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歷史中的「己亥年」似乎總與重大災難密切相連。1839、1899、1959、2019，四個己亥年，分別標誌了鴉片戰爭、義和團之亂（與八國聯軍）、大躍進災荒（與文革），還有最近的中美衝突與新冠疫情。

在這些重要的轉折點上，災難的直接原因各不相同，但若深究背後邏輯，卻都顯示出一個共通的態度問題：當政權面對危機時，往往採取不誠懇的處理方式——逃避問題、拒絕負責、轉移矛盾、粉飾太平。這種制度性的不誠懇，不僅延誤了解決問題的契機，反而讓問題擴大，最終造成更大的社會傷害，乃至國恥。

一、1839年：鴉片戰爭與清廷的兩面態度

1839年，林則徐在廣州查禁鴉片，成為中英鴉片戰爭的導火線。表面上看，是中國維護國民健康與國家主權的正義行動，但背後卻有著政策搖擺與外交無能的深層問題。清廷前期由耆英、琦善主導對英事務，常採「陽奉陰違」之術，一邊對英人示好，一邊又暗中對抗，既不正面協商，也不明確立場。而林則徐的禁煙手段則過於剛猛，缺乏外交斡旋，無視當時國際秩序與實力對比，也未考慮英方反應，最終將中國推入戰爭。這一切，反映的正是清廷在處理重大危機時的態度缺陷：缺乏誠懇、穩健的立場，只想以權術迴避衝突，卻因自欺欺人反而加劇災禍。

鴉片戰爭常被稱為近代中國第一次遭遇不平等條約的歷史轉捩點。人們往往強調它如何破壞了中國的領土主權、司法主權與關稅自主，打破了傳統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為中國人帶來恥辱與仇恨的記憶。但事實上，這場戰爭同時也打開了「西風東漸」的大門。今天回望，中國近代最早出現現代化契機與城市繁榮的幾個地區——上海、廣州、香港——是否都與西方勢力的介入密切相關？我們也不妨進一步思考：如果沒有西風的衝擊，中國是否仍會長期停留在纏足、八股、跪拜等文化與制度的桎梏中？

值得一提的是與第二次鴉片戰爭有關的地方大臣葉名琛。他曾有戰功，也以勤政著稱，但在與英軍交涉時，為了維護「天朝大國」的面子，態度傲慢、不誠懇；對內則殺良冒功，以示強勢。結果不僅誤判形勢、錯失外交空間，最終更被英軍逮捕押送印度，囚死異鄉。他並未獲得國人的同情，反而被譏為「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六不大員，成為一種歷史反諷。

葉名琛之錯，不僅在判斷失誤，更在於無法誠實面對問題。他對內粉飾太平，對外卻又逞強做態，終致內外交困、貽誤時局。

之後的張佩綸，在處理中法越南爭端時同樣陷入重重掣肘與誤判，也遭遇外交失敗，受到輿論羞辱，終身抑鬱寡歡。他與葉名琛一樣，其實都面對著相似的制度性困局——當時中國官場普遍缺乏誠懇、務實的態度。上下講究面子、避重就輕，推諉卸責，難題無人正視、無人共擔。少數被推上檯面負責的官員，往往孤立無援、腹背受敵，最終只得「一籌莫展」，陷入失敗的循環。

這些歷史人物的悲劇，不只是個人的悲劇，更是整個政治文化的不誠懇體制下的必然產物。

二、1899年：義和團之亂與轉移責任的國策

十九世紀末，天災頻仍，民不聊生。原本起於民間扶乩求神的義和團運動，迅速演變為大規模排外暴力。清廷本可趁機撫民整頓，修補內政，卻反其道而行，將義和團視為「可用之兵」，引導仇恨對準洋人，希圖以「攘外」來維穩政權。這種將內部危機外部化的策略，雖短期內似有成效，但最終引來八國聯軍之禍，北京陷落，簽下屈辱的辛丑條約。清廷對內政的失敗不願誠實面對，對民亂不敢直接治理，反而利用迷信與民族情緒轉移視線，這種逃避責任的治理態度，正是導致國難的根本。

然而，這場民間運動之所以能迅速擴大，除了政權默許與利用之外，也與底層社會自身的態度問題密不可分。當時對西方傳教士與教會的種種惡行指控，如「教士挖嬰取丹」、「洋人吃人不吐骨」等，充斥坊間流言，雖然後來多被證實為無根誣傳，卻能廣泛取信於群眾、激起暴力行動，這本身就反映出民眾心理中的某種「樂於自欺」的傾向。

在饑荒與動亂之下，民眾面對自身無力改變的現實，往往選擇相信那些將苦難簡化為「外來陰謀、惡意」的說法。這種心理防衛機制，不僅讓人們暫時獲得情緒出路，更建立出一種道德上的自我正當化：我貧窮、我苦難，不是因為我所屬群體內部有問題，而是因為外人害我、騙我、奪我。正因如此，許多民眾即使隱隱覺得這些傳言荒誕，也寧願相信，甚至主動傳播，最終形成一種「集體性的不誠懇」氛圍——人們並非完全不知道真假，而是選擇相信那個能讓自己看起來是『受害者』的敘事。

這也使得清廷在放任或縱容義和團時，更加如魚得水，因為政權與民眾在「把災禍歸咎於外人」這一認知模式上，形成了某種心理默契。這不是單純的愚昧，而是一種扭曲的求生邏輯，一種源自歷史性壓迫下的自欺文化。

