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羅柏‧卡普蘭的《地理的復仇》，《伊朗樞紐》的這一章裡，有許多可以幫助破除我們特定、受西方媒體形塑的成見。

比如說，伊朗人口近八千萬，是中東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而且，它把人口增長率控制在1%以下，全國人口只有22%低於15歲，識字率和教育程度都名列前茅。因此，伊朗的人口──不像多數中東國家眾多低素質低所得的年輕人口，是資源，不是負擔。

因此，除了地理位置及能源資源之外，伊朗的人口素質，也是它成為全球地緣政治的根本因素之一。

還有英國歷史學者麥可‧艾克思沃斯 (Michael Axworthy) 所謂的「伊朗思想」。依照他的解釋，它不僅涉及文化與語文，也涉及到人種和領土。他指的是，伊朗是文明的吸引者，有如古代的希臘和中國，吸引其他民族和語文進入它的語文圈：軟實力的精髓……達利波斯語(Dari)、塔吉克語、烏爾都語、印度語、孟加拉語和伊拉克阿拉伯語，全都是波斯語的不同變形，或是受其重大影響。這也代表說，你可以在巴格達到加爾各答之間，近四千公里的距離內旅行，仍留在波斯文化範疇之內。

而伊朗20世紀80年代的伊斯蘭革命，它的內涵也出乎我們的意料。這「波斯！詩人與玫瑰的國度！」(詹姆斯‧莫瑞爾語)，比起阿拉伯世界在冷戰初期和中期的動盪與革命，伊朗1978年至1979年所締造的革命政府，其活力和現代性最為引人注目。

卡普蘭認為，這可以直接上溯到古代阿契美尼德帝國時期的傳統。不論是從居魯士大帝到馬哈茂德‧阿赫瑪迪內賈德 (Mahmoud Ahmadinejad，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第六任總統，任期由2005年至2013年) 的帝國之活潑──調度指揮遍布黎巴嫩、加薩和伊拉克各地恐怖分子組織從黎巴嫩至阿富汗的才智，或是其什葉派教士所寫的政治思想與論文；或是官僚體系及情治機關在取締異議分子時所表現的效率。德黑蘭政權的政府結構，又有分散的權力中心；它絕不像鄰近的阿拉伯人獨裁政府的粗糙獨夫統治。

奧利維‧華告訴我們，伊朗革命的「創意」是傳教士和伊斯蘭主義知識分子結成同盟：

什葉派傳教士對非伊斯蘭文獻的開放程度，是遜尼派 (阿拉伯人) 烏理瑪學者(ulamas) 比不上的。教士們博覽群籍 (包括讀馬克思和費爾巴哈的作品)；他們之中有些人很像耶穌會或道明會神父，因此他們能結合清晰的哲學統攝和嚴峻的證辯法理……什葉派傳教士的雙重文化非常驚人：高度的傳統主義………卻又非常開放接受現代世界。

事實上，就是這種相對先進和現代主義的力量，使得「什葉派的想像」「更容易與革命理念調和」；反過來，革命理念會要求歷史意識和社會正義與殉道精神結合。……伊朗的穆拉 (按，宗教領袖們) 熟諳黑格爾和馬克思，他們的道德優越性建立在了解歷史的目的這個基礎上，不同於阿富汗聖戰士的保守主義，或阿拉伯世界令人窒息的軍人政權，1980年代革命的伊朗和尼加拉瓜的桑定陣線、南非的非洲民族議會以兄弟相待。遺憾的是：伊斯蘭教士統治近年來已淪為純粹強力鎮壓——這是疲憊的政府進入其衰退的、布里茲涅夫型階段的跡象。

除了土耳其和以色列之外，伊朗的國家機關比起大中東任何國家都更強大且組織嚴密。伊斯蘭革命並沒有瓦解伊朗國家機關，反而增添其革命色彩。政府維持全民選舉權、實施總統制。(不過伊斯蘭教士和情治機關在2009年的大選明顯作弊、濫權。)

卡普蘭說：地理決定了伊朗將是大中東和歐亞大陸趨勢線的樞紐；它可以決定伊朗會如何發揮、扮演樞紐的角色，但它不能決定伊朗會為了甚麼目的發揮樞紐的功能。

這個，會由「人」來決定。卡普蘭想像的是：西元前3世紀到西元3世紀，統治「大伊朗」的帕提亞帝國 (按，就是中國史書中的「安息」)──「代表伊朗的最高智慧，承認、接受，與寬容他們治下各種文化的複雜性。」帕提亞帝國非常去集中化，是強大的文化語言勢力圈，而不是截然分明的國界式控制圈。

就像今天的伊朗，教士神權政府固然強大，但民間部門也很強悍。當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浪潮和教士神權政治的正當性退潮時，我們或許可以期待一個涵蓋阿富汗西部、塔吉克，甚至庫德、土庫曼、亞塞拜然等民族地區的「大波斯」或「大帕提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