華人，痛斥台灣人竟想從中國獨立出去。身為有外國人身份的華裔，他們對中國的統一大業仍然非常投入，既懷抱熱情，也不吝於對背離統一大業的主張做出道德批判。至於追求統一，究竟是否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似乎仍然缺少完整、深刻的思考。即使人在海外，相關思考仍然不足，而更多是情緒的自然朝向。

六、結語

我是個年逾七旬的外省第二代，也曾經是泛藍長期的支持者。不過，我大概屬於高度本土化了的外省人，也因此，我並不會有認同感上的困擾。我比較會困擾於對岸的積極統一意圖，以及台灣某些人對統一運動的積極配合。

其實，我也不是狹義的獨派。統獨對我而言比較是工具性的意義。我的理智告訴我，對台灣的發展而言，獨立發展是較有利的途徑。而且，台灣獨立發展，對中國大陸也未必不利。事實上，過去的台灣就是獨立發展的狀態，而對中國大陸實際上也起到幫助作用。

我以為，融入在地，是自然不過的趨勢。逆向操作，只會造成各種困擾問題。重點是我們不需要尋找完美的母體。

台灣外省人的真正困境，或許並不在於被誰排斥、隔閡，而在於自己是否仍然渴望一個能讓自己免於面對歷史、責任與他者痛苦的「完美擁抱者」。

但政治成熟的起點，正是在於放下這個期待。不再要求被原諒，不急著被理解，不把他人的傷口視為對自己的指控。

而是平靜地說出一句話：「我在這裡，不是因為你完全接納我，而是因為這裡是我選擇承擔的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