三、1959年：大躍進災荒與封鎖真相的政治文化

1958年起，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鼓吹「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全國浮誇成風；各地紛傳放衛星喜訊。1959年饑荒蔓延，成千上萬人餓死，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中坦言弊端，卻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者」、「反黨集團」成員，隨後遭撤職、貶黜，最終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中共高層不僅拒絕反省，還透過嚴密的言論封鎖，壓制真相流傳，基層幹部為保官位普遍虛報產量、隱瞞災情，甚至還繼續對外輸出糧食，導致數千萬人餓死。

這場人禍的本質，在於政權無意誠實面對政策錯誤，更視批評為敵意。誠懇的批評被當成威脅，誠實的通報被當成造謠，誠懇的面對失敗成了一種罪過。結果，災難在沉默與恐懼中失控，歷史留下巨大黑洞。

在1959年大饑荒期間，中共高層內部雖然對災情有所耳聞，卻普遍對實情保持沉默或視而不見。直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才向毛澤東說出「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這話顯然讓毛澤東非常不悅。據說因此導致毛澤東又發動了文革，來整肅劉少奇。劉少奇這句話如實揭露了災情之慘烈，亦隱含了對政策錯誤的責任追究意圖。然而，這番直言卻刺痛了毛澤東的權威與政治安全感。

毛對劉的「誠懇進諫」並未表示接納，反而深感威脅。他不僅將災難的揭露視為對其領導地位的質疑，也將其理解為黨內對「大躍進」路線的否定。此後不久，毛逐步疏遠劉少奇，並在隨後的政治整肅中將其標定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頭子」，最終在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將劉視為首要清除對象。

可以說，劉少奇揭露「人相食」的災情，某種程度上觸發了毛日後清算異己、強化個人專斷的決心。毛對這種來自黨內的批評也毫無接納能力，反而以政治鬥爭的方式徹底撲滅異議，這正是中國政治文化中「不誠懇」態度的極端體現：不容真話、不能認錯、無法面對人道災難的制度性冷漠。

彭、劉兩人的遭遇清楚說明，在毛的領導邏輯中，黨內忠誠並非來自理性批判與真誠建議，而是來自無條件的服從與意識形態上的一致性。當一個政權將「維護面子」置於「面對現實」之上，當統治者無法容忍內部的誠懇、甚至將之視為威脅，那麼，不只是誤判與失策將不斷重演，更可怕的是整個制度將演化成對真話的獵巫機器。

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邏輯的極端化呈現。毛藉由鼓動群眾批鬥、清算異己，不但徹底摧毀了劉少奇、彭德懷等黨內務實派，也讓整個政治生態陷入一種誰敢誠懇、誰就先死的荒謬循環。中國歷史上的這一己亥年災難，再度印證了：「不誠懇」不僅是一種個人品格的問題，更是一種深植於權力機制與政治文化中的結構性毀滅力量。

四、2019年：中美衝突與新冠初爆的資訊隱匿

2019年，中美貿易衝突升溫，源自中國對外經濟政策與產業結構扭曲，美國要求改變長期不對等現象。中共初期以民族主義姿態強硬對抗，誤判形勢，直至代價過大才暗中讓步。

今天的中美貿易戰爭2.0其實也可以視為美國方面對前期貿易戰爭結果不滿意的進一步反應。美國方面可能反應過度、過當，但是，美國在與中國的貿易過程中確實長期承受大額的逆差損失，致使美國難以忍受，尤其是美國的工農大眾。川普的政策很可能反映了這種美國民意。中國方面的經濟與科技利益，部分得自不公平的手段，譬如仿冒，或者竊取西方技術，又或者是引進西方技術，卻強調是自己的創發。中國方面很少誠懇承認學習、引進或仿冒的部分，而比較是吹噓中國方面的優越自創能耐。

2019年末，武漢爆發不明肺炎，政府第一時間不是通報、預警，而是壓制消息、噤聲吹哨者李文亮。等疫情擴散至無法隱瞞時，才以封城與宣傳轉化輿論，塑造「抗疫勝利」敘事。這種資訊治理模式，再次體現中國政權一貫的不誠懇：遇事不報、報而不實、實而不負責。短期能維穩，長期恐崩盤，且已導致全球性災難與信任危機。

新冠病毒的出現，最可能的源頭是武漢病毒研究所。即使中國不是唯一的病毒始作俑者，也是責任最大者之一，但中國方面迄未向各界坦誠事件始末，更未表示過歉意。這其實更會累積外界仇怨，會肇遠禍的。中共官方不願意誠懇說明、致歉，很可能是因為擔心影響統治威信、影響政權穩固。但是，外界那些認為中共要為新冠疫情負主要責任的人，恐怕只會更不信任、更反感中共，乃至反感中國。

結語：不誠懇是一種制度性災難

誠懇不是脆弱，不是退讓，而是一種負責任的治理態度，是願意面對錯誤、接納批評、勇於修正的政治品格。中國近代史上的四個己亥年災難，表面看是偶然，但背後的邏輯卻驚人一致：面對問題不誠懇，逃避錯誤、粉飾太平、推卸責任、打壓異見。

這不僅是統治者的心理問題，更是政治文化與制度設計的缺陷。態度問題很可能與傳統中國的專制體制相關。總之，唯有建立起誠信、透明、問責的治理結構，才能打破歷史的災難循環，真正邁向現代文明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