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年代，事後回看，很難用一句話說清楚它究竟發生了什麼，1960 到 1970 年代，正是這樣的一段時光。那時候越南戰爭仍在遠方進行，卻深深影響著世界各地的年輕人；物質生活逐漸改善，卻無法消除對未來的焦慮。迷惘，不再只是個人的問題，而是一種跨越國界、在校園與街頭同時蔓延的情緒。

  當時在西方社會逐漸成形的，是所謂的「嘻皮文化 Hippie Culture 」。這是一場興起於 1960 年代美國的反主流文化運動，核心訴求並不複雜——追求愛與和平，反對越戰，拒絕僵化的體制，擁抱自由與回歸自然。它反消費、反建制，強調精神解放與個人自由，生活方式上則表現在迷幻音樂、東方哲學、公社式生活，以及與主流社會迥異的穿著打扮。1969 年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正是這股思潮最具象徵性的集體表現。

 在台北，我也曾感受到這樣的氣息。那個年代，陸續有外國年輕人來到台灣，背著背包、留著長髮，穿著與當時社會格格不入的衣服，遊走在台北市西門町或中山北路一帶。他們談音樂、談和平，也談對戰爭與制度的厭倦。更耐人尋味的是，並非只有外國人，一些台灣年輕人也悄悄靠近這樣的生活方式——聽西洋音樂、模仿穿著，在有限的空間裡，為自己保留一點精神上的自由。

 只是當時台灣還在戒嚴的年代，這一切都只能低調進行。因為情治單位嚴密監控校園與社會，台灣年輕人沒有公開的抗爭，也不可能大規模的集結，他們留長髮、穿喇叭褲聚集在特定的咖啡店或酒吧，它更像是一種無聲的共鳴，在縫隙中存在。

  1970 年，我前往日本，這股力量則變得格外的明顯。在東京街頭、公園角落，常可見到成群的年輕男女，衣著隨意、不修邊幅，有人彈著吉他，有人席地而坐。日本的大學正經歷激烈的校園紛爭，反戰、反安保、反對學費調漲，校園與街道同時成了衝突的現場。嘻皮文化在這裡，已不只是生活態度，而是直接與政治、體制正面碰撞。

  幾年後，我到了美國，就讀科羅拉多州立大學（C.S.U）。1977 年的校園表面上已恢復平靜，但過去的痕跡仍清楚存在。校友告訴我們，校內的一棟行政大樓（Old Main）曾在 1970 年5月的反戰動亂中被焚毀。那是一個越戰陰影籠罩的年代，年輕人的憤怒與無力感在校園中累積，最終以極端方式爆發。

  站在重建後的校園裡，我很難不將這一切串連起來：台北的低調靠近、日本的激烈對抗、美國校園被火焰吞噬的建築。形式雖然不同，卻指向同一個問題——當既有價值無法回答年輕人對未來的疑問時，世界該如何前行？

  多年之後回頭看，那確實是一個迷惘的年代。混亂、衝突與代價，都真實存在，那並不只是「叛逆」或「胡鬧」，無論是在日本街頭，還是在美國校園，那些抗爭背後都有一個共同問題「世界要往哪裡走？年輕人又該如何在其中安身立命？」，但也正是在那樣的迷惘中，人們開始質疑戰爭、反思權威，重新思考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世界沒有因此變得完美，卻從此不再完全一樣。那個「嘻皮潮流」後來也隨著時間而慢慢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