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初，大陸導演陳凱歌的電影“霸王別姬”問世。這部電影也讓我對所謂“文革”又有了更具象的認識。故事描繪京劇名角段小樓、程蝶衣和妓女菊仙三人之間的愛情糾纏故事。不過，這部得獎電影顯然是一部從人性審視進行社會批判的作品。其中最驚心動魄的一段是描寫文革過程中的一個場景：段小樓在鬥爭大會上先是被迫、後是自我放縱式地對摯友程蝶衣、對妻子菊仙的“罪行”予以當眾揭發的過程。這一段既是戲的最高潮，讓這部戲的藝術水準達到最高；卻也強烈反映出文革中踐踏人性達到極致的人間悲劇。相對於此，之前北洋政府、國民黨、日本軍閥時期出現的種種惡劣行徑，好像都算不了什麼了。

文革悲劇多不勝數，多年後繼續被檢討的故事中很多都是學生鬥爭老師的悲劇，派系之間如同戰爭的武鬥過程反而沒有那麼讓人驚心動魄。但是，更極端的悲劇故事應該是親人彼此之間的鬥爭、背叛、出賣或舉報的案例。最鮮明且留下明確記錄的一樁可能是張紅兵的故事。

1970年2月，安徽小紅衛兵張紅兵向組織舉報自己的親生母親方忠謀，說她反革命，因為她為劉少奇辯護，甚至責備毛澤東搞個人崇拜。近兩個月後，他母親就在群眾集會場合被公開槍決。張紅兵日後書寫、公開了整個事件，包括描寫他在母親被押赴刑場過程中母子兩人四目相對的場景。回憶中的張紅兵當然是悔恨無比。但是，在當時，他是完全向組織、向文革運動輸誠的，幾乎到了沒有自我的地步。

張紅兵其實可以不向組織舉報自己的母親，“組織”也可以不處理這項舉報；又或者，組織接受舉報以後，可以依照相關正式法律來處理。那麼，方忠謀應該都可以不至於死。但是，群眾運動是依循群眾當下被挑激起的集體情緒來行動的。群眾激情則導向對“不可饒恕的反革命罪惡”給予最嚴厲的懲罰。悲劇於是降臨。張紅兵等於是自己親手把母親送上了死刑刑場。開始的理由只不過是因為母親在家人的聊天談話中為（前）國家主席劉少奇打抱不平。

文革是考驗人性的一場大悲劇，以上述段小樓在鬥爭大會上被逼說出會嚴重傷害近親好友的人際情誼的往事就是個鮮活的例子。他被逼著要在群眾面前回答之前絕不願觸及的事情，連私下談都不行，都會觸及最痛的傷痕。但是，原本被認為是鐵漢、“霸王”的段小樓卻未能禁得起群眾的壓力，被逼著把最禁忌的話也說出來了。被傷害的兩個人於是先後自殺。

聖經裡說：（神）不試探人。但是，文革中卻藉著群眾鬥爭大會，要逼使人心中最隱微、不可碰觸的部分公開現形。為什麼要在公開的場合去逼出這樣的結果？這是對人性尊嚴的最徹底踐踏。這樣做的積極意義何在？讓人困惑。它真能促成快速的文化改變且是朝向好的方向改變嗎？以文革為例，著實非常可疑。較明顯的作用似乎是短暫滿足鬥爭群眾的畸形期待心理。而激情群眾其實是非常不理性的，是當下智商嚴重下降的一群。即使滿足了他們一時的集體情緒需求，那又怎麼樣？文化水平就提升了？思想就覺悟了？群眾就找到了正確的道路？恐怕未必，最確定的是集體意志宣告了對個人的戰勝。但是，對當事個人的嚴重傷害卻是當事人難以承受的、永遠的痛。所以，有些人索性就跟這個世界告別了。沒有告別的人則可能永遠抱著一顆殘缺或扭曲的心靈。

也許，這種群眾鬥爭手法真能讓人起到心理革命、斬斷傳統習性的效果，而促進文化的快速革新，但是，代價太大，而效果意義更可疑。文革被中共官方視為“浩劫”，就可以幫助證明這一點。文革是一項最大膽的文化革新嘗試，但是，也大體證明了這條路不可行。

