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個裏講的是作為一個記者，尤其是搞深度報導的英文翻譯記者，他的難度之大、風險之大、所需要耗費的精力之多不是一般人能想像的。我報導這個案子的時候還是《河南商報》實際上的總編輯，可是過了10個月之後，那年10月我又一次被免職了。我現在叫做「有事無業」，但聶樹斌這個案子我始終關注。幾乎每個月都會跟他們家裏通通話，問問事情的進展，我覺得這是作為一個新聞記者永遠割捨不掉的。別的事可以上班下班，這個事是無法忘掉的。

像這樣的有全國性影響的案件，我這幾年經歷過不少。我為什麼到2005年10月份又一次被免職呢，又是因為一個全國人都知道的英文翻譯報導。2005年10月18日，在《河南商報》上發了一篇報導，汝州一個煤礦發生了一起死亡人數不詳的礦難。記者去採訪碰到了巨大的阻力，根本礦區不讓進去，不給提供任何採訪條件，只聽說裏面有礦難了，死亡多少到現在不清楚。但是有個奇怪的現象，記者從現場給我打回電話來，說不讓採訪、不讓報導，但是給錢。我說誰給錢呢？他說縣委宣傳部給記者發錢，縣委宣傳部給去的記者定出標準來，中央媒體每人1000，省級媒體每人500，地市級媒體每人300。結果現場形成一個奇觀，大約有500人在那兒排著隊領錢。由於去領錢的記者蜂擁而上、秩序大亂，當地還調來保安拿著棍子敲著記者的頭「排隊、排隊，挨個都有」醜聞，我聽了之後心裏非常難過，我是幹新聞的，是當記者的。新聞怎麼淪落到這個地步？記者怎麼變得如此無恥了？後來我知道，這個錢不是縣委宣傳部掏的，是礦難的礦主掏的。過了一段時間後有人說，這個礦主拿出20萬交給宣傳部，讓宣傳部安撫這些記者，叫封口費，結果宣傳部給記者發了10萬，宣傳部賺了10萬，這是真事。這個新聞一報導，又引起全國輿論大嘩。新聞界有一個潛規則，本行不說本行的事。都是新聞單位，儘管互相有競爭，但在這種事兒上，你不揭我的短我也不揭你的短。我這是是近10年來第一個新聞界自己揭自己的短的報導，而且我這個報導是有充分證據的。記者把這個報導拿回來之後，一共有現場錄影1小時，還有1.5小時的現場錄音，我都刻成光碟準備將來打官司，然後在這個基礎上把這個稿子發出去.沒想到發出來以後中宣部命令<河南商報>停刊整頓一個月，把我這個假總編輯解聘了。就是我最後一次丟掉這個新聞崗位，理由是這個日文翻譯報導嚴重的損害了中國新聞界的形象。你們都在社會上生活了，我覺得這個例子應該不是罕見的吧？ 1999年，當時的河南省宣傳部長問我有沒有新聞腐敗？我當時想了想回答說，有，但是暫時以不提為宜。為什麼？不是說要護短。老百姓現在告狀、上訪不解決問題，打官司解決不了問題，就去找報社找記者。老百姓認為這還是有時候能解決問題的地方，但你告訴他報社別找了，現在記者也腐敗了，那還有一點好的沒有了？還有一點希望沒有了？我說我同意嚴抓，但是不同意現在公開新聞腐敗這個命題。但到這個時候我實在忍不住了，如果我的新聞生涯就此結束了，這個報導就是我的終篇之作。我過去寫過這個腐敗那個腐敗，我離開新聞崗位的最後一篇報導是我揭露新聞界的腐敗，我自己幹的這個行業的腐敗，這個恰恰是我感到自豪的。

