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已經對談了好幾回了,這一次該來圍繞“文學”這一命題談談了。通過談論各種文學作品,我想可以互相了解各自的文學觀和人生觀。
金庸:我們二人愛看類似的書,相信主要是由於個性的相近,雖然還談不上是真正的“知己”,但可以說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吧。愛喝酒的人容易成朋友,愛看相撲、拳賽、足球、棒球、排球的人也各自易交朋友。個性接近,便會有共同的愛好。我們在青年時代愛讀冒險、鬥爭性強的英雄故事。相信在我們性格之中,都有一種喜歡行動的積極性,同時對於困難和打擊不肯輕易屈服。
池田:是啊,所以如以我的“青春時代之書”舉例,則應該是《布魯達庫英雄傳》吧!
金庸:嗯,但為了青年讀者,我看應該稍加說明一下!《布魯達庫英雄傳》英文的書名叫做《希臘羅馬高貴人物記》(The Lives ot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是英國諾斯爵士(Sir Thomas Vorth)從亞米奧(Amyot)的法文譯本轉譯的。原作者布魯達庫(Plutarchos)是希臘人,原作是用希臘文寫的。諾斯爵士的譯本雖非英文中的最早譯本,但他的譯文極好,富於戲劇性,文筆華麗,直到今日仍為人廣泛閱讀。莎士比亞採用了這部譯本中的幾篇傳記:凱撒大將、安東尼和克麗奧派屈拉、雅典人第蒙、考里奧拉納、伯利克里斯。由於諾斯爵士的文采,莎士比亞的戲劇中有好多段地白直接引用諾斯的譯文,只稍加潤飾而已。
池田:日本也一樣,只要提起這些聽過名字的英雄,馬上會想起許多。日本大概是在1952~1956年間,由岩波書店刊行此書的全譯本,是由河野與一先生翻譯的。
金庸:這部書原名《對偶傳記集》(Bloi Paralleloi),那是一對一對的傳記,寫了一位希臘英雄,再寫一羅馬列英雄。列出兩人的功業事蹟、地位、性格類似之處,然後作一番評論比較。一共有22對英雄人物,另有四篇獨立而不對偶的傳記。諾斯的譯本先敘述希臘的開
池田:此書被介紹到日本及中國是稍後的事,其對歐洲文學及歷史所產生的影響則無法估計。
金庸:是的。這部著作對後世的文學和歷史影響甚大,它把希臘、羅馬列傳說的或真產的偉人生活很讕細地描繪了出來。由於作者注重對比,往往待別提出兩個英雄之間類似的情況來加以強調:同時作者重視道德和品格,不重視豐功偉業的本身,因而這些偉人更加顯得有血有肉。這書對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很大,其德文譯本為歌德、席勒、貝多芬、尼采等人所愛讀。
池田:說到《布魯達庫英雄傳》的魅力,您特別指出把英雄作為真實的“人”來加以描寫。對此我深有同感。19世紀的歷史主義出現以來,由馬克思主義開始的各種歷史觀,過於追求歷史的法則性或必然性,對於創造歷史不外是人這點道理,就容易被忽視。一言以蔽之,也即是“不重視人的存在”!這樣的歷史教科書所灌輸的東西實在是毫無趣味可言。將“人”擱在一旁,除了顯示出現代歷史觀和世界觀的破綻,不也是經歷了20世紀宏大實驗失敗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實況嗎?所謂“歷史的必然性”這句話,在20世紀中常常出現,但是認為歷史將會如其所料般發展,而且人能預知歷史的過程,這其實是一種傲慢的態度。如果抱這種態度,則是一種以外在因素來決定一切的決定論,那就太簡單了。說得苛刻一點,在那種思想裡,人的獨創性、主動性,所謂“努力”,一切都成為無甚意義。如果追究到底的話,人就會變成怎樣也逆轉不了命運,怎樣做也徒勞。在這個意義中,“唯物決定論”的馬克思主義和“唯心決定論”的佛洛伊德學說,可以說是20世紀的兩大思潮之象徵。
金庸:馬克思認為生產工具與生產力的發展,造成生產關係改變,引發階級鬥爭,由此而推動歷史進展。人類歷史從原始共產社會進步為奴隸社會,再進化為封建社會,然後是資本主義社會,下一步必定是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是經濟發展。經濟和生產是社會變化的根本,這個原則我是十分信服的,確是馬克思天才的獨要理論。不過也有人不同意他說得這樣百分之百年確定。英國大哲學家羅素,就曾在《自由與組織》一書中,以輕鬆的例子提出異議。他說,馬克思關於歷史的理論是過於確定了。事實上,當兩個巨大的力量互相對立而相持不下之時,一股小小的力量就可以改變歷史。歷史不能說是必然的,其中充滿了偶然的因素。【1】1917年,俄國政府被推倒了,列寧要從德國回俄國去。如果當時負責批他出境證的移民局長由於消化不良而脾氣不好,本來要批“准許”的,忽然氣衝衝地批了個“不准”。列寧不能回國,不能領導十月革命,蘇聯的歷史不免全部改寫。【2】如果當年在伐爾密戰役中指揮普魯士軍隊的統帥不是這麼糊塗昏庸,普軍極可能一舉將法國大革命摧毀了。再舉一個極端假定,【3】當年英王亨利八世若不是因愛上了美女安布琳(Anne Boleyn)而與羅馬教皇決裂(亨利八世要求教皇宣布他的第一次婚姻失效,以便娶安市布琳為後,但教皇不允),美國可能根本不會出現。英國與羅馬分裂後,不承認教皇將美洲分贈給西班牙與葡萄牙。如果不是由於英王的一樁情史,英國一直信奉天主教,羅素以為,“美國今天可能仍是拉丁美洲的一部分,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羅素的理論與例子,容易了解,另一位英國大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 R‧Popper)的理論就相當艱深,他的名著《歷史命定主義的貧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只不過一百多頁,但我研讀此書所花的時間精力,超過了閱讀他另一部更出名的兩大本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歷史命定主義的貧困》一書,以哲學理論與邏輯推理證明歷史是不可預測的。其中偶然的因素太多,人性不能用科學方法來測量,所以歷史的將來到底如何,難以提出科學性的可靠預見。羅素與波普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英國哲學家,重視邏輯與數學推理,與馬克思所主張的歷史唯物主義大不相同,因此有相反的結論。平心而論,羅素所舉的例子雖然有趣,卻也難以令人完全信服。其實馬克思義者重視生產力和經濟因素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主力,但也十分重視“人的作用”。如說歷史發展純粹由於物質而忽視人的作用,那是機械唯物論,這也是辯證唯物主義所反對的。中國理論界曾有“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的辯論,結論是兩者互相作用而推動,不可缺少其一。我傾向於相信,1917年初列寧如果不能回到俄國,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還是會成功的,不過少了列寧的領導,結果未必如此圓滿而已。當年英國如果不脫離天主教,北美洲殖發地中的13州等等由教皇送給了西班牙。西班牙的殖民地中的13州等等由教皇送給了西班牙。西班牙的殖民統治比英國更加腐敗落後,北美13州經濟發展,強有力的資產階級興起,還是會發動獨立戰爭而成功,建立美國。不過英王亨利八世如不上安布琳,沒有立她為後而生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英國的和歐洲的歷史不免會相當不同,今日北愛爾蘭或許沒有新舊兩教居民的嚴重鬥爭了。波普是強烈反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他的攻擊歷史命定主義是當然之義。
池田:然而,《布魯達庫英雄傳》的英雄們,卻充滿著那樣動人的人性魅力。小
金庸:是,中國有一句老話:“英雄見慣亦尋常。”