文革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其實，在1940年代初，中共就已經發動所謂“整風運動”。我所知道的整風運動，感覺有點類似電影裡一些特勤機構內部對成員進行的忠貞考覈。讓人被整得死去活來，看是不是會露出不忠於組織的真面目。當然，名義上，整風運動是要測試成員對黨與黨的思想路線的忠貞性。實際上會不會涉及要求對特定個人的效忠，這比較難窺知。

文革與整風運動在某些部分應該是一貫的，也是要讓人證明其對中共黨組織、對共產主義革命路線與對中共意識形態的忠貞。至於具體的細部內涵，可能隨群眾鬥爭活動的具體狀況而有不同。重點是，精神上，要以集體來碾壓個體。不容許個體有異於集體的價值、思想、主張。至於集體的價值、思想究竟是什麼。形式上有毛語錄等客觀事物為依歸。至於究竟應該怎麼解讀毛語錄或其他共產黨的聖經，恐怕又會因為具體狀況的不同而異。但是，在精神上個人不可對抗“集體”（這裡實際上是指當下的參與群眾），這可能是底線。至於“集體”又應該是怎麼樣的，這個問題其實遠比一般想像要複雜，但是，在有絕對最高領袖領導的前提下，這個問題似乎又不是問題，或者不敢、不該有疑問。

文革風暴是史無前例的事情，而且也和傳統中國文化所導向的社會氛圍大相徑庭。傳統中國文化裡比較沒有要藉著公開羞辱手段來逼使個人精神屈服於集體意志。傳統中國文化裡比較缺少個人主義的思維與價值；但是，“集體意志”概念也同樣並不強烈。“家人關係”模式才是中國人習慣的人際互動模式。在家人關係裡，關愛與控制可能互相摻混，但是，很少單純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家人關係裡也沒有明顯的所謂集體意志，那種“超越於個人”的共同意志。即使是接受懲罰者，也不是以一種個人面對集體的形式在被懲罰。在家人關係下出現的懲罰未必就合情合理，集體碾壓個人的形式也未必一定就導向錯誤悲劇。但是，後者往往更讓人在感情上難以接受，尤其是中國文化傳統下、重視家庭價值的個人。

強調集體意志，這對中國人來說其實是新事物，基本上是源自西方的思維。中共藉著中國近代的反傳統浪潮引進了強調“集體意志”的共產主義，擊垮了國民黨這個相對較傳統、思想較不純粹的勢力。但是，中國人其實非常不習慣這種“集體意志”。

集體意志的最極端表現，我以為其實不是文革，而首推“大躍進”：“全民大煉鋼”、“人民公社”與“吃大鍋飯”…等，特別是“人民公社”。從某個意義來說，這是想要把中國社會從以家庭為基本生產、消費單位扭轉成為以“公社”為基本單位。中國自古大體是個“家族/家庭“社會，卻要被硬性扭轉為”公社“社會。中國人原先對家庭的效忠現在被迫要轉而向公社效忠。多數人顯然並不接受這樣的改變。

中國人強調家庭價值的傳統習性很可能與現代化的異質社會生活模式確實存在一定程度的扞格，會導致對現代化的調適困難。但是，統治者要硬生生地、快速地加以扭轉，可行性卻更是大有問題，而且很不人性化。中共這種動作很可能會為中共在中國長期歷史上的記錄添上嚴重的負數。

無論如何，人民公社運動幾乎是徹底失敗了，甚至成為導致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大饑荒的主要原因。這場饑荒餓死了數千萬人。人民公社從1958年開始設置，數量最高時達到全中國有74000個（1962年）人民公社。但是到80年代初，就把人民公社還原為”鄉“，人民公社於是幾乎消失殆盡。

人民公社運動會失敗，原因當然很多、很複雜。但是，它背離中國人強調家庭價值的核心文化傳統，應該是最關鍵的原因。於是，人民的勞動積極性也受到嚴重打擊；具體生活操作也全盤亂套，導致生產效率大幅降低。

文革的爆發與大躍進（的失敗）有關，但是，兩者還是有不同的性質。大躍進是就生產、消費等經濟生活模式進行改革，但是，文革是通過群眾鬥爭運動直接衝擊價值觀念與思想（文革當然也涉及高層權力鬥爭，這是另外一個重要層面）。我粗糙估計，大躍進對廣大底層民眾，特別是農民的生活衝擊大於文革；但是文革對幹部及知識階層的衝擊比較大（也因此，日後對文革的反響聲浪也較大）；再者，兩者雖然都強調“集體意志“，大躍進中的集體是公社，而文革中的集體比較是指”群眾“。前者比較是穩定、持續的集體，而後者比較是短暫、流變的集體。後者雖然看起來很炫人眼目，實際上它對整個中國社會的滲透程度應該還是比較有限的。當然，無論如何，”個人“和”家庭“都在這兩次運動中受到嚴厲、痛苦的衝擊。