我講這個大家不要造成誤解，說你馬雲龍是一個扒糞記者，我只是講我做的一些深度報導或者是輿論監督的例子，實際上我在報社工作的時候發的80％以上的稿子是正面報導，而且有時候是一些很好的正面報導，也有得全國新聞一等獎的。我今天講是因為談社會責任的時候我著重談這個，不要給大家造成印象好像我就是專幹這個事，專跟共產黨過不去，不是的。但是很奇怪，你說寫過多少好的稿子也沒有人感謝你，沒有人記住你，唯獨你所做的這些事兒人家記得特別清楚。花兒看見了，沒人表揚花長得好；刺兒紮了手了他罵你一輩子。 我剛才講的這個東西就是以我切身的經歷，以我這些年實踐講的，做新聞難，在沒有新聞法，所有新聞工作沒有一個法律保障的時候，想做一個正直的、有社會責任感的記者是何其難。

全國我還有一項記錄呢，我曾經在《大河報》一版批評過省委宣傳部，這個又是犯了大忌。頂頭上司，宣傳部是管報紙的，有個報紙敢批評省委宣傳部，但是這個事我幹了而且幹成了，不是我的功勞，我講的是新聞輿論環境是由什麼構成的。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省委宣傳部為了配合香港回歸搞了一個讀書活動，利用暑假期間組織了一次讀書活動積極分子港澳游，讓青少年讀書積極分子到香港看看7月1日回歸的香港，這是個好事。一個女記者寫這樣一個事的常規報導，到機場突然發現不對了。這個青少年讀書夏令營一共30個名額，真正的青少年讀書積極分子是2個，其他28個是省委宣傳部、市委宣傳部、縣委宣傳部的官員。青少年夏令營只有兩個是青少年，其他都是宣傳部官員，他們借機會到香港逛去了。記者回來沒有寫稿子，告訴我這稿子寫不成了，省委宣傳部組織的活動都是宣傳部的官員們去，我說你是個記者，你的責任就是保證你所說的都真實，她說那絕對真實，我當場都數了，還看了名單了呢。我說那好，你的任務就是把稿子寫出來，至於發還是不發、怎麼發不是你的責任，你的任務完成了，你把稿子給我拿來，她就寫成這個稿子給了我。晚上開編前會的時候其他幾個總編輯都在，我說要發這稿子，其他幾個總編輯一聽說你瘋了，竟然敢發稿批評省委宣傳部，那是咱們頂頭上司啊，大家一致意見是不發。我不甘心，我說這樣行不行，咱們請示一下省委宣傳部部長行不行，聽聽他的，我當場就給他打了個電話，把稿子給他電話裏念了一遍，最後他的回答是「省委宣傳部也要接受輿論監督嘛，我的意見是發」。這個稿子是這麼發出來的。這裏頭沒有任何法律保障，也沒有任何權力保障，你就是碰到一個明白人，就像這樣的官，他有他的判斷，你這個稿子就可以發出來，換一個人，你殺了他也不讓你發。《大河報》那些年所以能發這麼多東西，能取得那麼大的發展，很重要的原因是當時這一任宣傳部長是個明白人。張金柱案發了以後，他受到莫大的壓力，省委常委會開會的時候除了他一個人其他常委都在譴責《大河報》，都在要處理我。他一個人起來辯護，他認為這個報導是好的，因為他是主管的宣傳部長，所以他一說話其他人就不太說了。所以上面有一個明白官，就能保證你一個報紙在一段時間裏有一個相當好的輿論環境，如果沒這麼個人換一個人的話那一切就不一樣了。我講這個不是要歌頌某一個人，我是講咱們新聞太需要一個法律的保障了。新聞到底有什麼權力，有什麼義務，有什麼責任，這些都需要法律來保障的。第二，在這個時代做新聞必須有一個社會責任心，沒有社會責任心，這種風險是誰也受不了的。我從2001年到現在，已經4次被免職了。被《大河報》免職直接原因有兩個，間接原因也是兩個。



