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3.25
大約30年前，為了要不要將名目利率扣除通貨膨脹率之後的實質利率降到負值，經濟學泰斗
如今國內又針對利率上限是否降低，展開另一場論戰；這一次干戈相向的，是掌握立法大權的立法院司法與法制委員會，面對利害直接攸關的銀行業者及站在專業立場的學者專家們。看起來這好像是秀才遇到兵，有理的碰到了有力的，除非蠻不講理，立委們看似會敗下陣來。但若肌肉下面還潛藏著智慧，則銀行業就只好俯首認命。
銀行與學者振振有辭地說，任何理性的政府都不會肆意干預價格，否則後患無窮。他們又指出，發卡機構其實在為弱勢者背十字架，若不是那些信用不佳者可以靠刷卡取得一筆高利資金，勉強度過難關，就會逼得投向地下錢莊的吸血鬼，承擔更無力償還的高利貸。後面這個理由尤其鏗鏘有力，許多對20％高利率頗有微詞者，為了顧忌這一群可憐人，也只好委曲求全。
但這卻是一個天大的錯誤，信用卡與現金卡根本就不是對信用不佳者的貸放工具，它們的使命就像雜貨店短期賒借一樣，是在方便消費者緊急的資金融通，使消費行為可以順利進行；一旦銀行將它們當作發放高利貸的工具，緊急融通的功能就大打折扣。試想，常用雙卡緊急周轉消費支出的人，一有不慎就接到20％的循環利息帳單，刷起卡來豈不戰戰兢兢，隨時都要為一時方便付出高昂代價！
在任何一個上軌道的國家，短期信用都有專門承作的機構，衡度借款人的信用及風險，索取高低不等的利率。就這樣的機構而言，我們反而應將利率上限提高到20％以上，才能容納更多處於經濟弱勢的貸款者。但我們的「融資公司法」還留在立法院的抽屜中等待撥冗審查；借款者求貸無門，不得不出此下策，靠發卡機構的馬虎找出一條出路。可是發卡機構一點也不馬虎。發卡時他們已先過濾掉高風險的申請者，風險本已不高；在索取利息時，則全體低風險客戶也不分青紅皂白一律高利收費，在弱勢者的保護傘下，白花花的銀子滾滾而來，這正是3年前銀行瘋狂發卡的源由。
因此，立委們要先讓融資公司設立，將這個擋箭牌拿走，再談雙卡利率方師出有名。
＊紀律是經濟成長的根本！＊
1985.2.27
編者按：行政院長俞國華，昨日在立法院第七十五會期第一次會議的口頭施政報告中強調，經濟紀律才是經濟建設的根本。俞院長指出，今天我們為了維護國家經濟的根本，寧願忍受經濟成長的短期緩慢，而必須重振經濟紀律，厚植經濟力量，然後經濟才能正常發展。俞院長此一宣示，咸信是政府當局，針對時弊，全盤整飭經濟紀律的政策先聲，本報特訪專家學者，請他們對經濟紀律重整的意義，作進一步的闡釋。
中國時報與工商時報舉辦了一項以「五鬼搬運」為題的大辯論。辯論的一方是以蔣碩傑、費景漢為首的國外經濟學者；另一方是由王作榮為首所組成的國內經濟學者，外加王永慶為首組的企業代表。當時，台視對這場大辯論做了實況轉播。
王作榮認為要依照時間的演變來慢慢修，並認為先研究國外先進國家的做法，但蔣碩傑認為要立即修法，並全面性的制定一套完整法律(包含其實行細則)，並應以本國內地經濟的特性來制定。
經濟發展的快慢，與經濟秩序和紀律並沒有必然的關係。經濟發展得快，一個社會由落後轉換為進步的速度也必然較快，假定在這個過程中會發生經濟秩序混亂或者紀律鬆弛的現象，主要原因還在於政府所制訂的法律、規章未能適應發展速度所致。
以日本為例，他們過去的經濟發展速度比我們要快得多，但是日本的經濟紀律仍能維繫，並未因此而廢弛紊亂，這就是因為日本政府能夠靈活調整它的制度、法令，以適應新的發展情勢需要。
因此，今天我們要整飭經濟紀律，基本上還是依賴觀念和制度的改變。換言之，如果我們適應發展的觀念與法令規章，仍然僵硬不變，不能因時因地制宜，那麼，商業秩序的混亂現象，勢將無法有效匡正。
研究先進國家發展經驗
把這個體認落實到今後經濟政策，應孩怎麼做，才能算適應新的發展需要呢？我認為財經部門應該深切研究其他比我們先進國家的發展經驗，再根據他們在每個發展階段中，應對經濟現象和問題所提出的解決辦法，以為參考，適時修改我們的制度、規章。更進一步，則可比照開發社區之前先修築公路的作業方式；政府預估某一段時期所能達致的發展階段，針對當時情勢需要，先修改或新訂律法加以配合。如此，不但能避開經濟紀律逐漸鬆弛的隱憂，就促進經濟發展而言，亦能產生加速效應。
俞院長宣稱要重振經濟紀律，以維護正常經濟發展，當是針對現實狀況而言。果若經濟紀律與經濟成長兩者不可兼得，我們寧可暫時犧牲短期成長，也要維護紀律。但，深入分析，亦可明白，爾後主管單位若能對未來經濟發展可能產生的問題，預為規劃，採取較有彈性的措施，經濟成長與經濟紀律，應可兼得而不悖。
一國經濟紀律的廢弛，不唯正常的經濟發展會遭受打擊，而且許多投機取巧，不以正道謀利的商人都將紛紛坐大，這種腐惡的現象，將嚴重傷害到善良大眾的生活以及社會公義。因此，匡正不良的商業習氣，重振經濟紀律，巳成為今日我們能否突破經濟發展瓶頸的重要關鍵所在。
關於經濟政策是應自由化還是干預化的辯論。蔣碩傑主張讓利率匯率逐步自由化以活化經濟，而王作榮則是主張政府採行低利來輔助工業發展。一個是自由經濟體制，一個則是政府獨大的體制、以為所有的錢都是屬於政府的，所謂「蒼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的思想就是此類，絲毫不認為人民可以自己做主。幸好當初王作榮的主張沒有被採用，否則，當年維持低利率的台灣，存在國外比投資國內還有賺頭，資金在全球化之下可能早就跑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