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曉得大家還記不記得許多年前在美國發生的一件事，有一位日本留學生聖誕夜去參加同學家舉辦的派對，找錯了人家，又聽不懂屋主要他 freeze 的警告，結果被打死了； 這件事後來鬧成美日兩國外交爭論，但到最後，那位屋主在法律前仍然被判無罪，那位日本孩子就這樣白死了。

同樣的不幸事件也曾在紐約發生，一位熱情的男孩子拿著一把花，從消防梯爬上高樓，打算從女友家的窗子進入，給她一個警喜，但就在他的頭剛露出窗檯時，女孩的父親以為是歹徒闖入，驚惶之下，把這位男孩射殺了；最後，女孩的父親也以自衛作辯解被判無罪。

這就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定律，要有自由，就必須有法治，個人要享受自由，就必須尊重別人的自由，換句話說，每一個人的自由界限就是不侵犯別人的自由，以尊重別人的自由為前提，否則就必須接受法律制裁。

這樣的定律放諸四海皆準，但就是在台灣行不通，因為台灣這個社會濫情理盲，喜歡和稀泥，總是強辭奪理責怪別人，而且還很聰明地找到許多藉口來掩飾不法的行為，作為破壞社會秩序與和諧的理由，絲毫不覺羞愧地違反道德、公理、正義，以誇張、誣蔑、狂妄的訴求展現個人英雄主義。

於是，攻占立法院、行政院，包圍中正一分局、交通部，乃至任意占據街道、公共場所，都可以用「路過」、「依循公民不服從法理，採取具體行動挽救已陷險境的民主憲政」、「沒有計畫，只是一時氣憤才衝入」、「被別人推擠進去」這些歪理或陳腔濫調推卸責任，明明在電視鏡頭前像紅衛兵似地打砸破壞，到處塗鴉，事後卻一口賴掉，倒過來責怪媒體不公正，指責警察暴力。

更可笑的是原本被人民選出來為國家立法，建立社會秩序的立法委員，以及那些宣誓捍衛神聖法律的律師，竟然在暴徒攻占立法院時，跟負責執法的檢警言員對著幹起來了，他們守著出入議場的門，以保護學生為名，防阻警方驅離攻占立法院的那群人；這大概是全世界都難得一見、絕無僅有的畫面。

動輒攻占官署或走上街頭的這股歪風似乎像傳染病一樣越來越擴散開去了，以至於稍有不爽，動不動就帶頭衝進公署，打砸發洩憤怒情緒，以歇斯的裡的呼喊作自以為是的要求，認為這樣一鬧就可以達到目的，認為這樣不法的集會或衝撞就可以迫使政府低頭讓步，滿足他們的勒索。

這樣的錯誤行徑就某種程度而言，是政府縱容、姑息、輕忽所造成的；公權力一碰到政治力的介入，就完全失掉了效力，每一次執行了公權力後，都要追究是誰作的決定，誰下的命令，誰該下台，完全不顧執行公權力是否允當與合法。

就拿非法集會這件事來說，鬧到現今，也只能由警方舉牌警告而已；在美國跑過新聞的人都知道，這種事若發生在那個民主國家裡，警察早就用棍棒驅散非法集會的群眾了，即使是經申請獲准的集會或示威行動，也必須在警方規定的範圍內進行，有誰膽敢走出那個範圍，不是當頭挨上一棒，就是被扣上手銬，扔進了警車後座。

前些日子在一場座談中，新聞界代表要求今後在任何集會、示威場合，劃出「採訪區」，讓記者免於在採訪中受到攻擊，或因場面混亂，無法執行採訪任務，那樣所謂的「採訪區」也曾在美國見過，在一般情況下，所有的電視攝影機都必須架設在室內或室外的一個定點，文字記者則在另一個妥適規劃的範圍內採訪，問題是台灣的各媒體記者真的都會遵守那種遊戲規則嗎? 不濫用媒體的特權嗎?

談到特權，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學生、勞工、弱勢族群已變成了各種抗爭、各種集會遊行或示威行動的「護身符」，彷彿只要戴著那頂帽子就可以不顧法律，任意妄為，隨意破壞或製造動亂，瓦解社會秩序，一旦要求不遂，就要率眾衝向總統府，這種行為在一名男子駕駛卡車撞入總統府後，似乎已蔚為風氣。

大家也許還記得，不久以前，有一位婦人帶著孩子駕車企圖衝進白宮，結果並不因為只是一位女人，危險性低，白宮警衛仍然將她射殺。這件事也曾在若干電視談話性節目中被討論，一般認為，在台灣當前的政治環境裡，總統府警衛如果開槍阻止暴徒衝撞總統府，就算沒有打死人，恐怕也會弄得沒完沒了。

這樣下去，台灣似乎真像一位名嘴所說: 正走向淪亡，若愛台灣，若要救台灣，不知司法單位可不可以硬起來，告訴人們: 「就算是路過，也不可以任意闖進公署或包圍警察局」、「就算不是故意的、沒有蓄意、一時氣憤，也不可以做任何犯法的事」呢? 能不能昭告眾知，不管什麼人，都不可有違法行為，誰敢犯法就必須受到法律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