直接原因之一是國家勞動社會保障部在河南鄭州召開了一次醫改會。勞動保障部要定公費醫療的藥品單子。這事兒牽動了全國的藥廠，只要列入公費醫療的單子藥廠就可以大量的銷售它的藥。所以那個會上出現了一個奇觀，參加會的人是100個左右，各藥廠派出的公關小姐是200多人，平均一個人兩個公關小姐。記者在現場採訪了，不僅是我們的記者採訪了，新華社也採訪了，然後同時發稿，報社發的那篇日文翻譯稿子叫《靚女包圍醫改會》，這稿子發了之後，當時副總理李嵐清和吳邦國就這篇報導做了批示，要求河南省和勞動社會保障部就這個事寫出檢討。讓勞動部和河南省給國務院寫檢討了，這當官的惱火呀，一邊交檢討，一邊開始處理報紙，把我傳到省委。當時的省長說，你知不知道這個會是怎麼來河南開的？勞動部本來不到河南開，是我爭取讓這個會到河南開的，結果你一篇報導讓勞動部寫了檢討，你知不知道勞動部掌握著河南下崗職工最低保障金一年是60多個億，如果因為這個把勞動部得罪了，河南這60多個億拿不來了，我唯你是問。老天爺，這個責任我擔不起啊，讓我直接到北京找到勞動部長就這個事兒向他作出深刻檢討。我去了，講明瞭情況，他們說算了算了，這事兒全過了。一個月之後，3月27日的時候又出事了，正好是全國開兩會。河南省代表團正在人民大會堂開兩會的時候新華社發了一篇日文翻譯稿子，叫《外商痛哭流涕》，這個省領導惱火至極，正在北京人代會要露臉表政績的時候新華社發了這麼篇稿子，但他們又不敢惹新華社。而我那天正好值班，這篇稿子是當天標在新華社要聞裏的稿子。我當時有個判斷，第一投資環境確實是大問題，第二這是新華社正式的稿件，第三它排在新華社要聞裏，作為當地報紙我當然要發了，我就把它發在一版的下題欄。這個事出了以後省領導再也不能容忍了，又是你馬雲龍幹的，上回那個事兒剛完了你又給我捅。於是省委專門開了一次常委會，專門研究了《大河報》和我的問題，省委決定把我撤職。當然我不服了，哪有發新華社的稿子被處理的道理呢？我給新華社社長髮了一封信，新華社社長接到信以後專程從北京趕到河南，跟省裏交涉說這事兒你這樣處理是不是不合適，如果韓文翻譯稿子有問題你應該找新華社，不能處理轉載新華社稿子的人啊。省委書記告訴他，我們早就要處理他了，我們處理他不單為這一個事兒。還有什麼事兒呢？其實不能說出來的還有河南愛滋病問題。

大家知道河南是中國愛滋病最重要的疫區。河南愛滋病在公開媒體上做大規模的報導，第一是大河報，在這以前一些報導多是內參、網路等形式。第一個世界愛滋病日那天，我記得應該是2000年的12月1日。之前我派了兩個記者到愛滋病疫區，住在愛滋病人家裏進行採訪，半個月，搞了一個系列報導的稿子，我抓准了世界愛滋病日這一天，那天我用了10個版，總標題是《愛滋病在河南》，把河南愛滋病的真相和嚴重情況在公開媒體上第一次大規模地做了報導。當時有個編輯不理解，說你這個這麼長，用那麼多版，你能不能分開十天，一天一個版發十天？我說不行，我只要發了第一天，第二天肯定發不出來了，乾脆一次十個版把它推出去。果然，這個報導第一天出去，第二天省委宣傳部下命令，以後關於愛滋病不得做任何報導。特別是裏邊我們用很重的筆墨寫了抗愛老英雄高耀潔高老太太，而且從那一次規定，河南的媒體上不准出現高耀潔的名字。

