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提高偏遠地區中小學的教育資源及教師的待遇薪資，落實公費師培畢業生至偏鄉學校任教。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下，讓弱勢清貧、偏鄉地區的孩子接受教育，幾乎是唯一能夠打破階級遺傳魔咒的途徑。因此教育的公平性更加應該體現在對弱勢學生的照顧、對偏遠地區學校資源的投入，提供偏遠地區學校與城市學校相同的軟硬體設施與師資水準，同時解決各種影響弱勢學生專心就學的因素，讓弱勢孩童能夠無後顧之憂地上學。

　當城市學校的教師甄選擠破頭、數千人搶數十個名額、錄取率有的甚至不到1%時，為何偏遠地區學校卻反而普遍缺乏專任師資與代課教師，甚至有的學校還把代課老師的徵選資格降低至大學相關科系畢業，最後只有一名中華電信退休員工應徵？為什麼偏鄉學校普遍不受老師的歡迎，甚至是找不到工作的流浪教師寧可放棄教職機會，等了一年後再拼一次錄取率極低的教師甄試，也不願到偏鄉學校去服務？

　到偏遠地區任教，老師必須面對交通安全的顧慮，長途舟車勞頓下來精神體力不濟，教學品質自然打折扣；此外，往返的車資也甚為可觀，進修研習更是十分不方便。住宿可能是個解決辦法，但在有限經費下，學校宿舍還必須要提供交通不便或家庭無法照顧的孩子們；即使經費足夠，拿來蓋教室、修校舍就來不及了，哪裡還能夠給老師蓋宿舍？

　偏鄉學校缺乏師資，最大的原因還是在於薪資待遇。許多學校為了因應「少子化」，未來很可能減班招生，因此改以「代課老師」代替「正職老師」，而一名正職老師的待遇幾乎可以聘請兩名代課老師。相較於正職老師至少是一年以上的長缺，代課老師卻只是三個月以下的短缺，以鐘點費計算薪資，每小時才260元，沒有年資也沒有年終獎金，在這種僅有城市老師一半待遇的情形下，生活、未來都沒有保障，請問還有誰願意到偏鄉學校任教？

　要照顧偏鄉學校的弱勢孩子，首先就要提高偏鄉學校老師的待遇。我們主張「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政府應該有魄力地讓偏鄉學校老師的薪資待遇比城市老師高出1.5至2倍，並提供宿舍出租給老師；同時恢復師範學校公費生制度，公費生招收時必須限定家境清貧、家庭困苦的學生，並簽約在畢業後立即到偏遠地區學校任教至少四年，四年約滿後可優先輪調至都會區的學校。

　這些老師除了平時上課教學外，還可以利用課餘時間主動關懷了解學生的家庭與經濟環境，並回報給政府有關部門，在相應的配套措施下，提供清貧、弱勢學生急需的學雜費減免、獎助學金與生活費補助，從根處解決弱勢學生因問題家庭或經濟貧困而衍生出輟學、青少年犯罪等社會問題。

　這是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問題，也是手握教育資源大餅者的良心問題。即使這些政策都需要錢，但這些錢絕對花得有價值、有意義，而且對台灣社會的長遠發展肯定是穩賺不賠。我們懇切地呼籲政府提高偏遠地區學校的教師薪資待遇，並建立公費生至偏鄉學校任教的制度。相信在這種制度下，定能夠培養出飲水思源、滿懷教育理想、願意長期在偏鄉地區「蹲點」的偉大老師！

七、建構學雜費分級制度，富家子弟繳交高學費，極清貧子弟全額補助學雜費。

　台灣的教育有一個極為怪異的現象，那就是有錢人家的孩子念學費便宜、排名前端的公立學校，窮苦人家的孩子卻要念學費高昂、排名後端的私立學校。為了負擔高昂的學雜費，再加上為了讓孩子不落人而將其送去補習的費用，於是家長只能加倍努力地賺錢，學生也必須利用課餘時間打工，無法參加更多課外活動。於是清貧家庭等於必須為孩子繳交三份學費：一份是學校的學費（還比公立學校高出將近兩倍）、另一份補習費，還有一份是所得稅，這是被政府徵收、拿去讓富家子弟就讀廣受政府補助且學費低廉的公立學校！

　為什麼？即便在資本主義最為發達的美國，公立學校都是給經濟相對不那麼寬裕的學生，而有錢人家則大多選擇負擔鉅額學費去就讀私立名校，為什麼台灣卻是反其道而行，讓窮人付錢來給有錢人的孩子唸書？社會的公理究竟何在？

　如今經濟不景氣，失業率節節攀升，多少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了，私立學校畢業的學生普遍也很難找到薪資在一定水準以上的工作，一個月2萬元到2萬5千元的薪資，扣除房租、水電、交通、伙食、網路、電視以及其他零零總總的開銷，然後每個月還要支付就學貸款的利息與本金，收入和支出能夠打平就已經不錯了，根本別妄想能夠存多少錢。被政府視為「德政」的就學貸款，似乎能夠讓學生無憂地完成學業，並以極低的利率讓學生在畢業後再行分期還款，但實際上卻是讓清貧學生陷入貧窮與債務的無限循環，階級果然真的會遺傳！