“改革開放”大體是中國社會療傷止痛的復原過程，在各個方面都從極端左傾的共產主義朝向傳統文化回歸。“公社“幾乎不見，軍隊、警察、公務組織以外的”群眾“也很少再出現（再出現時常常被官方視為異端）。不過，中共作為統治群體，這一點並沒有改變；再者，作為共產黨，中共仍然強調”集體“的價值，強調集體意志凌駕於個人，也凌駕於家庭。至於集體究竟是指黨，還是黨的個人領導，這始終是個困擾人的問題。

那麼，中共為什麼會做這種大膽嘗試呢？除了考慮到中國人的強烈家庭價值與相關習性可能干擾社會的現代化發展外，可能和共產主義的整個思維傾向有關。

共產主義，至少中共所傳承的共產主義，是一種集體主義，要依照人為設計，包括計劃經濟，來塑造理想的集體，在這種集體中沒有階級剝削、宰制。且不論這種理想究竟能不能實現，但是，集體主義要求集體高於個人，個人不得忤逆集體意志，這種基本原則顯然必須被堅持。

在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所創作的一部反烏托邦小說“1984年”一書（1949年出版）中，探討了政府權力過分伸張、極權主義、對社會所有人和行為實施壓抑性統治的風險。故事中，世界大部分地區都陷入了一場永久的戰爭、政府監控無處不在、資料記錄中滿是歷史否定主義及政治宣傳；整個國家由黨支配，它僱用了思想警察去迫害個人主義者以及獨立思考者。老大哥是黨的領導人，喜歡強烈的個人崇拜。這種情節或許是以當時的蘇聯的統治模式為原型；而稍後崛起的中共也近似於此。今天，也許最接近這個故事模型的實際政治體系就唯獨中共了（北韓在依賴科技技術進行控制上大概做不到中共的程度）。

共產主義就是一種烏托邦思想，這種朝向理想社會的烏托邦思想大體興起於19世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就是其具體的思想型態。它和18世紀的啟蒙思想、進步主義思想有關，也與稍後的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有關。它與19世紀流行的一種“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也有密切關係。

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興起，本來主要是因為工業化造成了一些嚴重的社會問題，問題並聚焦於（階級）不公平與剝奪的問題。有人嘗試為當時社會的這種混亂經濟生活尋求重建秩序的途徑。社會主義的思想於焉興起，並且有所謂計劃經濟的倡議。共產主義則是稍後的發展。馬克思等人宣稱，共產主義是諸社會主義中唯一實際可行的方案，方案中包含了階級鬥爭的手段。問題是，在這個方案中，鬥爭手段的實際實行方法究竟為何，還留下爭議。

馬克思自己實際參與的革命（1848年）已經宣告失敗。而列寧在俄國的革命（1917年）號稱是成功了。但是，列寧的革命並不是完全依靠無產階級，而主要是依靠共產黨，而且共產黨的組織中，高度依賴知識菁英作為組織的骨幹。

另外，有人提到，共產黨的組織，其實高度模仿天主教的教會組織。權力分配如金字塔，並且在思想上也要求高度統一。天主教會是個高度凝聚的社群，而共產黨也被預期要成為高凝聚力的社群。當然，天主教是有神論，而共產主義則是無神論，這是兩者間的關鍵差異。不過，作為無神論思想，共產主義運動中其實往往會出現某些個人成為集體崇拜對象。毛澤東就是鮮明實例。也就是說，毛澤東被神化了，人們好像崇拜神一樣崇拜著毛澤東，至少在某一段時期裡是這樣。

從某個意義來說，共產主義也是一種人本主義。特別是馬克思思想中含有相當濃厚的人本主義色彩，尤其是青年馬克思的思想。馬克思思想中強調的“人的能動性”與“解放”等的概念，乃至批判“異化”(alienation)的理論，都含有人本主義精神。這很可能也是共產主義能夠吸引眾多知識菁英獻身的理由。

