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講了一個「副署」的案例：

(宋太祖)建德二年，恰逢三個宰相相繼去職，太祖欲派趙普為宰相，但皇帝詔敕一定要經宰相副署，此刻舊宰相既已全體去職，一時找不到副署人，該項敕旨，即無法行下。

宋太祖乃召集群臣會商辦法，當時有人獻議說：「唐代皇帝曾有一次下敕未經宰相副署，此在甘露事變時，當時前宰相已死，皇帝臨時封派宰相，即由尚書僕射參知政事者蓋印，今可仿此方式辦理」，同時即有人反對，謂「唐代甘露事變，雖曾用此方式，但為亂時變通權宜辦法。今大宋昇平，不應采此方式。」

如是再四商討，於是決定由當時開封府尹副署蓋印行下。當時宋都開封，開封府尹即等於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時之南京市長，恰巧當時開封府尹是趙匡義，又系宋太祖的嫡親胞弟，後來即為宋太宗；這才算完備了這一詔敕的法定手續。(引文終)

錢穆的本意，是想辯解：古中國的政治，不能說是絕對的專制獨裁──「根據這一點看，中國過去的政治，不能說皇權相權絕不分別，一切全由皇帝專制。」但可惜的是，大師自己也知，「副署」只是程序，充其量只能延緩延遲，使專制不那麼方便而已──「我們縱要說它是專制，也不能不認為還是一種比較合理的開明的專制。」

所以，「不副署」不能被認為是一種「制衡」，而以之混淆了「三權分立」的真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