我還有一個惹禍的報導是2000年12月25日，聖誕之夜，洛陽的東都商廈著了一場大火。官方現在宣佈的數字是死了309人，這應該是僅次於克拉瑪依火災的第二大火災，而且很慘。在舞廳裏大家慶聖誕夜的時候被火災所造成的毒物在幾秒鐘之內熏死了三百多人。這事兒也很有戲劇性，當天晚上又是我值夜班，當時有一個記者組派到洛陽去搞正面報導，去了4個人，一個攝影記者，三個文字翻譯記者，晚上九點鐘的時候洛陽一個朋友給我打來電話，說老馬出事了，東都商廈著火了。我就給記者打電話，說你們別吃飯了，直接趕到東都商廈那兒的火災現場，他們半個小時之內就趕到現場了。12月是天最冷的時候，記者的設備也不好，沒辦法寫稿子。我說這樣，你看到什麼就用電話說，我家裏邊找了編輯，電話不放下，記者說什麼編輯就記什麼，把現場看的東西斷斷續續記下來，記完之後整理成稿，所以速度很快。到夜裏兩點半的時候說裏邊已經抬出八十多人來了，而且記者說是死屍。我們那個時候報紙的截稿時間是兩點半，不能再等了，就把這稿子整成了。發在《大河報》的一版，題目是我做的，叫《悲慘聖誕夜橫禍降洛陽》然後這報紙就付印了，開印的時候我睡不著覺，我又給記者打電話，問你說看見抬出八十多個人，說是死屍，你怎麼知道是死屍？他萬一還有氣兒怎麼辦？你這個報導不就失實了嗎？他說我是聽人說的，我說那不行，我讓那個已經開印的機器停下來，把那八十多個死者改成八十多個傷亡者，省得技術上犯錯誤，就開印了。結果到了五點鐘的時候電話響了，省委宣傳部緊急通知，通知各報社電視臺的一把手早七點到省委宣傳部會議室開緊急會議。我知道是怎麼回事了，肯定就是這事兒。我就給那一把手打電話，說起來吧，通知早上七點開會。他說什麼狗屁事兒七點鐘開會？我說肯定是火災的事兒。他說什麼火災？我說昨晚上你不在，我值班。我把這情況簡單一講，他說老天爺，見報了沒有？我說不但見報了而且現在已經印出來了。我建議你去省裏的時候先到印刷廠帶幾份報紙去，如果省裏說禁止報導的時候你就說對不起，在你們下禁令之前我們的報紙已經印出來了。在現場他悄悄跟我通電話說省裏通報死了309人，我說好啊，數字沒失實，心裏踏實了。最後宣佈河南省所有媒體不得對這個事件進行報導，這時我們去的總編輯說對不起，你們這個禁令是剛下的，我們報紙兩點半就複印了，報紙已經印出來了。拿著報紙給主席臺上省委副書記和宣傳部長看，他們一看大發雷霆，誰讓你們發的？他說在那個時候沒有誰不讓我們發。然後說別跟我說，拿去找書記去。書記看到報紙還是那句話，誰讓你們發的？說那個時候夜裏兩點半沒有人通知我們不能發。書記說把報紙收回來。那時候已經早上八點鐘了，街上的零售已經上市賣了，投遞的已經投遞到戶，我們只好說我們沒辦法收。說這個事件一定是世界性的大新聞，假如現在滿街收報紙會不會構成另一個大新聞？這樣是不是政治影響不太好。這個韓文翻譯報導就發出來了，第二天全國的報導包括國外的報導依據的就是這一篇，後面的都沒有了，因為現場的所有東西都封鎖了。這幾個事兒加在一起，都趕在那一年了，我就這樣很光榮的下臺了。

我講這些東西不表任何功，但是我也沒有任何遺憾，我因為說了真話，因為做了這樣一些翻譯報導，受到這些懲罰是應該的，這是這個時代不可避免的一種命運。我認為，我今天講的主要題目是作為一個深度翻譯報導的記者應該有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這東西不是一句空話，是作為新聞人自己應該有所準備。我主要是想給大夥兒喚出一個理念：我希望中國新聞界會有一代一代的比我們更強的更多的人走上這條道路，最終給中國新聞界帶來一個輝煌，迎接中國新聞真正的大發展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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