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報導是一個偶然的因素造成的，每年公安例行有個春節前的治安大檢查，鄭州市下屬的滎陽市一個派出所到農村的一個磚瓦窯審查外來人口的時候，聽說一個人的行跡比較怪。窯廠裏面有一個打窯坯的工人叫王書金，不知道他的家鄉，幾年沒有回過家，也從來沒有人找過他，而且這個人有一個反常的情況是怕員警，只要一聽到附近有警車響他嚇得就鑽到窯裏躲起來了，走路看見前面過來一個員警就躲到莊稼地裏去了。這樣的細節引起當地員警的注意，就把他傳到派出所，把他傳到派出所的當天晚上他就交代了四起強姦殺人案。他是河北廣平縣的一個農民，在廣平縣強姦殺人三起，還在河北省石家市郊區一個孔寨村旁的玉米地裏強姦殺死一個。滎陽公安局就把這個罪犯引渡給河北公安方，讓河北廣平公安局的人把他帶走了。這邊就給滎陽員警立了功，因為破了一個大案，然後把記者們找去發佈了這個新聞。結果記者在吃飯的時候聽公安局長說了一句話，說這個事兒還有麻煩呢，聽說這小子交代的四起殺人案有一起可是另有人死了，已經槍斃了。記者當時沒在意，回去之後當笑話一樣跟我說起公安局長的話，我說這個事可比那個事還要大。當時就派了兩個記者到河北去，開始了對這個案件的艱苦的發掘真相的調查。幸虧在這裏認識了一個廣平縣公安局負責這個案件的副局長鄭成月，在他辦案過程中遇到一個巨大的問題，就是前三起在廣平的案子都落實了，而且王書金指出每個人埋在哪里，去了之後就能把屍骨挖出來，都很準確，唯有石家莊這一起壞了。邯鄲廣平的公安局到了石家莊說是辦這個案子的時候，石家莊警方不配合，只告訴他這個案子早就破了，罪犯叫聶樹斌已經槍斃十年了。然後邯鄲警方就提出要求把聶樹斌當年的案卷提出來看看，石家莊警方不給，說這個案子已經定案，已交最高法院了，已經沒什麼疑義了，連公安局辦案都看不到這個案卷了，這時王書金還在交代這一起是他幹的。而公安局只有王書金的口供卻無法取得比如案發地的現場勘查記錄，當時聶樹斌的口供、筆錄等等。當時公安辦案也辦不下去了，我們的翻譯報導也遇到困難，這個怎麼辦？後來光為這個事兒我領了兩個韓文翻譯記者跑了四五趟，廣平、石家莊跟各方交涉，不可能，不提供任何材料。

後來終於有一個突破，發現10年前槍斃聶樹斌的時候，一個參加破案的民警在當地的一家公安報紙上寫過一個破案記，叫《青紗帳疑案》，他把破案經過寫了，這個報導裏提供了很多很重要的東西，我把這個和當時王書金的口供做了比較。一對照發現驚人的一致，當時有三種設想：第一，有沒有可能不是王書金做的，是聶樹斌做的？但王書金如果知道有聶樹斌這個案子後故意把水攪渾，說你們殺錯一個人，是我幹的，給案件的審理和最後判決製造障礙，可以保證他多活幾天；第二個考慮是有沒有可能是兩個人共同作案的？當時抓住一個斃了一個，還有一個漏網的；第三個有可能非常小的幾率是兩個人先後在同一地點對同一個人先後作案。按照邏輯來說我們只能設想這幾種情況，後來把這設想一一推翻了，最關鍵的是第一種，王書金是不是故意把水攪渾。我們發現王書金從被捕開始，直到現在，至少有七次正式審訊中他講話都是始終如一的，這案是他做的，時間、地點、情節都準確，而且直到去年一審開庭的時候，他依然不知道他做的這起案子已經有人替他死了，這樣就排除了王書金攪局的可能性。在經歷了大量的韓文翻譯調查研究之後，在那年的2月中旬《河南商報》就發出了《一案兩凶，誰是真凶》的報導。

這個韓文翻譯報導當時我在技術上還採取了一個一般報紙沒有採取的措施。我知道這個案子關係重大，也知道難度非常大，很可能報導的第二天上面就一紙禁令，不能報導了，那麼悄無聲息地或者影響很小的範圍就被壓下去了。為了防止這種情況出現，我發明了一個辦法，我不搞獨家新聞了。那天晚上我採取了一個反常的措施，我在《河南商報》組版的同時給全國200多家報紙，包括上海的，都傳去這篇稿子，而且注明「歡迎轉載，不收稿費」。我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麼呢？就是讓它一夜之間變成全國所有報紙都關注的熱點，到那個時候你再來禁止就晚了。如果只有一家報紙的話第二天狠狠一沖就沒了，其他即使想轉載也不敢轉載。這個方法是在資訊時代利用網路突破新聞管制和封鎖的好方法，我已經屢試不爽，當年巨能鈣就是這麼幹的。凡是發現了重要的報導，估計會有很大阻力，我就乾脆首發權都不要了，發給所有願意發的報紙，大家同一天發。結果第二天，全國東南西北各省的主要報紙同時都發了這個消息，這個讓你禁也禁不了。這個冤案影響非常之大，包括網路，當時網易、新浪上面一天就跟了七萬多帖子。也巧了，這一炮打出來之後過了一個多星期，湖北的佘祥林案出來了，緊接著是湖南也是這樣一個錯殺案，接著是唐山的李久明案等等，我當時的統計是這種嚴重的錯殺冤殺的案件和這種錯判死刑案件連續在全國報導不下10起。佘祥林案很僥倖的已經平反了，而且佘祥林還得到了100萬的國家賠償，因為佘祥林案簡直是沒辦法再辯解了。而第一起聶樹斌案到現在還沒有解決，現在聶樹斌案去年又掀了一波，《南方週末》的趙淩又追蹤了一下，把這個案件最新的戲劇性發展給弄出來了。



