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在台灣成長的人而言，「砍頭」這兩個字，早已退回到中國歷史課本、戲曲或小說裡，與現代生活毫無交集。然而在我服務於沙烏地阿拉伯的那段歲月裡，它不是抽象名詞，而是真實存在、依法執行的一種司法行為。那是一段至今仍讓我難以忘懷的經歷。

一、離開台灣，走進另一套世界

1979 年 8 月，我受聘前往沙烏地阿拉伯服務，任職於農業水利部，派駐在西部高原城市「塔亦夫（Taif）」。那是我第一次長期在伊斯蘭世界工作，生活、語言、宗教、法律，幾乎樣樣不同。

沙烏地阿拉伯奉行嚴格的伊斯蘭教法（沙里亞法）。在那套制度下，法律與宗教密不可分，刑罰的目的不只是懲罰犯罪，更帶有警示與維繫社會秩序的意義。依法律規定，盜竊罪在特定條件下可能施以截肢刑；至於殺人等重大罪行，則可能判處斬首。對外來者而言，這樣的刑罰顯得殘酷而難以理解，但在當地，它是制度的一部分。

二、嚴刑之下的秩序

在沙國服務的三年期間，我從未親眼見過「砍手」的刑罰。原因並不是制度不用，而是沙烏地阿拉伯的治安好得出乎意料。在 塔亦夫 工作時，我曾向當地商人購買冷氣，對方直接帶我到工廠取貨，倉庫裡堆滿各式電器，卻連門都沒上鎖。市場裡，每當清真寺的廣播響起，商家便放下貨品前往禮拜，整條街瞬間空無一人，卻沒有人擔心失竊。

那是一種建立在信仰、制度與敬畏之上的秩序。

三、聖城事件帶來的陰影

我到職後不久，1979 年 11 月，發生了震撼整個伊斯蘭世界的「麥加大清真寺事件」。一群極端分子佔領伊斯蘭最神聖的場所，與政府軍對峙近兩週，最終被武力平定。那段時間，全國氣氛明顯緊繃。對外籍人員而言，資訊並不透明，只隱約知道事件「非常嚴重」。

事後陸續傳出，涉案者被判處死刑。1980 年 1 月 9 日，沙烏地阿拉伯政府在包括 塔亦夫 在內的多個城市，同日對 63 名涉案者執行公開斬首示眾。雖然我們沒有親眼目睹，但那件事，已在我心中投下一道陰影。

四、死刑的公開宣告

約莫在 1981 年的某一天（我忘記了日期），塔亦夫 城裡出現了一部車，連續數日沿街廣播，公告某日將執行死刑，地點就在清真寺前的廣場。

這不是秘密，而是一種公開進行的司法行為。

行刑當天，我與幾位同樣來自台灣、在沙國工作的朋友——包括榮工處人員、衛星電台的工程師，以及醫療團的護理師，約十人，一同前往現場。

大半是出於好奇，也是一種身處異文化中，想親眼看清現實的心態。

五、我閉上眼睛的那一刻

清真寺廣場上，身穿白衣的教徒照常進行禮拜。

那名被判死刑的犯人雙手反銬、戴著眼罩，也依宗教儀式跪地參拜。

他身旁，站著一名身穿紅色制服、手持長刀的劊子手。整個過程安靜而肅穆，帶著強烈的宗教儀式感。

就在禮拜即將結束時，犯人抬起頭的那一瞬間——

劊子手揮刀，刀落頭斷。

我閉上了眼睛，不敢再看，隨即轉身離開。片刻之後，人群迅速散去，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六、三天不敢吃肉

那一天的畫面，我雖未真正看清，卻長久停留在腦海裡。接下來整整三天，我完全不敢吃肉。

那不是刻意的節制，而是一種身體自然的排斥反應。刀、切割、血腥的聯想揮之不去。

那是我一生中最驚悚、也最沉重的片刻之一。

七、距離，不只是地理

斬首，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少見。1911 年 10 月 9 日，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前夕，革命烈士 劉復基、彭楚藩、楊洪勝，即被清廷斬首示眾。

然而，對在台灣長大的人而言，這樣的刑罰早已退出現代的生活。但在我身處沙烏地阿拉伯的那個年代、那個國度，它是真實存在、依法執行的制度。

多年之後回想，我不想用自己的價值觀去簡單評斷對錯。

我只深刻體會到——有些制度，只有身處其中，才能理解它帶來的震撼；有些記憶，一旦親眼見過，便會一輩子難忘。

那是一段在台灣不可能發生的經歷，也是我人生中，最安靜、卻最沉重的一次見證。

（在沙國 榮工處、衛星電台、醫療團的服務人員與我在 Taif 的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