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系列批判中共，乃至批判傳統中國文化的論述中，晚近也加入了我對台獨主張的同情論述。但是，即使是在我表示同情台獨主張以前，我就已經遭到一些粉紅（當然也有五毛）的持續攻擊。我猜測，對這些攻擊我的人，他們之所以自居有正當性大概主要是基於其「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而較少是出於對中共的價值肯定---雖然有些人似乎也有這種心態）。我則成為他們眼中的「漢奸」之流，而在道德、人品上受到否定。

我其實之前也針對這種中國民族主義立場做過一些討論。不過，顯然批評、攻擊我的人不為我的言詞所動。我只好試著再對「中國民族主義」做出更完整的相關討論。這裡，我加上「廣義」兩字，意思是，從「中國人的我群中心思維」出發的態度傾向都可以歸為廣義中國民族主義。也就是說，好比在清朝以前，我們很難說確切有個「中國民族」（或中華民族），但是，不宜說那時候就完全沒有「中國民族主義」。只是，當時「中華民族」這個概念尚未輪廓清楚地展現出來。

在現代中國語境中，「民族主義」是一個既熟悉又矛盾的詞語。它既能喚起中國人保家衛國的熱情，卻也常被用來壓制異見、製造敵意，甚至成為政權合法性的遮羞布。若我們不僅從政治學定義出發，更將之擴大至一種「民族情懷」或集體心理結構，那麼這種廣義的中國民族主義，實際上融合了歷史創傷記憶、文化自尊與「我群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等多重因素。這種情懷，雖有其歷史功用，卻也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中國社會內在停滯與外在對抗的根源之一。

一、 民族主義的歷史功能：從救亡到建構認同

在晚清與民初，民族主義作為一種反抗外來侵略、重建國族尊嚴的力量，確實扮演過積極角色。無論是孫中山提出「民族主義」以反對滿清與列強瓜分，抑或五四運動中的「愛國救亡」呼聲，都是在一個極端弱勢的歷史境遇中，透過強化集體認同來尋找抵抗力量。在這種語境下，民族主義並非壞事，而是對內團結、對外反抗的一種策略性動員。

到了中共建政初期，「中華民族站起來了」成為重要的敘事框架，藉以強化新政權的合法性。更進一步，改革開放之後，民族主義再次被重提，以抵禦西方價值觀輸入所帶來的體制挑戰。這種轉化，使得民族主義從原先對外的「救亡論述」逐漸內化為一種文化自我中心與認同強迫。

二、 民族主義的沉重代價：排他性、自我封閉與暴力正當化

然而，正因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角色太過沉重，它逐漸從一種「戰略思維」變成一種「結構性偏執」。最顯著的後果，就是它喪失了對「差異」與「多元」的包容能力。這裡的差異，不只是族群、語言或宗教，更包括意識形態、制度選擇，甚至價值觀的多樣性。

在這種思維下，任何不認同「中國夢」、不效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甚至稍微質疑「祖國偉大」的人，便會被貼上「漢奸」、「精日」、「台獨」、「港獨」、「分裂主義者」的標籤。於是，道德與政治的界線被模糊，「忠誠」凌駕於事實與理性之上。「你不是中國人」不再是單純的身份判斷，而是一種道德審判——是一種將他人排除於「正義我群」之外的行動。

更嚴重的是，這樣的民族主義容易滑向「他者妖魔化」與「仇恨正當化」的危險道路。針對外國，這體現在對美日歐等西方民主體制的不信任與貶抑；針對內部，則是對新疆、西藏、香港與台灣等地的極端壓制。這些都不是單純出於「國家安全」的考量，而是在潛意識中認為「統一」與「認同一致」是民族存在的前提。

三、「我群中心思維」：中國民族主義的文化根基

中國民族主義的深層心理結構，其實是根植於中國文化中的「我群中心思維」。這種思維模式的特徵是：以自己所屬群體的利益、經驗與情感作為一切評價的出發點。對外，它造成對異文化的排斥與蔑視；對內，它造成「我們」與「他們」的尖銳分裂，對於群體內部的異議聲音充滿敵意與不信任。

在此背景下，很多中國人未必是真心支持極權統治或壓迫行動，但卻基於「護我群」的衝動，選擇沉默甚至附和。民族主義與我群中心思維的結合，使人們更關心「我們的臉面」而不是「他者的苦難」，更在意「國家主權」而不是「個體尊嚴」，更容易容忍暴政，只要它是「我們這邊」的暴政。

四、 民族主義如何傷害中國的現代轉型？

這樣的集體心理機制，對中國的長遠發展產生了深刻障礙。

壓制自由思辨與制度改革的空間：一旦與西方民主、自由、人權掛鉤的詞語被民族主義視為「西方文化入侵」，改革就被貼上「賣國」或「崇洋媚外」的標籤，理性討論與制度創新空間大大壓縮。

扭曲歷史教育與集體記憶：民族主義常常要求人民對過去保持一致的榮耀感與被害感，導致對歷史悲劇（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六四）難以誠實面對。長期以往，民族主義不是讓人民「記住歷史」，而是讓他們「只記某些歷史」，甚至是「只記住以某種觀點寫下的歷史」。

遏止多元社會的發展：在一個人口超過十億、文化與族群極為多樣的國度中，民族主義若與「單一認同」綁在一起，勢必造成對少數族群與邊陲地區的壓制與強制同化，埋下深遠衝突的種子。

五、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後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的確曾經是一種時代的需要，但今日的中國社會，若要真正走向成熟現代化，就不能再停留在民族主義的框架中打轉。我們需要的是一種新的公共倫理，它超越族群與國族，強調普遍人性、尊重差異、鼓勵反思、擁抱制度與價值的多樣性。

