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973年，我在西非的象牙海岸服務。那是一段既遙遠又鮮明的記憶。當年年輕的我，帶著滿腔熱血從台灣出發，以為世界再大，也不過是換個地方工作罷了。可沒想到，真正難熬的不是炎熱的氣候，也不是艱苦的工作與生活環境，而是「寂寞」。

  那時候沒有網路，沒有手機，也沒有地方可以打國際電話。就算找到能打的地方，費用也貴得嚇人，一通電話的代價，幾分鐘的通話費相當於台灣半個月的薪水。信件是唯一能與家鄉聯繫的方式，我常在夜裡寫信，然後第二天送到郵局，寄一封「航空信 air mail」回台灣，至少要等上一個星期信才會到達台灣，最快半個月才能收到回信。信封上那一排紅藍相間的邊框，如今想來，仍像是連接兩個世界的細細橋樑。

  在非洲那段日子裡，感覺夜晚特別長。宿舍外是靜止的空氣，只有遠方的蛙鳴偶爾響起。雖然「海外會」每個月會寄來一箱的雜誌，但很快就看完了，寄來的報紙，但都是已成為歷史的新聞，因為我被借調到象國與歐洲共同市場成立的「稻米公司」服務，連聽見母語的機會都很少。夜裡，那種「靜」與「寂莫」是會滲進骨頭裡的。那種「欲哭無淚」的感覺沒有真正遭遇過的人是難以體會的，寂寞它不是突然而來的，而是一點一點堆積起來的，從黃昏的餘暉，到深夜的孤燈，從寫信時的筆觸，到等信時的無奈。

  有時我會想起古人是怎麼面對寂莫孤獨的。記得有人說過一個故事：有位寡婦，因為太寂寞了，每天把一籃豆子倒在地上，再一顆一顆撿回來。她不是為了什麼，只是為了讓時間一點點的渡過去。那樣單純的動作，或許正是對抗寂莫孤單最原始的方式。在異鄉的我，也做過類似的事。寫寫信、寫篇文章、整理資料，有時只是坐在桌前反覆抄寫文章。那些單調的動作，像是一種自我安慰，也是一種陪伴。

  後來我才慢慢明白，古人之所以能在孤獨中活得安然，是因為他們懂得「與自己相處」。王維說「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蘇軾說「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陶淵明在菊花叢中找到歸屬，李白的「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他們其實都在說同一件事：當你能與寂寞孤單和平共處時，它便不再是敵人。

  如今距離那段歲月已過去半個世紀了，但那份「寂寞的重量」仍留在記憶裡。它沒有消失，只是變得溫柔了。當我回想起那片橘紅色的非洲土地、那封飛越萬里的信件、那盞昏黃的燈光，我知道那份寂寞，其實塑造了部分今天的我。

  在那個沒有手機、沒有網路的年代，寂寞是生命的一部分。而在今日這個資訊充斥的時代，能靜下心、聽聽寂寞的聲音，也許反而成了一種奢侈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