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武士周報試刊39》每周評論3

-------2009台灣大未來系列5

前言：「改革是一門好生意」，以「改革」為名，就可以拉幫結派，發動「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憎恨」，於是，更真實的「改革者」嘴臉更清楚了。

改變、改變、改變！

不需要歐巴馬，這些年以來，台灣哪一次選舉不是訴諸「改變」？

換人做做看，打從「黨外」時代開始，就是打著「改變」的訴求。

「有夢最美、希望相隨」、「時代正在改變，選就要選阿扁」、「馬上就會好」‧‧‧還不是一樣訴諸於「改變」！

口號政治痲痺了台灣多少年？改變口號，從來就不缺貨，自稱「改革」的人，滿馬路都是。霸占了「清流」的詮釋權。

經過了兩次政黨輪替，2008年，一些自稱是司法「改革者」的選擇性正義，讓人民看破手腳、一些自稱是「人權改革者」，只關心陳水扁的人權。到了2009年，那一位曾經是最大尾的「改革者」，教改鼓吹者李遠哲又跳出來護扁，台灣，終於有一次機會，可以真正去檢驗那些自稱是「改革者」的真面目。

民主的道路本就不是一條坦途，開放大師卡爾‧波柏（Karl Popper）在他的巨著《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早就已經說過，自由民主儘管有千般優點，但它的致命之處在於它的脆弱無比，須以時時刻刻的警戒來維護，不然，一旦失去了警戒，誰也難測在民主的縫隙中，會長出怎樣的壞果子來。

當代的學者彼得‧蓋（Peter Gay）、烏爾希利‧貝克（Ulrich Beck）等人也多次向世人警告：在民主的初始階段，世界上有太多的例子顯示，它並非以普遍的民主價值為基礎；從事民主運動的菁英，更傾向以尋找敵人，散布「憎恨」做為發展的動力。

要「憎恨」就要有「敵人」這樣子，才能鼓吹「改革」，換個角度，宣稱「改革」就可以創造「敵人」，就可以發動「憎恨」。

良好的民主社會，選舉的程序往往有助於社會的凝聚，幫助建立國家穩固的根基。

不幸的是，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憎恨」的無限放大，卻是愈選舉愈分裂。這是因為台灣的政治人物和政黨，缺乏了普世價值的認知，總是對自己一套，對別人又是另一套；在朝時是一套，在野時又是另一套。讓這個社會長期糾纏在這些顛顛倒倒的錯亂之中，國事亂如麻絮，社會當然也分崩離析如散沙。

在真正的民主價值體系中。任何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能夠成型，都必須有一組捍衛價值的機制做為基礎和動力。

過去在威權時代的台灣，其實曾經有過這樣的機制協助了推動台灣開創民主化的奇蹟，讓台灣人民自主的建國運動，成功了完成第一階段的民主化。

當時，台灣有一群知識分子以「自由主義」為標籤，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中，他們以批判威權而不民主的國民黨做為動力，因而自然而然在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成了昔日在野時的民進黨的「輔翼」力量。

然而，隨著政權的輪替，這一代「自由主義」批判性知識分子，除了少數謹守批判精神外，絕大多數的人面臨了政治結構的翻轉，批判知識分子社群結構也翻轉而崩解了。

他們有的人因而成為了綠朝新貴，有些人則在「是非價值」的理性與「革命情感」的感性中，因為「矛盾」而自我封口。

二○○○年後，台灣因此突然沒有了「價值」探討的聲音，「祇問立場，不論是非」的「批判空窗期」降臨。

由於台灣曾長期受國民黨威權統治，在扭曲的歷史情境下，祇要「反國民黨」就可以搏得「清流」之美譽；任何人祇要和國民黨掛在一塊兒，就普遍被視為是「濁流」。其實，清濁標準太廉價，並不是從真正的道德操守與學養智慧來判斷，而是從立場就可以決定了，那些「清流」是否真是清，從來就沒有真正被檢驗過。

政黨輪替完成後，過去的「濁流」，被污名化太久了，並不能因下野就能被視為清流。權力到手之後，就算真正的嘴臉浮現，還是會以「清流」自居，不容他人挑戰，於是，過去的濁流就算有真清的，他們的發聲不能被社會重視，過去的『清流』，也許比國民黨時代的濁流更濁，但霸占住『清流』的招牌，沒有人可以挑戰他們，他們也不屑「回到凡間」和庶民重新對話。

然後，腐敗和沒有真正的評論空間，讓新朝權貴在沒有制衡力量與價值導引之下，如同下滑的列車，快速邁向沉淪之路。政黨的輪替，竟讓一整代的舊有知識分子社群完全被抹去。

舊有的被抹掉了，「憎恨」成為社會動員的主力，於是，價值體系祇剩下「空窗」的惆悵，而新的知識分子社群卻不是那麼容易就能再成型。

已經有了兩次政黨輪替了，往後的知識分子將不可能祇批判某一政黨即可獲得公信力，他們必須超越政黨之外，以更高的價值來看待事務，台灣，再也沒有「廉價」的知識分子存在的空間。

然而，2009年，台灣還是要有清理廢墟的心理準備。

「空窗」的廢墟中，正常人氣悶難受，蠹蟲卻快活勝神仙，既然祇要靠「憎恨」就可以取得發言權，這麼便宜的好事，為何不幹？

在這些年以來，台灣盡是一些在過去台灣推翻威權時代沒有聲音、沒有貢獻之人，卻取得了不成比例的發言權。他們更發現：「改革是一門好生意」，以「改革」為名，就可以拉幫結派，發動「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憎恨」，於是，更真實的「改革者」嘴臉更清楚了。

十七世紀，民主思潮在歐洲啟蒙的初期，當時的法國，有一位思想家就提醒世人，民主進化和社會進步過程中，打倒特權之後，未必就會讓社會與政治更清明，特權行徑因此變少。

這位思想家分析，在改革的過程中，那些反對特權的人，可以分為兩種心態：

第一種人，他們是真的基於理想和價值的原因，對於特權和不平等深惡痛絕。

第二種人，卻是基於羨慕和忌妒與覬覦之心，反特權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不甘心自己享受不到。

沒有拿到權力之前，這兩種人反特權的語言往往一模一樣，所以難以分辯。但拿到權力之後，很快的會自動現形。

出於忌妒與覬覦之心者，在沒有拿到權力時，他們批評當權者吃鮑魚，拿到權力之後，則非要把全世界的鮑魚吃到絕種才會甘心，才能撫平他們無權無勢時那種失落的心情和委曲，世界上，太多的改革過程中，終會發現，太多的人喊改革，其實他們都是「第二種人」，權力到手後，馬上會現形，而且還會變本加厲。

又一次的「政黨輪替」了，曾經高喊「改革」之「第二種人」也面臨了將是下一波「改革」對象的危機了。

此時此刻，當然會拚命替曾經給予他們許多特權的陳水扁護航，因為，他們早就是「有福同享」了，現在，怎能不和扁「有難同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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