當時聶樹斌案出來之後，全國禁是禁不了了，翻譯媒體跟進。結果後來又出現一個變化。聶樹斌家對這事如夢初醒。大家可以想，一個農村的家庭，他母親叫張煥枝，一個農民母親。她告訴我她已經十年沒有抬起頭走路了，儘管不相信她的兒子犯了強姦殺人的死罪，但她兒子被槍斃以後他們全家十年走路都低著頭，村裏沒有一個人跟她們說話，覺得很不光彩，家裏出了個強姦犯的兒子。當這個報導一出來之後，一家人就看到了希望，張煥枝開始申訴、開始告狀，而且讓我感到欣慰的是她的生存環境已經變化了，過去是沒人理她，後來張煥枝拿著報紙的報導去最高法院申訴時村裏有五十個人跟著她一塊兒去，支持她申訴去了。在小範圍裏老百姓已經給她平反了，老百姓認為她的兒子死得冤。但是沒想到法院不接受，理由是除了申訴狀之外還要附一份當年的判決書，這是法定的程式。她說我沒有判決書，你們把我兒子槍斃的時候就沒有給我判決書，我哪兒來的判決書呢？法院說沒有判決書只有申訴書不接受，不受裏她的申訴。沒辦法她就跑到最高法院去申訴，最高法院也是不接受。然後她通過律師到河北法院要當年的判決書，河北法院的回答是10年前是新刑法執行以前，舊刑法當中沒有規定給犯人執行死刑要給家屬判決書，所以我們沒有給判決書，現在我們也沒有義務給你補發判決書，這就造成一個死結：沒有判決書就不能申訴，要判決書又不給你，拖了兩年，就這個死結過不去。結果到去年七月出現了一個戲劇性的轉機，有一天張煥枝突然收到一個沒有下款的特快專遞，打開來看就是判決書，到現在都不知道是誰把判決書的原件給她寄來了。這次張煥枝拿著判決書又到了河北省高院，那邊說沒有判決書不行，她說有判決書，高院的人大驚失色，你哪來的判決書？她不回答。但是河北省高院還不接受、她就到北京，到北京我又替他找了一個重磅的律師張思之，現在張老是聶家的代理律師。這次最高法院受理了，受理之後一個月，張煥枝又去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給她出示了一紙公函，說你回去找河北省高院吧，我們已經把你的申訴轉到河北省高院了，讓他們重新審理這個案件。我前兩天跟張換枝聯繫，直到現在河北高院還在按兵不動，還沒有重審。

還有一個戲劇性的是王書金本來不知道有人替他死了，他就是如實交代了他的四起殺人案。王書金的律師也是我替他請的。為什麼我要替一個殺人犯請律師呢？當時我從廣平公安局長瞭解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但是遇到一些障礙，這些材料不能用。辦案的公安局長告訴我的這些材料我一旦用了他就有洩密之責，我不能害了一個給我提供材料的正直的公安幹警，我明明有材料沒法用。後來我就想了個辦法，讓王書金直接把話說出來，這樣我就可以用了。而這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給王書金請一個律師，律師現在可以去會見嫌犯吧？我去北京請了一個姓朱的翻譯律師，他願意義務的做這件事。請律師也很戲劇性，王書金被關起來了，他不可能出來寫委託書啊。王書金在滎陽有一個家，他在磚瓦窯的時候已經跟當地一個叫馬金秀同居在一起了，而且在這幾年裏還生了兩個孩子。我派翻譯記者去找馬金秀說明這個意思，希望她能代替王書金寫一紙委託書，替王書金請個律師，馬金秀同意。但是後來律師告訴我不行，馬金秀和王書金沒有正式婚姻關係，是同居關係，不能代表他去請律師。後來又想了個辦法，他的妻子不合法，孩子合法呀，以他兩個孩子監護人的身份代表孩子寫份委託書。這事兒有人懷疑說，你這個記者這樣做違規不違規呀？你這個記者又替聶樹斌請律師，又替王書金請律師。我覺得我沒有違法，作為一個公民我可以這樣做，作為一個新聞人我盡自己的力量幫助這個事情往好的方向發展。這個律師就見到了王書金才發現王書金根本不知道有人替他冤死，直到去年7月一審以前律師告訴王書金，說你這裏有麻煩，你這兒講的第四起案子已經有人槍斃十幾年了。王書金的反應很讓我意外，他說我不管是殺三個人還是四個人都是死刑，但是我不能讓一個人替我冤死。

法庭上的情況是，檢察院只起訴了王書金三起案子，根本不提第四起案子，檢察院不起訴法院也不提，結果是王書金在法庭上提出來說不對，還有一個呢。當時法官就制止他，說你所說的與此案無關，不讓他說。這反倒出現一個奇聞，殺人犯替被殺的人喊冤了。現在王書金上訴到最高法院的的上訴書裏不是要求減刑，而是要求加刑、加罪。他給最高法院的申訴書是法院判決不對，判決說我殺人案是三起，實際上我一直交代的是四起，還有一起。現在這兩個案子很有意思，因為死刑判決的核准權已經回收到最高法院，王書金的案子已經由河北省法院送到最高法院了，而聶樹斌的申訴由於有了韓文翻譯申訴書也送到最高法院了，看這個戲怎麼演下去。這可以說是那幾個大冤案裏頭經過曲折最多、拖得時間最長，到現在還看不清下一步怎麼發展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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