但是，在蘇聯對共產主義的實踐過程中，顯然很少人能夠從中體會究竟什麼是“解放”。一般人更常以“赤化”來形容共產黨的統治。總之，1990年“蘇東波”的體制改變，反映了這些國家的人民並沒有太感覺到共產主義帶來的“解放”的美好，而比較是覺得受到了共產黨的束縛、壓制。於是他們藉勢推翻了共產黨的統治。中共其實也曾經面對類似的政治風潮，具體來說就是八九民運。但是，中共鎮壓了反對勢力，暫時穩固了中共的統治。但同樣還是面對著人民對共產主義體制的不滿。

同樣是共產黨，做法其實也有巨大的差異。即使同樣一個中共政黨，不同時期的作風也大不同。譬如改革開放以後，就對前期的左傾路線很不以為然。

但是，中國共產黨作為統治群體，有一點還是前後很一貫的，就是它的集體主義特質。而集體主義在強調集體意志的同時，幾乎很難避免會走向極權主義。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共，雖然已經沒有那麼強調集體意志，但是，集體意志作為一種控制機制並沒有消失。它只是潛伏，而隨時還是會被召喚出來，並且碾壓可能持異議的個人。“動態清零”似乎就是這種強調集體意志的再度展現。習大大作為中共的最高領導，他的個人特質卻也影響到對集體意志的掌握及召喚與否的決定。

習大大是經歷過文革的人，而且是因此受過苦的人。理論上這種人對文革應該是格外戒慎恐懼的。但是，未必不會出現某些特殊的心理反應，譬如從中體會到集體意志的強大與崇高；或者崇拜過程中那種呼風喚雨、揮斥方遒的領導權力。習大大是不是會有這樣的心理反應，我無法知悉，但是似乎不宜逕行排除這種可能性。

大躍進過去就快滿60年了，文革過去也已經四十餘年了。即使在大陸的網路文學創作裡，也已經很少有觸及大躍進與文革的作品。偶爾觸及，則只簡單以“大饑荒”、“十年浩劫”或“那場大動亂”等一語帶過。切去了那一段，後面還是有很豐富、精彩的故事可以說。人們又何必對那一段如此耿耿於懷？人要往前看，要強調正能量，不是嗎？但事情的應然真是這樣嗎？

文革究竟應該被遺忘，還是應該被謹記？這是個重要的選擇。從學術立場出發，文革當然不應該被遺忘。但是，對一般人來說呢？也許，重點未必是在於是否應該遺忘，而在於從文革的回顧中究竟能不能看到其背後的結構性問題。因為類似的結構有可能促使某些悲劇再度降臨。如果“問題結構”未解，遺忘悲劇的結果，悲劇重現的可能性也許會更高。即使不是原樣重現，也有可能是換一種形式的悲劇。

集體主義、集體意志、極權主義，三者之間的關係，必須深入釐清。三者當然並不等同，也沒有一致的是非定位。但是，其中潛藏的危機其實已經夠顯豁。對極權主義，我們當然應該極力拒斥。從而，共產黨的集體主義思想，至少必須被批判性地檢討；集體意志云云，也需要經由理性討論，看清楚其中的是與非。不容置疑地拿集體意志作為尚方寶劍，碾壓異議。等到有一天大家跳出了共產黨統治的框框，恐怕會看到這其實是一座悲劇製造機。中國人不應該容許這樣的事情長期繼續。

傳統中國和共產中國，兩者之間的關係究竟應該怎麼樣看待？這也是個大哉問。台灣有些人（主要是藍營人士）樂觀地認為共產中國已經走回到中國應該走的、積極發展的正路，過度左傾的問題已經不再，一些優良傳統文化也得到了正面的對待。所以，他們願意擁抱這樣的中國，包括這樣的中共。

但是，如我上面的討論，共產主義作為一種集體主義，以集體意志的名義碾壓個人，這種結構模式其實並沒有根本的改變，而且這和中國社會的文化傳統其實是有嚴重扞格的。新疆的再教育營也好，香港的國安法也好，動態清零也好，其實都是這種結構模式的具體展現。

對中國社會的文化傳統、對共產主義與共產黨的組織性格，都很需要深入檢討。中國人，或者關心中國的人，都應該對此關注。如果不做深刻檢討，不抱持戒慎恐懼，而是激情擁抱那“美好”，這恐怕很危險，而且是對我們自己和周邊的人不負責的態度。當然，中共內部的批判性檢討會更具有積極意義。周孝正、張千帆、許章潤、蔡霞、鄭也夫…等人的努力，值得高度肯定，也讓我們繼續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