　每年六、七月時，就是各大學蠢蠢欲動、紛紛傳出調漲學雜費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學校為其漲價政策辯護，原因在於物價、水電費提昇，相應地必須調漲學雜費來反映成本。而學生與家長則一口同聲地反對，「反高學費聯盟」成員們的身影與抗議的標語不時就會出現在街頭。然而學費不漲，學校辦學成本負擔將越來越高；學費如果調漲，苦的卻是「M型社會」左端貧困的學生與家長。難道就沒有第三條解決問題的方法嗎？

　在當前台灣公私立學校相對優劣程度與排名現象無法即時扭轉的情形下，我們主張應建構「學雜費分級制度」，也就是依照家庭所得高低，讓富家子弟繳交相對較高的學雜費，讓中產階級家庭繳交相應程度的學雜費，至於社會最底層、極度清貧弱勢的學生，則全額補助其學雜費，同時提供數量與金額都充足的獎助學金提供給清貧且學習優良的學生。

　「學雜費分級制度」是從體制內結構面入手，依據家庭經濟能力決定學費額度，讓富有的家庭協助清貧的學生能夠順利地上學，這是社會公義的展現，是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政府應當把魄力與決心展現出來，不要再讓舊有的學費制度繼續「劫貧濟富」！

八、擴大「繁星計畫」，勿使「多元入學」成為「多錢入學」。

　多元入學的目標，是要透過多元的入學管道，紓解學生的升學壓力；同時申請、推甄透過書面審查可以了解學生在學業已外的活動經歷，以及透過面試則可以直接測試學生的思考與應對能力，會比以往單純只有筆試的聯考或指定考科，更能夠檢視出學生的性向與能力是否適合該校科系的課程。

　值得肯定的是教育部自2007年全面實施的「繁星計畫」，以及後來中山大學自辦的「南星計畫」，以類似推薦保送的方式，針對每所大學的三個類組學群，每所高中可以分別推派成績最優秀的三位學生，讓非明星高中、偏鄉學校的優秀學生不因為城鄉差距、教育環境弱勢的影響，也有機會可以就讀總數共25所的優質大學，同時也促使高中教育正常化、就學社區化，達成平衡城鄉高中發展。

　2007年繁星計畫首次實行，有40所偏遠地區弱勢高中職學生，破學校紀錄考上12所頂尖大學；以台大為例，則6所過去3年從來沒有考上台大的高中；而以清大為例，則有10個縣市考上該校的學生，其家庭平均收入低於全台灣的平均值，顯見繁星計畫確實為偏鄉學校的優秀學生提供了升學圓夢的管道。今年3月繁星計畫放榜後，我們也看到多所非明星高中與偏遠地區學生入榜；至於今年4月底放榜的「高職繁星計畫」，也傳出多所私立高職與夜間部半工半讀學生上榜。

　儘管繁星計畫在實行過程中，曾傳出類似常春藤高中竄改學生成績、偽造文書的弊案，但該計畫立意良善、成效尚稱良好，對縮短城鄉差距做出了成功的實驗性貢獻。然而，今年的高中繁星計畫僅招收1,463個名額，比去年1,742人足足少了300個名額，不進反退；而高職繁星計畫雖由4校250人增加為今年的11校590人，但名額仍然過少。

　我們呼籲應該更加擴大高中及高職繁星計畫的招生名額，各大學科系應增加錄取人數，或是增加、保障偏鄉學校學生的名額，同時每所高中也不應限定只能推薦三名學生至一所大學，讓更多偏鄉及弱勢的優秀學生在「多錢入學」的管道之外，能夠透過繁星計畫進入理想的大學。當然，我們必須特別指出，繁星計畫的擴大實施只能部份地矯正台灣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城鄉差距過大的問題，治本之道仍然應回到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

結語

　中國自古從至聖先師孔子以來，對於教育便有最基本的兩個理念：「有教無類」與「因材施教」，這兩者強調的便是要讓每一個學生都有受教育的機會、一個孩子都不放棄，以及對不同資質、性向、能力的學生採取相適應的教學方法與內容，簡言之就是實踐「教育機會的公平性」以及「教育方法的適才性」。

　教育機會的公平性，取決於教育資源的分配與升學考試的制度；而教育方法的適才性，則取決於師資的品質與師資培育的制度，甚至更取決於師範學校的辦學品質。而對於這兩個目標的最大支持，莫過於教育經費的實質投入。

　面對金融風暴的衝擊以及在世界舞台上逐年的邊緣化，若想重拾台灣的競爭力、讓台灣再度站上世界舞台，絕對不是靠台面上這些藍綠政客不斷操弄意識形態與族群分裂。危機就是轉機，當前經濟不景氣之下，政府更應當重視教育的投資，將人才培養視為經濟發展的最大後盾。台灣要向上提昇，還是向下沉淪，就在此一念之間。

　為政者若有遠見、有魄力、有決心，就應當傾全部之力、加倍投資於教育發展，兼顧「有教無類」與「因材施教」兩大原則，同時派出取經團前往世界各個教育成果卓著的國家取經，每年並定期檢討教育政策，邀集各級學校、學者、教師、家長、學生等代表，共商教育大政。若能如此，10年後、20年後，台灣所培養出的公民與人才，怎能不在世界發光？

　如果政客們不顧教育的百年大計，還是自顧地假民主之名、行圖利之實，那至少有一個意見我們希望政客們可以採納：那就是「教育部長」由全民公投票選，有資格投票者包括每一位學生，想當教育部長的候選人必須要在全民面前接受公開辯論。因為相較於任何一位政治人物，「教育部長」才是對我們下一代影響最為深遠的政務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