這並不是「不愛國」，而是認清「愛國不等於盲目」。一個真正偉大的民族，不是靠口號堆疊出來的榮耀，而是願意誠實面對自己過錯、願意承認他人的苦難、願意容納不一樣的聲音、願意不再只問「我們的臉往哪擺」，而是問「我們的良知何在？」

六、 中國民族主義與「被害者情結」的糾纏

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與近代「被侵略—被侮辱」的歷史密不可分。從鴉片戰爭、八國聯軍到列強割地賠款，再加上「東亞病夫」的文化羞辱與清末國力崩潰的記憶，使得中國集體心理長期處於一種創傷後的補償狀態。這種「歷史受害者」心態，雖然在初期有其動員作用，能凝聚集體意志以擺脫屈辱，但長期而言卻容易固化為一種「我們永遠是被欺負的」的世界觀，進而削弱自我反省的能力。

這類情結最常見的展現形式是：「我們有錯，也是因為你們逼的」，或是「我們有錯，但西方也不乾淨」。它讓人們習慣性地將批評視為攻擊、將內部問題視為外部陰謀，進而使民族主義淪為情緒宣洩的渠道，而非理性重建的契機。更甚者，這種「永恆受害者」心態還可能為國家暴力提供正當性：既然我們一直被壓迫，那麼我們也可以合理地去強化控制、反擊批評，甚至打壓異己。

七、民族主義如何妨礙制度改革與法治建設？

民族主義對制度改革最大的阻力，在於它讓政治正當性依附於「民族利益」與「國家尊嚴」，而非制度本身的合法性與效率。當一個國家將「民族榮耀」置於一切之上，制度上的缺陷就不再被視為需要修補的問題，而是「敵對勢力借題發揮的藉口」。這使得制度改革變得極為困難，任何批評都可能被貼上「破壞民族團結」的標籤。

以法治建設為例：一個真正的法治國家，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行為需受制於法律規範。但在民族主義操控下，這種平等與限制被視為「削弱國家力量」。當民眾的情緒被引導去容忍甚至支持執政者「為了民族利益」而踐踏法治、限制自由時，改革就被延宕，威權就被合理化。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當代的制度僵化、司法不獨立與公民社會的弱化，並不僅僅是政權的問題，也是一種深植民族主義心理下的結構性困境。它表面上是「強國夢」，實質上是「不敢面對真相的民族自卑夢」。

八、台灣經驗：如何在文化認同中超越民族主義？

台灣的經驗提供了另一條可能的路線。在歷經多重歷史交錯後，台灣人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意識：一方面深受中國文化滋養，對唐詩宋詞、儒道釋哲學甚至中醫、書法仍有認同；但另一方面，台灣人卻逐漸學會將文化傳承與國族忠誠區分開來，理解「文化的中國」與「政治的中國」是可以切割的。

這並非否定中國文化，而是一種超越式的擁抱——在保留文化底蘊的同時，追求民主制度、人權價值與普世倫理。對許多台灣人而言，「我們是使用漢語的人」、「我們熟悉中國歷史」，這些都不妨礙我們追求一個開放、多元、法治的社會。這正是超越民族主義的起點：認清文化傳統不等於國族忠誠，認同血緣不等於背負祖國命運。

這種區分能力，是許多中國民族主義者難以接受的。他們要求的是「你若自稱中國人，就必須服膺中共的統一大業」；但台灣人逐漸明白了：我們可以有中國元素，卻不必被中國民族主義綁架。

台灣確實也有些獨派人士，傾向拒絕承認台灣的中國元素，想要徹底否認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否定中國文化的任何正面意義。他們不必要地採取了反中的立場，並且因此加倍激化兩岸的敵對意識。不過，這些人畢竟只是獨派中的一部分，而且，他們的過激態度很不可能具現為對中國的具體攻擊行動。進一步說，他們的這種過激情緒，其實主要不是源於日本殖民者的教化結果，而是戰後與中國大陸來的群體實際接觸後產生的態度，還有就是與中共打交道後的結果。

九、結語

台獨主張，和中國民族主義可說是完全對立的立場。事實上，兩者很可能互相激盪、增強。中共越宣揚中國民族主義（及衍伸的統一主張），台灣就越傾向主張台獨。當然，台灣越主張台獨，中共也越要宣揚中國民族主義。雙方都可能陷入某種激情狀態。最後，恐怕很難免於武力對決。而武力對決對雙方都可能造成嚴重傷害。台灣固然很難落到好處，中共也有可能因此失去執政政權，甚至整個中國也可能再度陷入混亂狀態。此刻，中共積極準備對台灣進行武統軍事行動，這是災難，更是悲劇。遺憾的是，這就好像清末的太平天國故事，在慘烈的戰爭與屠殺後，歷史上記錄的還是：「中國」在這場內戰中損失約近一億人口。這是何等慘痛的悲劇，而這是誰的悲劇呢？歷史上記錄的還是「中國人」的悲劇。只是，中國人好像很能夠快速丟開這種悲劇故事；或者說，就只當作故事來訴說，一個和「我們」早已經無關的故事。

中國民族主義，作為一種「偉大」的集體情緒，很可能最後卻是用來屠殺廣義上同樣是中國人中的一群，是生活得較富裕、較自由、較幸福的一群，只因為他們不肯服從狹隘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要求。

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中國民族主義其實嚴重阻礙了對中國社會的深入檢討。中國也就一直只能做最有限的改革，甚至是誤導性的變革。我以為此刻的中共就朝著這種方向在發力。即使有人有高瞻遠矚的眼光、氣魄，奈何會被打為漢奸、公敵…，或者被不明不白地除掉。中國人必須先揚棄狹隘民族主義思想，才能回到真正開放性的、理性的改革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